【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9月18日上午10时20分，毛泽东的专列停在长沙南郊大托铺。湖南领导人黎原、华国锋、章伯森应召来到专列上谈话。毛泽东一边和他们握手，一边问：
　　“有什么新闻呀？湖南形势怎么样？”
　　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原47军军长黎原说：
　　“湘潭问题基本解决了，不过，保守组织下边的工人有5万多，数量比较大。”
　　毛泽东说：
　　“要好好做工作争取他们，他们有这么多的工人，对他们的头头就尤其要政策恰当。工人阶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要分为两大派呢？两派之间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华国锋说：
　　“下边有些县城还比较紧张，还在打仗。”
　　毛泽东说：
　　“打一仗也好，将来一旦发生战争，有经验了，不会慌。是不是这样？”
　　杨成武说：
　　“是这样的。我们闽西的农民部队刚刚改为红军3纵队时，兄弟部队送我们3句话，说是：行军走不动，吃饭打冲锋，枪响发妖风。”
　　毛泽东说：
　　“农民进城，很多县去一去也好。现在他们动员农民进城，每天15到30个工分，有的一天给100元钱，打死了作为安葬费，没打死就白拿了。他们是用这个办法动员农民进城，和成武那个时候不一样。”
　　黎原说：
　　“常德保守派进攻常德城，经过说服以后撤退了。结果左派又报复，向农村反过来进攻，打死几十个农民。农民就又向城里进攻，后来我们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将农民说服回去了。”
　　“好，这个好。农民并不总是保守。”毛泽东说完，转向华国锋问：“有一个毛华初和高凯，就是毛泽甫，他们怎么样？”
　　“都还好。”
　　毛泽东又转向以敢字当头而闻名的章伯森，说：
　　“以后你反张平化，你同军区顶。‘工联’没有后台是不行的。”
　　章伯森说：
　　“‘湘江风雷’一派掌握实权的是张家政。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军少校军医，有许多会他父亲都来参加了。现在‘青年自卫军’、‘孙大圣’、‘井冈山’等都退出了，只剩下十几个一般的组织。叶冬初是湘派里的另一派，实权不如张家政。”
　　毛泽东说：
　　“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我看保派是上面有人蒙蔽了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湘潭那么多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对他们的头头，要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干部大多数是好人，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错误被群众斗了的，向群众检查了就完了嘛，不要揪住不放。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过宽了不好。对干部，除了投敌、判变、自首者外，过去十几年、几十年总是做过一些好事吧？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不要侮辱。你们可以告诉造反派，要加紧学习，对造反派也要加强教育，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青年人不要性急。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缺乏民主作风，不平等待人，打人骂人拍桌子，把我们的传统搞乱了，把我们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搞乱了。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两派都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黎原说：
　　“‘九•五指示’大家都很拥护。群众开始想枪，抢枪，抢到枪后又怕枪，怕被抢去枪，枪就变成个负担。”
　　毛泽东说：
　　“群众运动有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解放军有40多天不敢拿枪，解放军不仅‘四不’，还有‘五不’呢！不敢拿枪！过去军区设巡逻队是示威的，结果没威信了。”
　　黎原说：
　　“浏阳现在有1千多带枪的保守派组织，是副省长孙国治带着跑到那里的。”
　　“他身体不好，何必斗得那么苦。问题是军区错了，影响他们，他们又影响军区。”毛泽东说完，问华国锋：“农业生产怎么样？”
　　华国锋汇报说：
　　“农民照样种田。今年可产粮250亿到260亿斤，去年产230亿斤。今年棉花可产180万担，去年是150万担。”
　　毛泽东高兴地说：
　　“地委、县委级都瘫痪了，现在照样种田。什么农口、农业部、农垦部，什么宣传部、组织部、文化部、高教部，都不起作用。我们是有意识的叫他不起作用。过去是庞大的组织，还有坏人，如薄一波、安子文在领导，还有公检法，没有他以为不得了，我一听到公检法垮台我就高兴！听说谢富治同志这次说了几句话。”
　　黎原说：
　　“湘潭军分区司令赵仁山不好，在北京还欺骗总理。”
　　毛泽东说：
　　“大多数要教育他们，其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开个会，实际上是训练班，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越压越是反抗。蒋介石压我们，我们就有了希望了，压出来几十万红军。不然，只叶挺1个团。以后自己又犯错误，打败仗，长征实际是被蒋介石赶出来的。你越摸不得，人家越要摸你。全国抢了30多万支枪，我看不多，民兵就有350多万支枪。”
　　黎原说：
　　“他们会造枪炮坦克等武器，这次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英雄所见略同，是一次很好的战备演习！”
　　正式谈话结束了，毛泽东问黎原：
　　“戈楷现在干什么？”
　　戈楷是毛泽普南下到湖南后改的名字。黎原回答说：
　　“戈楷在省科委任副主任。他是主席的侄子还是弟弟？”
　　毛泽东笑着说：
　　“不是侄子，是堂弟。他原来叫毛泽普，比我小20多岁，但论辈分我们是同一辈的，他的父亲叫毛麓钟。过去我们韶山只有一个秀才，就是戈楷的父亲，这个秀才是我小时候的塾师。”
　　黎原等人下车后，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长沙，驶向武汉。他交代杨成武说：
　　“这次要在武汉住几天。还住东湖梅岭1号。”
　　杨成武说：
　　“可以，政治形势已经基本稳定了。”
　　“我就怕4方面军出问题，结果还是出来个陈再道。你认识不认识曾思玉？”
　　“认识。”
　　“怎么认识的？”
　　“他原来在我们3团当青年干事，以后到1军团当侦察参谋，那时我们就相识。抗战时，他在晋察冀4纵队当副司令员。司令是陈正湘，政委是胡耀邦，副政委是王昭。那时我们已经熟悉。”
　　“这个人怎么样？”
　　“这位同志很好。打起仗来不怕他不勇敢，就怕他太勇敢。有机会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他就决不放过，一心要打。我打仗时，最担心他太勇敢暴露了我整个的战役意图。”
　　“哈哈，讲得好。”
　　“工作起来不怕他不积极，就怕他太积极。一个窗户、沙发、桌子、茶杯他也管，管得太细太多，下面有反映。”
　　“行啦，我了解这个人了。”
　　9月19日凌晨，专列进入武汉，毛泽东换乘吉普车要看武汉三镇的市容和大字报专栏。军区领导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希望他晚上去看。毛泽东坚持白天看，他说坏人总是极少数。他访问了工人，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毛泽东住在进了东湖宾馆梅岭1号。
　　毛泽东在处所与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到了他正在考虑的下一步部署，他说：
　　“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1月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
　　9月20日晚上，毛泽东接见了武汉军区新的领导班子和警备司令部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他问曾思玉、刘丰说：
　　“形势怎么样啊？”
　　曾思玉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后，毛泽东说：
　　“对百万雄师怎么样？整得太厉害了，这样不好。坏的只是一小撮头头，大多数都要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要给犯错误的人一条出路，包括陈再道。独立师的干部不要去揪，不要搞苦了。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话，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
　　毛泽东对刘丰说：
　　“不是有人要打倒你吗？”
　　刘丰说：
　　“打倒没关系。今天有人写信给我，要为百万雄师翻案，不翻案就没有好下场。署名狂人。”
　　毛泽东说：
　　“坏人总是极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广大群众是好的。”
　　关于体罚问题，他说：
　　“体罚，我最反感。你们是不是把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土豪的办法拿到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怎么行？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那样搞会脱离群众的。‘降落伞’是武汉的特产，‘燕飞’是王光美在桃园搞的那一套。”
　　毛泽东又说：
　　“文革搞1年多了，大概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明年的春天一定要结束，接着我们开‘九大’。我看明年秋季9月份开，至少后年1月份开。‘九大’，那些老同志老党员都要当代表。贺龙、邓**、乌兰夫等人都要当中央委员。贺龙，在延安我就讲过，他是2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要保护他。邓**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
　　他指指杨成武，嘱咐道：
　　“你要把这个话报告给总理。”
　　毛泽东顿了一下，突然说：
　　“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4个官衔，讨嫌。谁封我4个官呀？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你们不要宣传这个，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万岁，宣传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他见大家都非常严肃，不说话，就望着曾思玉说：
　　“曾思玉同志，你知道你的老首长怎么说你吗？他说你呀，不怕你打仗不勇敢，就怕你太勇敢；不怕你工作不积极，就怕你太积极。所以我讲了不少，叫你不要太积极，影响了整个战略意图。”
　　曾思玉嘿嘿笑笑。杨成武插话说：
　　“曾思玉同志，我跟主席说过，你想从东北调批干部到武汉。你刚到武汉，对武汉干部情况不了解，调些人来是需要的，但调人多了，恐怕就会有副作用。你已经调好几个人来了，行了，不要多调了。虽然用着随手，不一定好。”
　　毛泽东说：
　　“你的意见好，不调不行，调多也不行，副作用大。”
　　曾思玉说：
　　“武汉现在还有人打枪。”
　　杨成武说：
　　“除北京、上海没发生抢枪，还有内蒙、河北、山东、山西、甘肃、青海基本上没有抢枪，其它地方程度不同地发生抢枪。还有打枪问题，听说重庆打了1万多发炮弹，开始也不大相信，以后听梁兴初同志讲为什么打，怎么打的，都报告了主席。主席说好，这是个训练，战备演习。拿了枪炮，不打不过瘾。”
　　曾思玉说：
　　“在武汉有个造反派有几百条枪，白天晚上总打，天天打，打得人心不安。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叫他们不要乱打了，把他们带去靶场，每个人打一次靶，回来后，他们就再不打了。”
　　毛泽东说：
　　“湖南也是这样，这是个好经验。拿了枪不让打还行？打完了靶再上交。总之，干部问题，主要是用教育的方法，解放一批干部。干部有些是政治历史上有问题，如自首分子，投敌、脱党分子，叛变分子，三反分子，除了这些人以外，对广大干部要加以教育，组织他们集训，然后有的在这个地方不行，可以调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不可不教而诛，当然教过之后就更不可诛。”
　　9月21日上午8时，毛泽东对杨成武说：
　　“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就解决了。准备返京，部署工作，加速文化大革命的进程，解脱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什么时候走？”
　　“明天。在郑州停一天。”
　　9月22日凌晨，毛泽东的专列离开了武汉。
　　9月22日上午，河南省和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王新奉召来到停在郑州火车站一段道岔上的专列旁。刘建勋是摇摇晃晃、拖拖拉拉地登上专列，满不在乎地走进客厅，随随便便同毛泽东握一下手，不等让座，也没有客气寒暄，便大剌剌地朝毛泽东身旁的沙发上靠下去，两脚互相帮忙，漫不经意地脱下那双圆口黑布鞋，两只手捋起裤腿，露出毛茸茸的两条腿，身体一仰，两只脚两条腿都上了沙发，像北方老太太一样，盘腿坐到沙发上。车厢里毛泽东的那些随员们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毛泽东对刘建勋这种农民习惯似乎是司空见惯了，笑微微地问道：
　　“河南形势怎么样啊？”
　　刘建勋一边用手搓着脚上的泥，一边说：
　　“我们搞大联合，下边搞武斗，武斗搞得厉害。”
　　他在汇报到开封东郊的情况时说：
　　“我们主张不打，加强政治攻势。”
　　毛泽东说：
　　“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八二四做工作。我赞成你们的意见。”
　　杨成武看着刘建勋实在不像个样子，想给他提个醒，可当着毛泽东的面又无法说出口。只听刘建勋又说：
　　“康生和江青讲话，提出一个‘文攻武卫’，打起来就分不清是谁攻谁卫了，都说是武卫。”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微微皱着眉，吸着烟，问杨成武：
　　“她那个讲话录音调来了吗？”
　　“调来了。”
　　“放一遍，你们都听听。”
　　这是江青在9月5日接见安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录音，只听她说道：
　　“……当然，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你讲的倒容易，我们在那里斗得可厉害啦！同志们！我们也斗得挺厉害的，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
　　（暴风雨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也高呼：‘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
　　同志们，我不是提倡武斗，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我要说明，‘文攻武卫’不要去掉它的阶级内容，不要去掉它一定的环境和条件……”
　　录音放完了，大家都不做声。毛泽东吸着烟，慢慢地说：
　　“‘文攻武卫’不能这么提。我讲了一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还讲了一路的大联合，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现在讲‘文攻武卫’，就是唱反调嘛！双方都搞起‘武卫’来，戴上柳条帽，拿起长矛来，还怎么联合？这个提法不行。”
　　刘建勋盘腿哈腰说了一句：
　　“有的小报还登主席到过什么武斗现场。”
　　“屁话！我住虹桥宾馆，大门也没出过，成武知道。”
　　杨成武插话说：
　　“根本不可能的事，主席从没出过宾馆的大门。”
　　毛泽东接着说：
　　“我已经讲了一路，南京军区不能倒，许世友不能倒。南京军区是个标志，南京军区一倒，其他军区都要受影响。我讲了一路文化革命不能搞下去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有人就是不听招呼。王力就是不听招呼！”
　　他站起身，又说：
　　“我知道，有些人是不会听招呼的，他还要搞下去。谁要搞谁就搞去，我是不要搞了。有些话我不在这里讲了，我回北京再讲。”
　　专列离开郑州后，毛泽东对杨成武说：
　　“回去就搞个机构，你来负责，任务就是解放老干部。你再抓个训练班，不但党政群干部要集训，红卫兵小将的头头也要集训，训练时间不一定长，至多2个月。北京搞，各省各大区也搞。都说林彪同志是黄埔军校毕业，什么毕业？他在黄埔军校不过4个月，那就是个训练班嘛！现在的学校一搞就是几年，这不好，要改。”
　　9月23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进入北京。
　　欲知毛泽东回京后有何重要举动，请看下一章详述。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42
第342章
　　“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出现了割据局面也没啥大事嘛！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话说196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在外地串联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本单位的紧急通知》。
　　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报道了毛泽东南巡视察的消息。
　　9月26日晚，毛泽东到京西宾馆看望参加集训会议的人民解放军三军全体成员。
　　毛泽东、林彪、周**先后登上主席台，会场里900多名部队干部全体起立，鼓掌声、欢呼声如雷震耳。毛泽东频频招手，他等众人稍一安静下来，突然问道：
　　“陈再道来了没有？”
　　台下应声立起一人，大声报告说：
　　“主席，我是陈再道，我来了。”
　　毛泽东朝着陈再道一摆手，说：
　　“好，好，来了就好，你坐下吧。”
　　会场里不少人悄悄议论：
　　“这是怎么回事？”
　　“乱了半天，原来主席是保陈再道的？”
　　“陈大麻子这回腰杆硬了！”
　　陈再道后来在回忆中说：
　　“现在我要老老实实地承认，有人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个人品德方面的问题，完全是胡说八道，我自己的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嘛！我至死不能攻击和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确是一个无私的伟大领袖，他的每一个行动不管现在看来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不是从他的个人利益而出发的，都是出自一种伟大的理想和追求。他是为了主义而得罪一些人的，包括我，而绝对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正是伟大和渺小的根本区别所在。我还记得林彪摔死后的一次会议上，我再次见到了毛主席，他对我说：‘过去的东西不要忘记，忘记了不好。那次事件，有人要往你头上栽，我就看出他们居心不良。不到一个月，那些要将你致死的人倒台了。我是杀鸡给猴看，不这样，那股风刹不住。但是你不吃点苦也不好呢。太顺利了不好，自己应该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群众，认识文化大革命。不要老是有怨气，不好。’这些话都是语重心长呀！可惜，毛主席离开了我们，他终于走了，而我们还在。我们总想选择一个类似毛主席那样的领袖。”
　　后来，毛泽东也没有忘记陈再道。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经毛泽东批准，陈再道担任了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职务。
　　再说毛泽东回到北京后，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北京几座高校的红卫兵领袖们。当其中一位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再过50年、100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乱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江青不高兴地说：
　　“你就爱提这些怪问题。”
　　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出现了割据局面也没啥大事嘛！跟蒋介石不也是打了几十年嘛！中国党内出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博古、张国焘，什么高岗、刘**，多了，有了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文化大革命好，我们保证要好些。你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同志以及在座的都消灭了，全国人民是消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消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高，不修也得修。”
　　这位红卫兵听懂了毛泽东的话，他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主席，我一定为您的革命路线奋斗终生！”
　　9月30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在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一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这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去年上半年到今年2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
　　1967年9月，中央军委办事组由杨成武出任组长，成员有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秀川。后来在10月，又增补李天焕、刘锦平为办事组成员。
　　在国庆节前夕，江青提议由张春桥替林彪起草讲话稿。后来周**看了张春桥起草初稿，他对张春桥说：
　　“是否把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最新指示，通过林彪同志的讲话传达出去。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啊！”
　　张春桥说：
　　“那就突出主席讲的‘斗私批修’。这是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总纲。我陪主席视察中，主席多次讲了这几个字的含义。”
　　周**同意后，张春桥在林彪的讲话稿里加上了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看了张春桥写的这篇讲话稿，很高兴，他批示道：
　　“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
　　1967年10月1日，首都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毛泽东、林彪出席了大会。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毛泽东、党中央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大革命。”“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4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这一天，张治中也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参加观礼。此时的张治中，已经是久病缠身，体力不支，由警卫人员用手推车把他送上了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动来到张治中身边，与他亲切握手。张治中直言不讳地对毛泽东说：
　　“你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了。我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好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呢？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5%了吧？”
　　毛泽东听后，因话不投机，也没有言语，随后就走开了。
　　在毛泽东、周**的保护下，张治中在文革中没有受到政治风暴的影响，他非常感激毛泽东。1969年4月6日，张治中逝世于北京。他在临终前，写了一份遗嘱，对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毛泽东和中共的关怀，表示真诚的感谢，并“祝愿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10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的消息。报道中说，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国庆节过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在哪里？最本质的是旧在一个‘私’字上，就是从为自己、为‘私’的观点来看世界。剥削阶级的利己主义，是滋长资本主义的天然土壤，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是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毒菌。”
　　“我们每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每一个革命同志，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动力，又应当把自己看做革命的对象；既要做批修的先锋，又要做斗私的闯将。如果不斗私，不革自己的命，那么，批修也是搞不好的，而且可能会被修正主义的东西所蒙蔽，甚至跌入修正主义的泥坑。”
　　10月3日，毛泽东会见刚果（布）总理驽马扎莱，他在谈起文化大革命时说：
　　“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我只要求你（指国内干部——笔者注）一条，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道理为什么要骂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这次1年多的一个大批判运动，可把这些干部吓一跳。”
　　他还说：
　　“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
　　驽马扎莱插话说：
　　“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
　　毛泽东说：
　　“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他闹够了，不闹够不行。学生、工人、农民都起来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他打够了，就不想打了，下面不打了，工人不想打了，群众不想打了，上面头子孤立起来了。中央讲几句话，就是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讲早了不行。”“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把脓挤出来，身体更健康了。”
　　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整理好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中共中央的转发通知及记录稿的全文如下：
　　现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组织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为武器，总结前一阶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制定贯彻执行的具体措施，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毛主席的谈话内容主要有：
　　1、关于形势：
　　七八九3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有一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2、关于大联合：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都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3、关于对待干部：
　　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评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4、关于红卫兵：
　　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10月9日，毛泽东在对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言论》报告的批示中写道：
　　“所引材料，要核准属实。”“《说明》中，不提邓**。”
　　10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林彪、周**、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人。宾主落座后，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香烟请谢胡、阿利雅抽烟。谢胡很有礼貌地说：
　　“谢谢，我们都不抽烟。”
　　毛泽东打趣说：
　　“你们都讲卫生，我不讲卫生！”
　　周**插话说：
　　“霍查同志抽烟。”
　　“那就是我的同志！”
　　毛泽东话音一落，大厅里立刻响起一阵爽朗的笑声。周**又补充说：
　　“霍查同志抽的是中华牌香烟。”
　　毛泽东说：
　　“雪茄烟比较好，抽了不咳嗽。”
　　说罢，他从茶几上拿起一支雪茄烟，划着火柴点燃了，津津有味地抽起来。谢胡看着缭绕的轻烟，恳切地说：
　　“为了主席的健康长寿，建议主席戒烟。”
　　毛泽东摇摇头，说：
　　“戒烟不行！我没有那个硬气。”
　　谢胡说：
　　“如果医生要你戒烟的话，你一定会戒！”
　　毛泽东哈哈一笑说道：
　　“医生比我抽得利害！卫生人员才不那么卫生呢！”
　　众人闻言，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笑声过后，谈话这才切入正题。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
　　“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毫无办法，因为国家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没有见过，人都不认识。”“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
　　“从9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大体上他们打够了，闹够了，我看工人、农民、学校、机关有点不想干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3年，到今年6月1日算1年。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得最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痛不痒的地方不好办。”
　　“现在我们有计划地武装工人，武装革命左派。外国人讲中国天下大乱也是有道理的，不完全是造谣的。有些地方我们还嫌它乱得不够。这种群众运动打内战，这么一打，就分清了什么是左派，什么是**。**搞‘农村包围城市’。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它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武汉问题是我去闹起来的，我就不相信武汉去不得。我7月14日到武汉，一直到21日才离开。我说我捅了一个马蜂窝，他不咬人吗？他没有下决心咬我，也没有下决心咬总理。武汉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此外，还有公检法，打得厉害，我是高兴的。过去的公安、检察、法院有好人，但也有坏人。这次暴露出来了。武汉公检法不是分为两派吗？那一派垮下去了。”
　　“还有一个问题，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中要求说：
　　“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于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10月19日，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在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报告中写道：
　　“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工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些问题，如过去作了处理的党、团员，有的需要重新复查处理；造反派中不少人要求入党入团等。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划了横线，他批示道：
　　“应当这样做。”
　　有关人员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批示，他们在给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起草的回电稿中写道：
　　“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如怎样‘恢复’？是否原有的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支部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党员、吸收新的血液，等等。”
　　这个复电内容显然是不符合毛泽东的批示精神，第二天就被通知作废，不准发出。
　　10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
　　“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代表大会问题，并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主席的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l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就中共青海省核心领导小组10月19日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报告问题，向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发出了《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泽东在这个批示中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证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1967年11月1日，内蒙古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成功，建立了内蒙古革命委员会。
　　11月3日，陈伯达将总参写作班子写出的《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一文以杨成武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据陈伯达后来在回忆中说：“看了杨成武的《大树特树》文章，我对姚文元说：‘没有一点点理论色彩，尽是空头口号。’我让姚文元帮他改一改，姚文元也说：‘这样的文章，我没法子改，要改就得重新写，我现在忙得要死，哪里有时间重新写文章呢？要不就压一压再说。’于是，这篇文章我们压了1个多月。但是，杨成武几乎天天催，问这篇文章怎么还没有发，甚至说：‘一个总长要发表一篇文章怎么这么难呀，我的文章可是代表了广大指战员的心情，是代表了全世界的声音呀。’直到我们实在是推不过去了，我才决定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
　　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关于中共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
　　“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打了1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过去，一是听话，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党员要那些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
　　“我赞成康生同志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革命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改悔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生活，这就很宽了。我们党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内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
　　“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要恢复组织生活，就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地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
　　“刘**、邓**互相配合，八大决议不通过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63年搞了个十条，才隔两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是把他同刘**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11月6日，首都人民举行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由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审阅的一篇题目为《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的编辑部文章。
　　文章发表前，陈伯达在给毛泽东的说明中写道：
　　“关于主席思想6条，作了新的整理。”
　　文章中把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关于阶级斗争、两类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方面的论断，概括为6条，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6条是：
　　1、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2、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3、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4、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5、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6、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毛泽东审阅后，认为可用，同意发表。
　　11月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康生谈起《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这篇文章，他说：
　　“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
　　杨成武不安地说：
　　“主席，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的过程，你是知道的。”
　　毛泽东说：
　　“这是陈伯达的事，我清楚，不是你的事。这是陈伯达他们整你。”
　　杨成武说：
　　“主席，这事我还是应该检讨，最后我还是同意用我的名义发表了。”
　　“这不是你的事情。”
　　毛泽东说完，叫汪东兴把这一表态传达到中央文革会议上。
　　11月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部队和空军召开的两个会议的代表们。
　　1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11月27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首先提出了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她说：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都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为什么要清理阶级队伍？毛主席说，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是因为‘大联合’搞不起来，‘大联合’搞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队伍里有坏人作祟。”

福和中学老师

11月27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他在谈话中说：
　　“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刘**还说苏联修正主义党的性质未定。去年春季苏联要开二十三大的时候，刘**、彭真还主张我们派人参加。后来我、康生，还有其他同志反对，才没有去。和刘**的斗争历史可长了。我记得1943年，在延安七大还没有开的时候，我就批评过他的唯心主义。那时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这件事。刘**口口声声讲马列主义，可是马列主义的书他又不看。”
　　这一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宾简报《安斋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给康生写了一个批语：
　　康生同志：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
　　　　　　　　　　　　　　　　　　　　　　　　　　毛泽东
　　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下发各地征求意见。文件中建议在“革命委员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基层成立党支部和小组，实施党的组织领导。
　　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做了批示。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12月6日，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成功，建立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
　　12月12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的社论。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2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12月13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因为此份报告中引用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多权威》一文中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这些词句，他的批示是这样写的：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1、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2、大树特树的提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的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3、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4、湖南的集会另择日期。5、我们不要题字。6、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
　　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了以谢•佩奇为首的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办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
　　“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6月开始的。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阶级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讲了关于筹备九大、解放老干部的问题，接着说到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那一篇文章的问题，他批评陈伯达说：
　　“权威是靠人树起来的吗？书越读越蠢！”
　　陈伯达检讨说：
　　“我是糊里糊涂啊，没把好关呐。”
　　毛泽东说：
　　“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吗？在上海拿给我看，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叫你把关，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
　　陈伯达说：
　　“我吃了安眠药，糊涂了。”
　　毛泽东继续批评说：
　　“中国的马克思，我是不相信你们的，读书越读越蠢。有些语言不是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哩！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嘛。就标题来说，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流毒甚广！说过提法不对，韶山通车的报告又这么搞，还是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一套。”
　　杨成武建议说：
　　“京西宾馆住了很多各大军区和各省市的负责人，我看是否把主席批这篇文章的过程和原话同他们谈一下，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周**点头说：
　　“打个招呼好。成武啊，这事就你去最合适。陈伯达和姚文元已经不适合讲，你去比较好。”
　　第二天，杨成武到京西宾馆将毛泽东的原话和批示进行了传达。
　　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写道：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社论中公布了毛泽东提出的整党建党纲领，同时写道：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1月1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正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人民解放军干部、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及出席空军直属机关、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还有出席毛主席著作出版会议的代表，共计2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等人。
　　1月5日，苏军侵入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七里沁岛，用装甲车压死中国渔民4人，撞伤和打伤9人，制造了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
　　1月16日，毛泽东在江青转来的北京大学学生关于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批示道：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他马上又召集了一个会议，对“启事”问题予以澄清。
　　1月26日，北京卫戍区正式将王力送到秦城监狱关押。
　　王力被关押后，毛泽东明确指示：不准任何人提审王力。所以，他住的房子都用白布遮挡着，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子。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空军、二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其昌、杨力勇任副主任。在革委会40名常委中，有群众组织代表20人，其中有大中院校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代表8人，他们是：党言川（郑州大学联委）、陈红兵（开封师范学院八二四）、周启忠（郑州粮食学院联委）、杨国雄（河南医学院东方红）、范念民（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黄宗万（新乡师范学院八一八）、丁素琴（河南中医学院八三一）、王传禹（郑州大学附中红旗）。
　　1968年2月间，毛泽东在怀仁堂亲自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这次会议没有通知戚本禹参加。毛泽东说：
　　“我看戚本禹是改不了的。过去我们想分化他一个，争取他一个，希望他改，他改不了。所以请总理立即处理，像王力、关锋一样处理。”
　　会议结束后，周**与毛泽东商量了一下，就来到怀仁堂西厅召集康生、陈伯达、杨成武、姚文元开会，商量由谁去逮捕戚本禹。康生说：
　　“我看就请陈伯达同志去吧。”
　　周**说：
　　“陈伯达同志不行。”
　　陈伯达说：
　　“还是请康老去吧，姚文元也去。”
　　周**说：
　　“不行，他俩去也不合适。叫杨成武去，姚文元也去。”
　　于是，杨成武和姚文元带着卫兵来到怀仁堂东厅，此时，戚本禹已经被传唤到了东厅待命。他一见杨成武、姚文元来了，立刻吓得脸色煞白，全身抖个不停。杨成武宣读了命令，说：
　　“戚本禹，上次主席叫分化你，争取你，但你一直没改正。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现在我宣布：立即逮捕你！”
　　2名卫兵应声上前，抓住戚本禹送进了秦城监狱。
　　2月13日，在外交部的大字报栏里，张贴了一张由91名司局长和大使共同酝酿、起草的大字报，题目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大字报中说，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的战士，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回外交部主持部务。
　　2月19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卫戍区部队和在北京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代表，以及8341部队的指战员，共约2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参加接见的有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2月26日，专案组组长谢富治在“刘**、王光美专案组”的报告上批示道：
　　“大叛徒刘**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
　　2月间，《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毛泽东在为这个调查报告撰写的编者按中写道：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在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1968年3月7日，毛泽东在一份要求在援外飞机上喷刷毛泽东语录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
　　“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
　　3月8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出席解放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在北京出席专业会议的代表。周**、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人参加了接见。
　　3月12日，毛泽东在审阅某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时，删去了其中的“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建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段话，并针对准备滥发“毛主席著作、语录和像章”一事，作出批示：
　　“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3月14日，林彪一伙给傅连暲扣上“走资派”、“出卖毛主席健康情况”的罪名，将傅连暲逮捕入狱，代号是6847。傅连暲被捕后，竭力争辩，一直闹着要给毛泽东打电话。3月19日，傅连暲又被带上了手铐。3月29日晚8时，傅连暲气绝身亡。
　　傅连暲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也受到了冲击，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情况。毛泽东当即批示道：“傅连暲同志不是当权派，应予保护。”
　　可惜，毛泽东最后还是连自己最好的朋友也没能保护得了。
　　且说3月15日，周**接见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和驻军代表，他说：
　　“毛主席看了许多小报。重庆‘八•一五’的《大局已定，八•一五必胜》，主席说叫‘反到底’批得一塌糊涂。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
　　3月间，吴法宪向中共中央状告杨成武、余立金、傅祟碧勾结起来要夺空军的权，犯有“极严重错误”。
　　陈伯达在林彪那里，也对林彪说：
　　“杨成武这个人一旦感觉到他羽毛丰满的时候，他就会露出他的本相。现在他就想杀人了。我们就是要在他还没有杀人的时候，首先把他杀死。这个人是很不老实的。”
　　不久，毛泽东决定在他的住地游泳池召集会议。他让汪东兴通知林彪、周**、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人参加会议。
　　在毛泽东这里开会，除了极其重要的会议有记录外，一般都没有记录。这次会议连续开了两三次，研究和讨论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的问题。与会者揭发了杨成武不少问题。江青在发言中也说明了杨成武不是一个正派人。毛泽东听说杨成武和关锋、王力、戚本禹都有勾结，有大量的信和文件可以证明，同时他和老帅们也来往密切，就说：
　　“杨成武这个人八面玲珑，和各方面的关系搞得都很好。叶剑英、聂荣臻那些人都建议让他当总参谋长，取消那个‘代’字，我就没有吐口。”
　　“这个杨成武，哪一头他都不想落下，他都要挂扯，谁得势谁都会要他，都让人说他的好话。这样的人最靠不住的。”
　　谢富治说了许多他听来的消息，证明杨成武和许多人都吹过毛泽东对他如何如何，要他担任什么样的大任，要把许多人都打下去，连谢富治都在他的排斥之外。这一下，毛泽东火了，他说：
　　“这个杨成武，的确不老实，背着我就要搞名堂。我料定他会打着我的旗号胡闹的。现在果然如此。他一有点资本，就得意忘形了。这个人不能重用。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考验许多的干部，凡是证明品德恶劣的人统统都要轰出去。他这个位置尤其不能轻视，一定要选一个品德好的人来担任总参谋长。”
　　会议讨论了撤销杨成武的职务以后由谁来担任总参谋长的问题。林彪说黄永胜可以胜任。毛泽东看了看谢富治。谢富治说：
　　“黄永胜这个人打仗很勇敢，在广州工作时表现也不错，文化大革命中揭发了刘**、邓**等人的好多问题，可以。”
　　毛泽东点点头，说：
　　“那好，就黄永胜吧。”
　　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两项重要命令：
　　一、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1、杨成武犯有极严重的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2、余立金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的职务；
　　3、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此命令发至团级，传达到所有指战员。
　　二、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
　　1、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此命令发至团级，传达到全军指战员。
　　此前，温玉成担任副总参谋长职务。
　　余立金，1913年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1928年参加工农红军，后任红18师政委。建国后，任空军政委，民航总局第一政委。
　　3月22日夜晚，人民大会堂积聚着80多名北京卫戍区团以上主要负责干部，他们奉命等待着传达一个重要文件。
　　晚8点整，林彪来到了会场，他宣布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调往外地工作，即刻启程，不得延误，其所犯错误俟后公布。
　　3月23日凌晨，傅崇碧被召到人民大会堂，林彪向他宣布了一个调令，调他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员，他的卫戍司令员职务由副总参谋长温玉成接替。还宣布不让他回家告别妻子儿女，准备派飞机直接送他到沈阳赴任。
　　3月23日晚上10点左右，邱会作对已经被控制起来的杨成武说：
　　“你去参加一个会，在福建厅。”
　　“等会儿我就去。”
　　杨成武说着就穿衣下床，去了一趟卫生间，随着邱会作来到了福建厅，在北面西头的一个空沙发上坐了下来。他从右边开始扫视了一圈，依次坐着谢富治、黄永胜、邱会作、吴法宪、叶群、林彪、周**、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温玉成、李天佑、王新亭、曾思玉、郑维山、汪东兴、李作鹏。
　　会议由林彪主持。林彪首先讲了杨成武的3条错误：第一，搞华北山头，晋察冀山头。第二，勾结余立金要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要夺谢富治的权；排挤许世友、黄永胜、韩先楚等与其地位不相上下的人。第三，搞大树特树，有个人野心，要把王飞、何汝珍、周宇驰等人打成反革命。
　　接下来，叶群、江青都发了言。江青说杨成武整了她的黑材料。周**接着说：“不是黑材料，是红材料。”他还说“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会议结束时，杨成武问周**：
　　“总理，我怎么办？”
　　周**说：
　　“你的事我前两天才知道。”
　　周**又转对大家说：
　　“刚才主席来电话说：不要揪斗杨成武。他身体不好，有病治病，有错误可以检讨，但任何人不许揪斗。”
　　3月24日晚9点30分，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公办、各军兵种、北京军区等单位数千名团以上干部。林彪、周**、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依次坐在主席台上。林彪在讲话中说：
　　“同志们，现在开会。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邓**、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它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同志。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4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
　　卫兵立即将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3人带了下去，会场里响起了“打倒杨余傅”的口号。
　　林彪还在大会上说：
　　“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感情，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的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于执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解决问题。”
　　叶群马上带头高呼：
　　“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
　　林彪讲话以后，周**、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依次讲了话。
　　3月25日凌晨1时35分，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与会人员。
　　3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吴法宪分任正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为办事组成员。这时的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
　　后来在1969年1月，办事组又增补李天佑为办事组成员。
　　3月27日，林彪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10余万人。林彪在大会上宣布：由黄永胜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由温玉成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3月27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老帅，在谈到军委八条命令时，他说：
　　“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
　　聂荣臻说：
　　“主席，你给我的批示：安心静养，勿信谣言，我看了。林彪他们说我是杨成武的后台，我去看了林彪。他打倒杨成武的理由，是没有理由的理由。”
　　毛泽东说：
　　“什么后台？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毛泽东；第二个才轮到你，聂荣臻。”
　　3月29日，毛泽东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20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一般地来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
　　3月30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革命委员会好》。社论中写道：“现在，全国已有18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一些地区正酝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大量的基层单位，都已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
　　毛泽东在这篇社论原稿上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3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欲知此后文化大革命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43
第343章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话说1968年4月3日，中央农业部经毛泽东批准，印发了《全国学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现场会议纪要》。《纪要》中总结大寨的劳动管理经验主要有7条：
　　1、以“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为特点的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在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是在批判繁琐复杂的定额包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
　　2、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突出人的因素，做好教育人的工作。狠抓教育的核心仍然是破私立公，狠狠批判“为工分种田”的思想。
　　3、大寨劳动管理制度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4、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大寨大队的一条根本制度。
　　5、合理安排农活，合理组织劳动力，是大寨劳动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6、正确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7、高举革命的大批判旗帜，大破大立。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彻底批判以“工分挂帅”、“物质刺激”为核心的修正主义管理制度，肃清其流毒，改革不利于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经济、不利于社员思想革命化的制度，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新制度。
　　4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同意湖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上写道：
　　“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
　　接下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帮助外国人员进行训练的文件时，将其中“主要是宣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21字删去，并批示道：
　　“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
　　4月10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祝贺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社论中用黑体字刊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4月16日，毛泽东发表主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原来在4月4日，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枪杀了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暴斗争，美国一些主要城市陷入一片混乱，美国当局出动军队进行了镇压。
　　毛泽东在这份声明中说：
　　“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他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1968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通讯，报道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消息。报道中说，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有：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此时，江青在中央领导人的排名中已经跃到了第9位。
　　据1967年10月调到江青身边的机要秘书杨银禄回忆说：“她有一头乌黑铮亮、厚厚的头发，男式背头发行，梳理得很利落，还不时地用小木梳理几下。她五官端正，眼睛虽不是双眼皮，但大小适度，并不难看。脸上的皮肤细润光滑，没有一丝皱纹，只是鼻尖右侧长有个褐色小痣。身材细长（后来听医生说她身高一米六六），54岁的人了，腰不弯，背不驼，身子挺拔，走起路来也比较好看。她当时穿一身绿色军装，看上去很得体。总之，江青的面貌体态比较标致，并不像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社会上传说的那样丑陋，什么都是假的。”
　　5月7日，是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开始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
　　5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
　　“整出来的刘**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1946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地下党员，医务工作者——笔者注）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
　　周**接着说：
　　“说刘**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
　　毛泽东说：
　　“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征人也就没有了。”
　　“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毛泽东在讲到一个实例时，说道：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好事。”
　　尔后，毛泽东和林彪接见了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代表和各地党政干部及群众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周**、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
　　5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
　　“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
　　“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
　　“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
　　5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关于请毛泽东接见参加第七机械工业部一个会议的代表的请示报告时，在报告中的“世界革命中心——北京”一句下面划了双线，并批示道：
　　“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要予以指正。”
　　5月16日这一天，从湖北省黄州市各地赶往林彪的故乡林家大湾的各界代表人物，及当地群众3万余人，在湾里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最热烈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巨幅画像落成暨最热烈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发表2周年”大会。
　　5月1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划时代的文献》一文，文章中写道：
　　“革命的大批判使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取得了统治地位，使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在组织上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彻底打倒，从而巩固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的统治地位。”
　　5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重要通知》，《通知》中写道：
　　“最近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一再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毛主席的批评，引起各级党、政、军、群及驻外使馆的注意。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再使用‘世界革命中心’这种说法。”
　　5月19日，毛泽东在姚文元5月13日呈报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作了批示。
　　姚文元在呈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
　　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基本经验是：
　　“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文元同志：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毛泽东
　　5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泽东和林彪接见来自全国各地两万多名人民解放军战士的消息，报道中说：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健步来到接见会场，同大家亲切见面。这时全场一片欢腾。毛主席十分高兴地从接见会场主席台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向大家频频招手，热烈鼓掌。”
　　报道中又说，受到毛泽东和林彪接见和陪同的人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粟裕、李作鹏、邱会作、刘贤全、王树声、李天佑、王新亭、温玉成、张池明、张令彬、谭甫仁、萧力、罗舜初。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种各兵种的负责同志萧劲光、王宏坤、张秀川、罗元发、邝任农、王辉球、曹怀里、陈仁麒、吴烈、陈士榘……”
　　报道中还说，大家一致表示：
　　“我们永远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坚决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5月20日下午，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
　　“刘**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
　　5月29日，毛泽东在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支持西欧、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上批示道：
　　“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
　　5月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议，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便为召开九大做准备。毛泽东问道：
　　“八届中央委员里，还有多少能够参加会议？有问题的有多少？够不够半数？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审干运动，把许多的叛徒、特务、走资派都清查出来了，成绩是主要的。但是，也要使这次全会开得合法呀。”
　　周**说：
　　“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就八届中央委员的情况，向政治局做个调查报告，然后政治局审查通过。由于康生同志对情况比较了解，在延安的时候就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又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可以由他负责全面。”
　　常委会一致同意了周**的建议。
　　1968年6月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南京军区、沈阳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团以上干部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2万余人。陪同接见的有周**、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还有李富春、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在与陪同接见的领导干部谈话中说：
　　“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人在柳州，抢了1800多万发子弹。”
　　6月21日下午，周**陪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于18日第二次来华访问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毛泽东先问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说：
　　“你来了多久？”
　　大使回答说：
　　“不到两年。”
　　尼雷尔插话说：
　　“他对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比较了解。”
　　“比较了解？”毛泽东感到很诧异，兀自又摇摇头，说：“有些外国记者宣传红卫兵坏得很。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嘛，他们想闹嘛！有些人就着急了，他们是不反对你们的。”
　　尼雷尔没有完全听懂毛泽东的话，脸上不悦，他说：
　　“我们也没说他们反对我们，我们从来不对红卫兵表示不满。”
　　毛泽东解释说：
　　“中国派到外国去的人也有不好的，有些是不知道怎么做，有些就是干坏事的。”
　　周**说，中国在坦桑尼亚的纺织专家组有一个翻译，背着使馆非法组织绿卫兵，被坦方保安部队发现后，由使馆押送回国处理。毛泽东立刻显出怒意，他说：
　　“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欺负驻在国，不尊重驻在国领导。背着当地的领导，也背着我们干坏事。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应该提出来，我们把他撤回来。”
　　尼雷尔再三解释说：
　　“这是一件小事，我说老实话，在中国专家中总的是好的，坏的只有一两个。”
　　毛泽东慢慢平静了下来，他说：
　　“希望你们警惕这样的人。”
　　毛泽东又谈到了国内的情况，他说：
　　“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蔽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工作，坏的踢开。”
　　尔后，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问起坦桑尼亚的天文地理：
　　“你们那里有很高的山吗？”
　　尼雷尔回答说：“有。”
　　“山上有雪吗？”
　　周**插话说：
　　“乞力马扎罗是非洲最高的山，坐落在赤道附近，山上有雪。”
　　毛泽东颇为惊讶，他说：
　　“赤道与雪山，就像火与水，是不相容的，可是它们却在一起相映成趣，真是不可思议！”
　　毛泽东又发奇想，问道：
　　“山上有老虎吗？”
　　尼雷尔笑了，说：
　　“没有。非洲没有老虎，因为老虎是亚洲的动物。所以，您讲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我们没有办法翻译成本地语言。”
　　翻译将此话一译出，客厅里顿时响起了轻轻地笑声。周**待笑声过后，说道：
　　“我们已从外电获知，坦桑尼亚新闻报刊，已经报道了我在欢迎尼雷尔总统的宴会上谴责新殖民主义的时候苏联等一些国家使节退席的消息。”
　　尼雷尔吃惊地说：
　　“总理，你了解消息比我们还快。”
　　毛泽东一举香烟，笑道：
　　“他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
　　6月30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人民解放军济南、广州、兰州军区部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2万余人。陪同接见的有周**、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参加接见的还有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为解决武斗问题，发出了一份《布告》，即“七三布告”。
　　7月5日，邓**将他从6月20日开始动笔写的约3万字的《我的自述》，递交给了中共中央。
　　邓**在这份自述中，对他在1931年初担任红7军政委期间离开红7军的问题是这样写的：
　　“我同许卓离开崇义城，去特委布置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不料在回崇义途中，得悉有了敌情，听到崇义方向的枪声。那时我因为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是前委已经决定了的，敌人来后部队就会转移，特委机关也会转移，就同许卓商议，由他回部队，必要时可向井冈山靠拢。我就动身于1931年初到了上海，很快向中央报了到。关于我离开红7军到中央报告工作的问题，在1933年博古的中央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时，曾对此事提出正式审查，令我写了书面报告。我在报告中提请向当时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的许卓询问，以后再没有要我进一步写报告了。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失去联系的两部分部队还没会合，立足未稳，作为主要负责人的我，在这种情况下离开部队是绝对不应该的，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邓**就他在建国后被调到北京工作后的问题写道：
　　“1952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八大’选为总书记10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之一。
　　1955年刘**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参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么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思想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做特殊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背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
　　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1940年12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10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1958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1961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70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1962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端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制定的前10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地、正确地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10条。第二个10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10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对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1965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有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联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分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分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福和中学老师

邓**在自述中最后写道：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地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40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么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再说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南省灵宝县“革命委员会”精兵简政的通讯报道。灵宝县革命委员会仅仅设立了办公室、宣传部、组织部和生产指挥部，机关工作人员也仅有47人。自此，灵宝县革命委员会做为“精兵简政”的典型树立起来。
　　7月12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到陕西问题时说：
　　“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
　　7月20日下午，毛泽东派工作人员到范文澜家中去看望范文澜，并捎话给他说：
　　“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着你那种旧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
　　7月20日晚，周**、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新疆部队和群众组织代表，周**对新疆造反派“红二司”头头、新疆大学学生吴巨轮说：
　　“我今天才知道你的真名，我给中央的同志介绍你叫‘胡乱闯’。”
　　康生接着说：
　　“你是数学专业，头脑应该清醒，逻辑性强，更不能胡乱闯。”
　　7月21日，毛泽东在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报告中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42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
　　这一天，毛泽东还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上了一段文字，他写道：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发出《布告》，既“七二四布告”，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震慑作用，基本解决了武斗问题。
　　7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北京市组织了由60多个工厂、近3万多名工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整顿秩序，制止武斗。
　　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蒯大富说宣传队幕后有黑手。于是，学生们便以武力“还击”，造成了5名工人死亡，不少工人受伤。毛泽东闻报，十分震怒。
　　7月28日凌晨3时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见北京市红卫兵组织的5大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参加接见的有林彪、周**、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
　　蒯大富因为学校里打死了人，还迟迟没有到。有人提议要韩爱晶劝一下蒯大富，韩爱晶说：
　　“他控制不了他的局面，掌权的是运动初期造反的那一派。武斗以后，他以为武斗就可以把‘四一四’歼灭，实际上歼灭不了。他的力量达不到控制这个程度，老蒯控制不了啦。我对他说，这对你不利，对全国的红卫兵也不利，给咱们垮台创造了条件。实际上蒯大富想停也停不了。他已经骑在老虎背上，下不来。”
　　毛泽东立刻插话说：
　　“先把这个老虎打死。”
　　蒯大富来到会场以后，毛泽东开始正式谈话，他指着蒯大富说：
　　“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稳定了一下情绪，转向众人说：
　　“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武斗的问题。你们看怎么办？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嘛！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了，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现在提出4个办法：第一、实行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呀？你们一派住一个城市，不要在一个城市。第三、统统不要，叫斗批走。不是学生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就照他们的意见办。第四、工人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闹。也可以让你们闹，想打就打，要打嘛就大打，打它十年八年，打它一万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逼着你们就在这里答复，回去你们也可以开点会，讨论讨论，考虑考虑。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我们说嘛，停课半年，登了报的。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3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
　　毛泽东又说：
　　“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需，搞歪了，我就要放我这个东西。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他！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他围剿！”
　　江青插话说：
　　“革命的初期以及去年的上半年，北航也好，地院也好，北大也好，做了很好的工作。就是外地上访的，逃来的，你们藏起他们来。我们也有委托，你们都做了，这个是好的。但是现在呢？变了，就得认识了。我们一直是心疼你们的，怎么办？你们后头那个东西我们也搞不清楚。你们当面听我的话，背后也不听。有的呢，也听一些。”
　　毛泽东继续说：
　　“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
　　他还说：
　　“现在是轮到一些小将犯错误的时候。”
　　林彪见毛泽东说得差不多了，就说：
　　“今天是毛主席亲自关心你们，亲自找你们来谈，最主要的、最明确的、最正确的、最及时的表态。假若你们这次还是置若罔闻啦，不在话下呀，那么继续搞下去，要犯很大的错误。
　　去年，前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你们这些学校都是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现在的情况看呢？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行大联合的方面，你们的学校走到后面了，落后了。没有看到这个全国的形势，运动发展的阶段，现在应该做什么，看不到这个需要，还在老搞那一套。”“被坏人利用，革命的意志一年一年地减少，开始走上反面。”
　　江青对韩爱晶说：
　　“我有错误，宠了你。”“宠坏了，就是宠坏了。现在我看还是主席这个办法好。”
　　韩爱晶说：
　　“别的我不怕，我就怕中央文革对我们几个不要了。”
　　江青说：
　　“你们不要搞得我们爱莫能助了。”
　　毛泽东最后说：
　　“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重要、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群众，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这次谈话整整进行了5个小时，一直到8点半才结束。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对蒯大富、聂元梓这样的学生领袖最后很失望，他说：‘这些青年人最后发展到谁的话都不听的地步，哪还有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他们最后只会搞小动作，小道消息，听王力、关锋、戚本禹那样的人的话。对张春桥和江青他们的材料，他们也要整，要反对总理这些人。这就决定了他们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下我们才清楚了，这些学生领袖最后是要反对江青这些人的。这也是他们灭亡的一个原因。”
　　再说7月28日，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在毛泽东谈话结束后，整理印发了一份《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
　　7月30日，北京市红代会（在大联合时期成立的统一的红卫兵机构——笔者注）出面召集44个大专院校的代表，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在会议上都作了检讨。
　　与此同时，有武斗的6所院校立即停止了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
　　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朋友赠送的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此，北京和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
　　8月8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他在谈到高等学校问题时说：
　　“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20年、30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
　　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云南成立革命委员会。
　　8月11日，毛泽东、林彪接见福州、武汉、成都、昆明、新疆、西藏6地区陆海空部队干部学习班的全体成员。陪同接见的有周**、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参加接见的还有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8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福建成立革命委员会。
　　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在这篇社论里加写了不少重要的文字，他写道：
　　“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他还写道：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关于目前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和进程，毛泽东写道：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毛泽东又在社论中“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这一段之后，写了一段文字：
　　“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
　　毛泽东还针对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有所抬头的现象写道：
　　“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
　　他针对知识分子和造反派对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轻视态度严肃地写道：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8月15日下午，毛泽东、林彪接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及北京卫戍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有人员。参加接见的有周**、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也参加了接见。
　　毛泽东在接见中对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说：
　　“你们有希望吗？还在大打吗？你们要组织大量宣传队，要宣传嘛。”
　　后来在8月21日，太原市两大派签订了《大联合协议》，声明解散跨行业组织。
　　8月17日，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工人宣传队问题，他说：
　　“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5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
　　8月19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高校问题，他说：
　　“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毛泽东还说：
　　“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9月或10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
　　姚文元问道：
　　“要准备什么？”
　　毛泽东说：
　　“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
　　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广西成立革命委员会。
　　8月22日，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把它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又文章中加写了两句话：
　　“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毛泽东还把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惯用词语“史无前例的”几个字删了去，旁批道：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7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该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按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行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驻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可以轮换。宣传队不要带武器。”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社论。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
　　8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西藏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
　　9月2日，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9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规定》中的主要内容是：
　　1、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2、选调工人，必须是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3、工宣队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好的。一般年龄在25岁至60岁左右。4、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它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持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5、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6、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查批准。
　　9月5日这一天，西藏革命委员会和新疆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告成立。
　　从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5日，历时1年零8个月，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夺权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人民群众欢天喜地地称之为“全国山河一片红”。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的工作中心进行得是否顺利，请继续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44
第344章
　　“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平安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话说1968年9月6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批示，转发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的批示是这样写的：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
　　　　　　　　　　　　　　　　　　　　　　　　　　毛泽东
　　9月7日，北京市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周**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最大的、最彻底的、最全面的政治动员，军事动员，如果国外的敌人敢于来侵犯我们，我们就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地、彻底地、干净地、全部地消灭他们。”
　　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社论宣告：“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这篇社论经过毛泽东的反复修改，在社论中加上了不少重要论断，他冷静地写道：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社论中还引用了毛泽东在视察大江南北时的一段论述，他说：
　　“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平安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9月12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一文，文章中写道：
　　“因为过去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现在受的是无产阶级再一次教育，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是在中国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现在则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知识分子，使他们改变过去从资产阶级教育中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就是再教育的内容。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则是再教育的根本途径。”
　　9月12日，毛泽东在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上批示道：
　　“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中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还公布了毛泽东9月12日的批示。
　　9月中旬，中共中央刘**专案工作小组在审查刘**的历史问题方面，已经搜集到了一些重要材料，主要有以下3个：
　　第一个是湖南省公安厅、宁乡县公安局军管会转来的《杨剑雄反省》材料。杨剑雄是在解放后被关押期间写出了这份反省。后来经刘**同意，把他枪毙了。杨剑雄交代说：1925年12月16日，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刘**回到长沙接儿子，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审讯，湖南省省长、反动军阀、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刽子手赵恒惕亲自批准将刘**“斩决”。
　　刘**的同乡同学、湖南省政府会计、赵恒惕的至亲杨剑雄，立即邀约刘**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局长洪赓扬和刘**的同乡、反动军阀师长叶开鑫、贺耀祖，以及刘**的胞兄刘云亭，联名具保，答应了赵恒惕的条件：“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好好读四书五经。”刘**于1926年1月16日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第二个材料是1927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店员工会委员长、后来叛变革命、解放后被刘**安置在武汉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的董锄平所亲笔写的一份供词。他在供词中写道：
　　“刘**大约系1926年冬到武汉的，系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同时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总工会，为省总秘书长，成为省总的当家人。”“1927年1月3日，中国工人阶级、武汉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一举而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的‘英租界’，开我国反帝斗争史的创举。”“英海陆军被我赶下长江，逃往军舰，英行政人员，惊魂失魄，纷纷逃往商轮、军舰，连夜驶往上海，我工人纠察队夺回汉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刘**这个工贼，强迫工人纠察队退出英租界，给国民党军警接防。”“刘**替国民党缴去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收缴了。”
　　第三个材料是1927年担任刘**秘书的成柱周写了一份供词，全文是：
　　“刘**在1927年6月27日前做好了解除工人纠察队的准备：6月20左右，刘**叫纠察总队总队副朱菊和分队长周霖，在纠察队总部把枪支登记好了，准备交给国民党。刘**在6月26日拿了一个电报稿，即《要求自动停止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的勘电，叫我根据电报内容草拟出布告、致军事委员会信、致汉口卫戍事宜处信。告工友书、告军事同志，是宣传部李昌荣起草的。都经过刘**亲自审查修改的。上述文告，于6月27日就搞好了，6月29日缴枪前后，都公开发布了。刘**在缴工人械前的言论：刘**在缴械前经常说：我在安源时，工人没有武装，照样搞工会，现在刀刀枪枪的太危险了，这样下去迟早要闯祸，不搞武装斗争好。不然，会影响全局。6月29日，刘**对我说：若是不交枪，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冲突，国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枪，有枪反而危险。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脑袋革掉。但是，我们要保护脑袋。刘**在缴枪后的言行：6月29日缴械后，在一个晚上，刘**在省总办公室大声说：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没有目标了，军队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危险也小了。”
　　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讨论上述材料的会议上，总负责人周**说：
　　“刘**的简历上有时写：‘1930年春，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被捕于沈阳，在狱中坚不吐实，敌人找不出证据，遂得以出狱。’有时又把‘被一叛徒出卖消息而’几个字划掉，改成‘在罢工中’。可是，有些材料上说刘**是1929年被捕过，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仔细查一查。”
　　正当江青和专案组成员根据周**的指示，调来当年满洲省委负责人的材料查阅时，有关人员拿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原所长孟用潜的亲笔供词。这份供词就成为专案组搜集到的有关刘**历史问题的第4个重要材料。
　　孟用潜即孟坚，原来与刘**同为满洲省委负责人。他在“1967年12月28日”以前被群众揪出以后，写下了这份供词。
　　江青看过孟用潜的供词之后，感到问题严重，建议马上向周**汇报。
　　周**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地把孟用潜的供词看了一遍。只见孟用潜在供词中写道：
　　“1929年8月，我和刘**到奉天纱厂开支部会，讨论纱厂罢工问题，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奉天纱厂审讯，刘**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省委委员丁君羊、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还出卖了省委办公机关以及沈阳六七个支部。第3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区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以及大连、营口、清帮子、辽中、辽阳、抚顺、延吉等重点县市委和县市委书记。审讯后，刘**还在‘自首书’上签字画押。当晚，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又供出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他于是向敌人献策，要求把刘**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收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其用心至为恶毒。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将不作为共产党案审讯，而作为工潮案审讯，不承认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即可取保释放出狱。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这样审讯，这样判决的。出狱后，刘**对省委几个负责人说：这一案以煽动工潮开始，最后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而结束，是一个工潮案，不是共产党案，毫无问题。这样，他就仍然当满洲省委书记，并决定到哈尔滨任北满特委书记。同年十一、二月间，刘**到哈尔滨。他同我说，奉天警察厅找他谈过话，他也给警察厅送过材料，并要我给他收集北满的材料。那次给刘**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东宁、密山等县委名单、支部和党员统计表以及县的重要报告。1930年3月，刘**调离满洲省委，4月，满洲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
　　周**在看这份供词时，特别注意到孟用潜是在“1967年12月28日”写的，就是在刘**专案组成立之前写的，而不是专案组为了审查刘**才搞出来的材料。他又考虑到，孟用潜是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外交人才，自己对他在解放后的工作表现还比较满意，他的供词应该是可靠的吧！但是，周**还是不放心，他又问道：
　　“还有其它旁证材料吗？”
　　专案小组工作人员马上拿出1929年与孟用潜同管满洲省委组织工作的丁基实（丁君羊）的供词，还有在1929年参与逮捕、审讯刘**的当事人关辅金、徐廉奎、陈元祯、关庆云、刘青等人的亲笔供词。周**看过之后，气愤地说：
　　“刘**这个人可恶之极！我看可以报告毛主席、党中央定案了。”
　　江青说：
　　“这里还有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东北军阀张学良的旨意，1930年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交给的反苏条文修改成12条，用‘哈工会’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以煽动反动工潮，攻击社会主义苏联的罪证材料。”
　　周**说：
　　“一并上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根据周**的指示，很快写出了《刘**专案审查报告》，把刘**在1925年、1927年、1929年活动的有关当事人写的供词，整理成16开74页的材料，定名为《叛徒、内奸、工贼刘**的罪证》，准备提交给党中央、毛泽东和林彪等主要主要领导人。
　　9月16日，江青在这份关于刘**的材料上写了一个批语，她写道：
　　“我愤怒！我愤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狠毒的阶级敌人。”
　　9月18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9月18日给日本工人访华团的题词：
　　“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之命，书赠日本朋友们。”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世界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
　　毛泽东在审改这篇社论的初稿时，几乎把所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删掉了。他还删掉了这样一些话：“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
　　他又在初稿上批示道：
　　“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9月19日，周**将关于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报告，呈送给毛泽东。
　　9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报告上批示道：
　　“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100多人就够了。”
　　9月25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拟出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草稿，他将其中的第11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划去了，并且旁批道：
　　“去掉第11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
　　9月下旬，毛泽东请周**安排北京、上海、天津、辽宁等省市的工人代表团赴京参加国庆纪念活动。
　　此次来京的辽宁工人代表团有300多人，周**对带队的毛远新说：
　　“主席要请一部分工人代表住到中南海，我已安排你们辽宁来的100名代表住到1中队了。”
　　毛远新闻言非常高兴，便来到1中队看望了代表们。是日晚，他兴奋地向毛泽东汇报说：
　　“我到一中队看望工人代表们，大家都很激动。一个煤矿工人说：‘我挖了一辈子煤，在旧社会受尽了剥削压迫，新社会毛主席让我们当了国家主人，还请我们到北京来住中南海，感谢毛主席。’一个鞍钢的工人说：‘我从小就在鞍钢当工人，当牛做马，还挨过日本鬼子的踢。是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了剥削压迫，让我们站起来了。’还有工人代表说：‘住到红太阳身边来了，住到皇上身边来了’……”
　　毛远新见伯父平静地听着，并没有一丝的兴奋，他那脸色反而越来越凝重了：
　　“你都说了些什么！什么‘皇上’、‘太阳’？”
　　毛远新解释说，这话都是工人代表们说的。毛泽东严肃地批评道：
　　“工人说的可以理解，但你这么说就是错误的。你是党的干部，你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工人、农民才是真正的国家主人，你、我、我们都是他们的仆人。仆人请主人住到家里来，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9月29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转发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毛泽东的批示是：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此件请碰头会议复。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情办理。
　　　　　　　　　　　　　　　　　　　　　　　　　　毛泽东
　　9月29日，林彪看了江青9月16日批示的刘**的材料后，写信给江青，表示完全同意她的批语，他写道：
　　“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9月30日，李宗仁应邀出席了国庆宴会。
　　1968年10月1日，首都各界50万军民和各地工人代表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建国19周年。毛泽东、林彪出席了大会。林彪在大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巴卢库对毛泽东说：你们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毛泽东说：
　　“工人阶级在各个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
　　巴卢库问道：
　　“你们党快要开代表大会了吧？”
　　毛泽东说：
　　“是的。要总结工作，选举中央领导。”
　　他还说：
　　“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
　　10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的消息。报道中写道：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报道的名单接着是“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观礼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其次写道：“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这一次，江青在中央领导人中的排序又从第9位进到了第6位。
　　据纪登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毛主席是非常信任江青的，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都是在有意识地树立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的威信。特别是自决定打倒刘**之后，江青在全国全党奠定了自己的领导第位后，她周围团结了一批类似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这样的人物，毛主席就是有意识地为他们最后登上最高领导权的地位在扫平障碍。”
　　10月5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各地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工人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周**、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人。
　　10月5日，毛泽东正式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陪同毛泽东会见的有周**、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等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在过去，一些工厂主要领导权在这些坏人手里。”
　　关于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说：
　　“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了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他还说：
　　“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10年到20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
　　前边已经说过，柳河五七干校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7日在庆安县柳河创办的一个农场。此时，柳河五七干校已经耕种土地3000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还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
　　《人民日报》在编者按里发表了毛泽东9月30日对柳河经验的批示，毛泽东写道：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编者按中还写道：
　　“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
　　此后，“五•七”干校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参加干校的不仅有犯过错误的干部，也有革命委员会中的新老干部，还有大、中、小学的教员和文化机关的知识分子。后来，毛泽东还把他的小女儿李讷也送到了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劳动。五七干校用特殊的学校形式，使社会主义时期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从而实现了知识分子的劳动化、制度化。这就是后来人们常常提起的“牛棚”。
　　10月间，毛泽东接到章含之和另一名青年教师张幼云共同署名的来信，反映外语学院的混乱情况。毛泽东立即派北京市委领导到外语学院了解情况。他还批示说：
　　“看来外语学院的问题北京市解决不了，还需派8341部队进去。”
　　10月13日，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到**看望住院的毛远新，并按照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接毛远新参加八届十二中扩大会议。二人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门口，曾绍山进去了，毛远新却被工作人员拦住了，说是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曾绍山回头对工作人员说：
　　“中办通知我去**接毛远新同志参加今天的会议，这是怎么回事？请你们查一下。”
　　工作人员说：
　　“参会人员名单里确实没有毛远新同志，请回去吧。”
　　毛远新甚是尴尬，但也无可奈何，只好返回了**。
　　后来在11月份，毛远新在回辽宁前向伯父辞行，诉说了此事的经过，感觉有点丢人，很委屈。毛泽东问道：
　　“你还有什么想法？”
　　毛远新说：
　　“又不是我自己一定要去参加会议，是曾绍山接我的，说中办通知我参加会议，到了会场又不让进门，很多熟人都打了招呼，别人怎么看？”
　　毛泽东说：
　　“这点小事你都受不了，真没出息。共产党人讲任劳任怨，这点委屈你都受不了。你的最大弱点是太顺利，没有经历过挫折，没有经历过磨难。会议前一天晚上，总理送来的参会名单里有你，是我把你勾掉了，你还有意见吗？”
　　毛远新这才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真诚地对伯父说，没有意见啦。实际上，毛泽东是勾掉了毛远新任九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资格。1969年，毛泽东再一次勾掉了毛远新的辽宁省九大代表的名字。1973年，毛远新当选为党的十大代表，并成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毛泽东在审查代表名单时，还要勾掉他的名字，周**坚持说：他是辽宁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要带辽宁代表团参加十大，不能再勾掉了。后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我让了半步，同意你当十大代表，但不能当中央委员。”
　　这正是：立党为公真伟人，炼就子侄铁汉身。后来非毛造谣者，竟污领袖任唯亲。
　　且说10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在出席会议的133人中，有原中央委员40人和递补上来的10名中央委员，共计50名，超过了法定的原八届中央委员97人的半数。另有9名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其他参加会议的74人是：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
　　此前，康生为了提出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人员的名单，按照5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汇总了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江青见那些被打倒的还有那些靠边站的八届中央委员，一共有57人，就建议说：
　　“这么多有问题的人，能不能缩小一下打击面？”
　　康生说：
　　“他们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又不是谁强加给他们的，谁能替他们抹煞得了？当初，刘**就是把这么多有问题的人拉到党内嘛，再加上蜕化变质的一些人，现在他们是一个集团嘛。所以，不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是想插手也插不进去。”
　　江青说：
　　“主席的指示是让我们保证全会以合法的程序召开。是不是让一些犯错误的人也参加全会呢？”
　　江青的意见得到了康生、张春桥等人的支持。于是，他们一起向政治局常委会议作了汇报。毛泽东看过名单，听了他们的建议，说道：
　　“你们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搞能行吗？整个的中央委员里面，有问题的人就占了差不多一半。他们的问题既不是我给定的，也不是在座的人给他们强加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他们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盖子，就这样给揭发出来了。这还不是大好形势吗？有些人只是看到某些地方打架了，生产受损失了，而看不到我们经过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只就叫做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还是要把这场运动的意义多讲给大家听听。我早就和外国同志说过，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党内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人，社会上也有这样的基层，问题是看我们如何处理。现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个好办法。”
　　林彪说：
　　“文化大革命的收获是最大的，损失是最小的。只要我们的国家不改变颜色，即使是生产受到一点点损失，我看值得！”

福和中学老师

周**也说：
　　“我们要按毛主席的指示，把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讲深讲透，做好犯错误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工作，让他们深刻认识错误，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把这次全会开好。”
　　就这样，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人员名单。同时还决定，对那些有这样那样问题、不能参加全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再行处理。
　　再说周**在13日开幕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讲话说：
　　“这次全会的目的，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
　　接着，他宣布了全会的主要议程：一是讨论确定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讲形势；四是讨论专案审查报告。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是谈形势。他说：
　　“国内问题嘛，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通过那个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招呼的，特别是后来10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来呢，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有那么一位同志（指张鼎丞——笔者注），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原谅他。”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有的？是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我的意见，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有的。而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3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局势。知识分子是粘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论。”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3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
　　这一天，毛泽东还提议，将会议前起草的党章草案“印发十二中全会各同志，作为讨论的基础。”
　　10月14日，毛泽东在审阅由康生主持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时，将草案中原来所写的“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一句，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
　　10月16日，《人民日报》在转载的《红旗》杂志第4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空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逢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整党建党的“五十字方针”。
　　编者按中对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解释说：“吐故”，就是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等，作为“废料”清出去。“纳新”是把“优秀造反派”，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入党，选拔“坚持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优秀党员”，参加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
　　编者按中还第一次提出了要批判刘**的“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
　　10月31日，是八届十二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全会通过了党章修改草案。
　　草案中提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一提法被八届十二中全会接受了。尔后将提交给中共“九大”讨论通过。
　　八届十二中全会审议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10月18日提供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罪行的审查报告》。
　　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以132票同意、1票反对，通过了审查报告和1项决议：“把刘**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在表决中投这1票反对意见的人，就是中央委员陈少敏。
　　全会还通过了会议公报。公报宣布：
　　“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公报是这样写的：
　　“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1967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败‘二月逆流’和今春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胜利。”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全会闭幕式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我主要就是这么几点，就是一个讲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审查报告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第二，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有点崇孔啰。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呐。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啰。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说他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
　　“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后头一调查，糟糕，这个人是个什么**嘛。”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是能写的，他的观点是唯心论的。”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毛泽东除了上边点名要解放的任继愈、周谷城、谈家桢、吴晗、翦伯赞和冯友兰以外；在讲话中还提到了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上海的苏步青、刘大杰，广州的杨荣国。
　　毛泽东继续说道：
　　“第三，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那么几位，有啥要紧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将来是不是还可能工作嘛。我所谓的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讲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过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什么。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要那么纯，纯得那么很厉害呀。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你比如就讲九大吧，九大代表，这个‘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呀，我看就是个缺点。”“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也不是完全不公开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又再说明他们的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所以我们还是推荐你们在各地方把他们选举为代表。陈毅同志，我看了他的讲话，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就是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
　　林彪曾在全会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
　　再说关于邓**的问题，毛泽东说：
　　“邓**，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讲几句好话。”“邓**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这天晚上，周**和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江青高兴地说：
　　“真是大快人心，刘**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毛泽东说：
　　“叛徒、内奸、工贼这3顶帽子，对刘**来说是他始料不及的，对我们也是始料不及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事实摆在那里嘛。”
　　周**接过毛泽东的话头说：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太必要了，太及时了，群众发动起来，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刘**这是罪有应得，主席不必感到遗憾。”
　　毛泽东说：
　　“我有个问题考考你们：刘**是从一开始就这样呢，还是后来变了呢？把刘**的问题揭发出来，中央最高层又出了这么多坏人，中国共产党还是不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呢？这些问题如何向全党、全国人民宣传解释？”
　　江青在毛泽东和周**面前很少有顾虑，她说：
　　“刘**到现在也不认为这3顶帽子能戴在他头上。在他看来，1925年被捕后释放，托托人，写个保证，认个错，保住了活命，还可以继续革命，这有什么不好？至于1927年的问题，那更好说，当时的党中央就是强调和国民党合作，决不能破坏和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关系，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这个大局。1929年，刘**认为不这样办脑袋早就搬家了，吃点小亏占了个大便宜，何乐而不为？”
　　周**说：
　　“江青同志分析得很对，刘**很可能就是这么想的。这个人满脑子都是个人主义，一切从个人私利出发。什么‘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其核心还是为‘我’、为自己。”
　　江青接着说：
　　“叛徒理论就是自私自利的理论。在他们看来，利己利人的事大张旗鼓地抢着去干，利己不利人甚至害人的事也要去干，只要做得隐秘，不被别人发现就可以了。他们参加革命是如此，当内奸、工贼、叛徒也是如此。活命哲学强调的是个人生命的重要，个人价值的重要。无产阶级革命者恰恰相反，他们把集体，把革命事业看得至高无上，个人只有融入革命集体才有价值可言。”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道：
　　“所以，我才强调斗私批修嘛。”
　　周**说：
　　“江青同志可是为专案工作出了大力，没有江青同志，我这个总负责不可能把中央交给的任务完成得这么好。”
　　毛泽东说：
　　“你不要老是表扬她。没有人民群众的揭发和斗争，没有你掌舵，怎么能搞出这么多铁一般的事实？这些成绩应该归功于大家嘛！”
　　周**说：
　　“经过这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我也提高不少。我们共产党就是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清除了中央高层领导人中不搞无产阶级革命、甚至反对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的人，只能使我们的党更加伟大、光荣、正确。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有这种魄力和胸襟，才能这样无私无畏，才有能力割去自身的毒瘤。现在主席又号召‘斗私批修’，这是培养和造就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长远大计。”
　　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讲得很好。全国混乱了一阵子，打了两年内战，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经过自上而下的整顿，也可能会整出一个朝气蓬勃的共产党来。”
　　据陈伯达后来回忆说：“到了1968年把刘**开除出党以后，我们就对文化大革命感到厌烦了。林彪对我说过：‘这个文化大革命应该结束了，再搞下去就会搞到我们自己头上。人心思治，谁也不愿意这么无休无止地折腾了。’我说：‘看毛主席的打算，运动还要继续深入，斗批改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呢。’林彪说：‘那不是一年两年能够奏效的事情，要是把文化大革命持续那么长的时间，谁也受不了。顶多开完九大，就该结束运动。不然就会犯运动就是一切那样的错误。’”
　　再说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全文，以播放录音的形式向全国各地传达。周谷城在上海市政府大礼堂听录音，当他听到毛泽东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时，心情非常激动。听完录音，两个《文汇报》记者赶到周谷城身边，问他：
　　“怎么样？你听了感到怎么样？”
　　周谷城颤抖着声音说：
　　“很好，很伟大，很能感动人。”
　　记者追问：
　　“哪些地方感动人？”
　　周谷城说：
　　“很诚恳，很能感人。”
　　毛泽东的讲话录音在北大也放了两天。一些师生们说：
　　“毛主席保了翦伯赞！”
　　“翦伯赞快要解放了！”
　　驻北大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向翦伯赞和他的夫人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说：
　　“毛主席保你了，你要感谢毛主席。”
　　翦伯赞一家人很快迁回到了燕南园，组织上还派一位姓杜的退休工人给他做保姆。翦伯赞非常感激，连夜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感谢信。毛泽东看了说：
　　“翦伯赞的信写得很好嘛！”
　　北京市委书记丁国钰将翦伯赞的夫人接到市委大楼，向她讲述了毛泽东有关翦伯赞的讲话精神，要她好好照顾翦伯赞的身体和生活。翦伯赞夫人非常高兴，从衣袋里掏出一枚大型毛泽东像章，她问丁国钰，自己能不能戴？丁国钰说：
　　“怎么不能戴，完全可以戴。”
　　翦伯赞夫人当即把毛泽东像章佩带在自己的胸前。
　　此后一连几天，是翦伯赞夫妇难得高兴的日子。可是，好景不长，一位刘**专案组的副组长，不通过北大工宣队领导，为调查刘**的一件事，多次找上了翦伯赞，要翦伯赞交代他所知道的刘**的问题。翦伯赞交代不出，他就威逼，拍着桌子说：
　　“你不老实交代，我们给你拿出人证、物证、旁证，你就得去坐牢。”
　　他还指着外面他坐的车，吓唬翦伯赞说：
　　“你再不交代，外面有车，就抓你坐牢！你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
　　翦伯赞急了，举起手张开五指说：
　　“我的手只有这么大，我能掩尽天下耳目吗？”
　　另一个组员威胁道：
　　“你是想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吗？”
　　翦伯赞冷笑一声，转身对那位负责人说：
　　“我告诉你们，我不知道的事，不能随便乱写，我要实事求是。坐监牢，我不怕。国民党时代我不怕坐监牢，今天，我更不怕坐监牢。我死都不怕，还怕坐监牢吗！”
　　翦伯赞的精神被接踵而至的解放和威逼击垮了，一天晚上，他交代杜师傅明天晚一点叫他起床，然后，自己热了一锅奶，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的高效安眠药速可眠放进去，夫妇俩一并喝了下去。
　　人们在翦伯赞的口袋里发现了两个纸条，一个上面写道：“我实在交代不出来，就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个纸条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泽东、周**知道后，极为震惊和气愤，指示一位中央负责人，把专案组的人叫到人民大会堂，狠批了一通。毛泽东责备他们说：
　　“为什么在刘**的专案已经结束之后，还要找翦伯赞继续调查刘**的问题？”
　　周**也批评他们说：
　　“毛主席保的人，你们有什么资格让他坐监狱？你们对毛主席不忠！”
　　后来，那位副组长到北大检讨了两次，又给了他一个警告处分，后改为留党察看两年。
　　1968年11月4日，毛泽东在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
　　“解放以后几十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
　　11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过去我们打了22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清楚。”“现在是共产党内部自己分裂，都说是共产党，人们就不易搞清楚。不过时间也不需要很长，比如过去要花22年夺取政权的话，这次大约有3年左右就差不多了。”
　　11月17日，胡志明委派范文同来华访问。毛泽东、周**接待了范文同，就越南和美国于5月31日在巴黎开始的和平谈判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说：
　　“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有时是要上些当的，正如你们所说，约翰逊说话不算数。约翰逊曾公开说，甚至条约有时也不算数。但是事物总是有个规则的，例如你们的谈判，难道要谈100年吗？我们的总理说，尼克松再谈两年不解决问题，他下一届再当总统就困难了。这么多年来，美国的陆军没有进攻北越，没有封锁海防，也没有轰炸河内市区，他是留了一手的。他有个时候说是要穷追，可是你们的飞机从我们国内飞来飞去，他也不穷追，所以那是他说的空话。你们的飞机在我们的机场来往，他根本不提。又例如，中国有那么多人在你们那里工作，他是知道的，但他一个字也不提，好像没有这么回事似地。”
　　11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题目是：《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社论中写道：
　　“以刘**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每一个重大问题上”，“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过拼死的斗争。”
　　社论中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
　　社论中第一次提出了：“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史。”
　　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泽东说：
　　“我们的国家，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来说，对工人运动来说，对学生运动来说，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壮大发展来说，再有5年时间，就会比较好了。日本1945年投降到现在已经23年了，再有5年，就是28年，28年不打仗吗？其实，在二次大战后，各种战争从未停止过。按照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
　　参加这次会见的有周**、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
　　1968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转发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的政策的经验报告》。
　　毛泽东的批示是：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要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毛泽东
　　《经验报告》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该厂原党委副书记李某，“过去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和组织路线”，“运动中把他当走资派来批斗”。后来“经反复核实，反复研究，认为他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犯了严重错误。他虽然是旧市委派来的干部，但与黑线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没有其他的问题。于是，确定可以解放他”。毛泽东在此处批注道：
　　“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
　　12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草拟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毛泽东在上面特意加上了两段重要文字，他写道：
　　“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的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这个通知后来在12月26日向全国各地发出。
　　12月22日，《人民日报》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为题，对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要求进行了报道。在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原来，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提出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主动到农村去安家落户。会宁县城镇居民的行动，使毛泽东异常兴奋。因为他早就在思考着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城镇里的中学生在复课闹革命以后，一部分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只能在家里吃闲饭。更重要的是，国际形势也十分严峻，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虎视眈眈，苏修叛徒集团还企图对中国发动核袭击。如果城镇知识青年也像会宁县城的居民一样，到农村安家落户，不正是一个安排、锻炼和保护他们的最好途径吗？于是，毛泽东高瞻远瞩，毅然做出了这个既能保护一代青年避免战争牺牲、又能培养千百万革命接班人，还可以改造农村这个广阔天地的带有战略性的战略大部署。
　　其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就写道：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那时候，中共中央也一再号召城镇知识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毛泽东还专门为此题词：“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毛泽东的指示和这个题词，鼓舞、激励了一大批有志知识青年。共青团中央又进行了“组织城市青年下乡的试验”。这年10月，一支有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到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脚下开创新生活。接着，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开了上山下乡的先河。到60年代，这一运动继续发展，涌现出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先进知识青年代表，他们奔赴农村、边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说12月22日当晚，北京四中的学生就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打起背包走向了农村。
　　此后，400万“老三届”中学毕业生率先闯路，以后每年都有几十万、几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先后共有1800万青年参加了这一运动。这一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采取了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参加生产建设兵团两种形式。同时，还进行了知青国营、集体农庄试点。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个组成部分，最终发展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影响深远的政治运动，形成了20世纪最为壮阔的青年革命浪潮。
　　欲知毛泽东此后还有什么重大部署？请诸君慢慢往下看。
　　东方翁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可以说是毛泽东将他那青年时期的独特的社会活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次大规模的特殊形式的再现，也可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红卫兵大串联那种活动的又一种形式的延续，还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大规模野外生存训练。可是，有不少人却把它与所谓的“牛棚”等同看待，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而一位旅美的知识青年却是这样评价他的这番经历的：“我以前认为文化大革命下乡插队耽误了自己学习专业的最好时间，现在却有了现代化新认识。”“我很是庆幸自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使我有机会走出象牙塔，溶入底层老百姓，经历了不平静和不同。我在内蒙古草原插队7年，7年的插队生活，给了我坚韧、乐观、向上、潇洒的性格。草原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的美好的回忆。”“我这7年的插队经历，在美国成为可以大卖大吹的资本，甚为周围众人羡慕赞叹。”古人云：“横看成岭侧成峰，东西南北各不同。”见仁见智，褒贬不一，此之谓也。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45
第345章
　　“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议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话说1969年1月1日，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中，公布了毛泽东的两条指示：
　　“对反革命分子和犯过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1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办事组一份关于“徐向前最近表现情况”的材料上批道：
　　“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1月8日，毛泽东在北京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周**、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人开会，许世友、杜平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南京军区支持的浙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等人，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驻浙江部队20军、空5军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的对立问题。毛泽东确定的会议方针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他还说：
　　“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于做工作。为了减少矛盾，20军、空5军是否调调防，离开浙江。”
　　毛泽东又说：
　　“省军区检讨我看过，20军、空5军的检讨怎么我没有看到？”
　　张春桥、姚文元对此进行了说明。
　　1月11日，毛泽东从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11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写信建议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长，他在上面写了一个批语：
　　“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2人不宜为代表。”
　　1969年1月间，美国举行总统选举，毛泽东非常关注这一事件。有一次，他和吴旭君说起了选谁的问题，他说：
　　“我已经投了尼克松一票。”
　　吴旭君问：
　　“为什么？”
　　毛泽东解释说：
　　“民主党上台的时间比较长了，从30年代算起，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60年代后期。民主党在台上长达30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共和党在大选中赢了。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搞些平衡，哪怕暂时做出亲共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看来，尼克松意识到中国的存在的重要性。这一点，他比民主党的各届领袖们略高一筹。”
　　毛泽东还说，尼克松要当选。他还表示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吴旭君想不通，怕毛泽东和一个老**分子交往，会影响他的形象。毛泽东说：
　　“你又不懂了，先肯那些啃不动的骨头，好啃的放在一边留着，那是不用费力的。你给我背杜甫的《前出塞》。”
　　吴旭君心想，背诗词可比搞外交容易多了，就问：
　　“哪一首？”
　　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她，而是背诵道：
　　“挽弓当挽强，”
　　吴旭君见他背了第一句，就接着背诵下来：
　　“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吴旭君非常流利地一口气背完了。毛泽东说：
　　“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放在诗中。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去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
　　毛泽东说到这儿，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连香烟都忘了抽。吴旭君说：
　　“这么说，非尼克松不行？”
　　毛泽东肯定地说：
　　“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美国总统竞选的结果，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票当选连任总统。
　　1月21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1月20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1月29日，中共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结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被留在北京作检查，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南萍、陈励耘等人回浙江主持工作。
　　1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
　　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医院病逝。
　　李宗仁是在1968年8月被确诊患了直肠癌，在毛泽东、周**的关怀下，成功地做了手术。但因他长期患有肺气肿、心脏衰弱，不得不长期住院治疗。1969年1月26日，他在病床上嘱咐身边的人说：
　　“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的祖国，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回来以后，本想在台湾问题上做些工作……现在来不及了。台湾总是要统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见了，这是我没有了却的一桩心事。请把带回来的那些古书（指他带回来的许多线装书——笔者注）送给广西图书馆，字画送给政府，那几瓶酒送给毛主席、周总理吧！”
　　他在弥留之际，还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周**的信，信中说：
　　“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我们祖国的潜力是举世无匹的，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分子是一个无比的光荣。”“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9年2月2日，周**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案，内容包括：代表产生办法，党章修改，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中央机构，九大宣传方针等。毛泽东在当天批示道：“照发。”
　　2月5日，毛泽东在周**5日呈送的关于九大代表人选的报告上批示道：
　　“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
　　2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关于九大的报告稿，他说：
　　“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笔者注），我不赞成。”
　　会议初步商定报告稿2月20日交卷，九大在3月15日开幕。
　　会议还讨论了第3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
　　2月19日，毛泽东召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他特意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了这次谈话。毛泽东首先对陈毅等人说：
　　“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
　　他转向李富春、李先念问道：
　　“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
　　李富春回答后，毛泽东说：
　　“总之，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现在下去走一走，可以早去晚归，或者带包袱去住个把星期。”“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
　　他转向陈伯达，问起九大的报告稿，说道：
　　“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20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3个人要一齐找林彪同志谈一谈。”
　　3月2日上午8时40分，苏联军队再次侵入中国的领土珍宝岛。苏联边防军出动70余人，分乘两辆装甲车、1辆军用带蓬卡车和1辆指挥车，突然袭击正在珍宝岛执行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军，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军战士6人。中国边防军站长孙玉国率部被迫自卫还击，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驱逐了入侵的苏联边防军。
　　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对苏军制造的流血事件，提出紧急的、强烈的抗议。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以东、乌苏里江西岸附近，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一直是在中国管辖之下，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原来，苏联在勃烈日涅夫上台后，开始走上了扩张主义的道路。他对西欧采取攻势战略。在中苏边境大量屯兵，制造事端。从中国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以后，到1969年3月间，苏军在这4年半时间里，在中苏边境挑起边界事件多达4189起。其中，在1969年1月和2月间，苏联边防军就8次侵入珍宝岛。同时，苏联国防部命令其远东边防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这就是毛泽东几年来一直提出要准备打仗的主要原因。
　　3月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关于九大报告稿问题，他说：
　　“原定2月20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笔者注）推迟时间。”
　　在大家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
　　“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
　　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打倒新沙皇》的社论。
　　3月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再一次说：
　　“要准备打仗。”
　　3月7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关于九大准备工作，他说：
　　“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
　　由于九大报告稿迟迟写不出来，毛泽东有些生气，他说：
　　“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
　　他问陈伯达：
　　“你究竟什么人在搞？”
　　陈伯达说：
　　“我自己一个人在写。”
　　毛泽东批评他说：
　　“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
　　3月9日，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九大准备会议，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及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共128人参加了会议。
　　3月12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提出九大报告稿由两套人马同时搞，他说：
　　“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两家各搞各。”
　　关于九大报告的主题，毛泽东说：
　　“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
　　此后，康生、张春桥、姚文元3人一组，林彪、陈伯达一组，同时起草报告稿。
　　3月14日到15日，苏军又出动边防军和飞机，连续入侵珍宝岛。在中苏双方冲突中，苏军的坦克、装甲车被摧毁17辆，入侵者被击毙58人，伤94人。
　　毛泽东看完一份有关珍宝岛冲突的报告，他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
　　“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
　　他身边的人问他说：
　　“美国人高兴吧？”
　　毛泽东说：
　　“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让他缩减到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身边的人回答说：
　　“中美苏3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
　　毛泽东说：
　　“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此时的苏联，它的主要对手仍然是美国。勃烈日涅夫也担心，如果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战争，对苏联也不利。于是，勃烈日涅夫通过热线电话直接要到了北京，中共中央总机室的话务员问道：
　　“你是谁呀？”
　　莫斯科那一端回答说：
　　“我是勃烈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
　　中国话务员一甩小辫子，骂道：
　　“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讲话？”
　　勃烈日涅夫被骂，只好挂了电话。中央领导人闻知此事，有的表扬话务员政治水平高；有的批评话务员说：
　　“你也不请示领导，怎么能胆大包天，干这种事。”
　　3月15日，《红旗》杂志第3、4期在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中，传达了毛泽东的两段指示：
　　“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3月15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关于准备战争问题，他说：
　　“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是不行的。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
　　“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红卫兵打仗勇敢，红卫兵还是要称赞一下，他们还很活跃。凡是过去武斗比较厉害的学校，现在就转得比较好。对这些武斗的学生，军队不愿意要，地方也不愿意要。红卫兵不听话是个暂时现象，或者是有坏人指挥。红卫兵前期、后期，甚至于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后期之间有一个时间不听话，现在就好了。”
　　关于落实政策问题，毛泽东说：
　　“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也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改悔，难道他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
　　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不解放是不妥当的。当然不是一个不关。我们历来讲坏人是极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得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不要在学生中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他们因为肚子里有气。有的今天讲了，明天就不讲了。……政策不落实，不解放知识分子不行。”
　　“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二月逆流不仅北京有，其它地区也有。二月逆流不仅冲击了地方机关，也冲击了军队机关。那个时候，一时打倒这个，一时打倒那个，可多了，无非是说错了话嘛！我主张九大报告上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66年冬季和67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对红卫兵冲击不了解情况。有的打到自己身上来了，受了点侮辱，连听报告都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有点不服，所以闹。这次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他们一肚子气，共产党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只讲刘**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有些犯错误的，过一两年还是要解放他们，就是不让他们掌大权。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斐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德一个人有什么用，还不是有那么一些人捧他的场。这次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二月逆流这些人选为九大代表，地球还不是照样转！‘天地悠长，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主要是落实政策的问题。反帝必反修，不反帝反修是不能胜利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九大的准备工作，他说：
　　“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
　　他转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说：
　　“给陈伯达是1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4月1日开会。”
　　张春桥、姚文元从3月16日开始，陆续分批将报告稿交毛泽东审改。
　　3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社论《认真学习六厂一校的先进经验》。社论中说，根本的一条就是：“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认真学习、努力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广泛发动群众，不停顿地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
　　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中苏热线打到中国外交部苏欧司，代司长李连庆接了电话，柯西金说他要找周**总理讲话，李连庆回答说：
　　“我们两党已经没有关系，但两国还有外交关系，我将立即报告周**总理。”
　　随后，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亦称：“有话要转达”给中方。周**立即与有关方面拟定了一份答复苏方的备忘录。备忘录中写道：“从当前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是日晚，周**即将一份报告呈送给毛泽东。
　　3月22日，毛泽东在周**的报告上批示道：
　　“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举行外交谈判。”
　　尔后，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奉命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里扎维金，向他递交了备忘录。
　　3月22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的准备工作，还特地把正在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也找了来。他首先对陈毅等人说：
　　“好久不见了，你们搞得不错啊。你们应该换一换，南口、新华、二七厂都是大厂。”“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验。”
　　毛泽东转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们说：
　　“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

福和中学老师

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们。”
　　3月下旬，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九大”问题。他拿着厚厚的揭发材料，对周**说：
　　“贺龙我保不了啦，你也保不了啦。这是林彪、吴法宪送来的，全是贺龙的亲信和部下揭发的哟，我还怎么讲话？”
　　原来，贺炳炎等人在他们所写的《回忆洪湖斗争中的几个小故事》里说到贺龙时，写道：“贺龙是一条活龙，国民党军队围住了他，他会呼风唤雨，变成一条龙，溜出去了。”
　毛泽东对这类话很反感，他说：
　　“贺龙是条龙，就可以登基当皇帝了吧！”
　　陈毅说自己在文革中有错误，对照“九大”代表的3条标准恐怕已不够格。毛泽东说：
　　“这3条你不够格，你可作为右的代表嘛！”
　　陈毅听了心中非常难过，尽管毛泽东说他是右的代表，但他心中非常明白，毛泽东还是在保护他的。
　　后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毅成为“九大”主席团成员，在大会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
　　3月31日，毛泽东在周**呈送的关于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的报告上批示道：
　　“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请考虑酌定。”
　　此时的徐海东，因为还没有接到出席大会的通知，心中正在纳闷。他记得自从自己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中央每次开会，毛泽东总要问一声：“海东同志来了吗？”
　　后来，徐海东在4月1日中午接到通知，参加下午开幕的“九大”。在九大上，徐海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在1970年3月25日，徐海东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0岁。
　　3月31日，毛泽东在最后审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报告时，又在上面加了一句：
　　“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继续给以帮助。”
　　后来九大采用的正是经毛泽东多次审改的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这个报告稿，而林彪、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就弃而不用了。当时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吴法宪在多年后回忆说：“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
　　1969年4月1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512人。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总结和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调整党的权力机构和人事安排。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主席团副主席，周**为大会秘书长。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我们党从1921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有48年这么长的时间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位：一个就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是牺牲了。叛变的、当了汉奸的、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4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党员只有几十个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后来就发展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代表大会，每次到会的代表都很少，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开，人数比较多一些，有几百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几十名代表，**同志、伯承同志参加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开的，开了一个团结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特别是王明路线。那个时候，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人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呢？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比如刘**，什么彭真、薄一波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
　　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议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毛泽东在谈到珍宝岛事件时，问道：
　　“孙玉国来了没有？”
　　孙玉国马上站起身，立正答道：
　　“报告主席，孙玉国来了。”
　　毛泽东接着说：
　　“3月2日，3月5日，苏联侵略珍宝岛，这次仗是孙玉国指挥的。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9个小时，敌人3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接着，林彪代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分为8个部分：1、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2、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3、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4、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5、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6、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7、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8、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从4月2日开始，大会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
　　4月11日，毛泽东在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讲了话，他说：
　　“找同志们来商量一件事，这个会是小组会一直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商量了几次，中间开一次大会通过报告和党章；然后搞选举，再开一次大会，结束。”
　　“另外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
　　“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做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是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8个人搞了一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过去行军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翻案还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讲话。还是超脱一些好。我不搞专案，超脱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怎么办呢？你还要讲点理由：你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么放我？总要讲个理由。有些人关在牛棚里不少，有些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了。”
　　“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毛泽东最后说：
　　“下一步搞选举，选举的名单由下面提，然后大组提。我提议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要选进去。”
　　4月13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谈话，他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
　　4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周**、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先后发言。
　　在孙玉国上台准备发言时，毛泽东站起身来鼓掌，他还说：
　　“坦克、装甲车、大炮、飞机，我们都要，但是主要要靠我们步兵的勇敢。”
　　孙玉国发言结束时，毛泽东再一次站起身来鼓掌。
　　这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的总纲中写道：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据陈伯达回忆说：“最初把林彪提出来的是上海代表团。因为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提出要让上海准备修改党章，进行恢复党的组织的试点。在修改党章的讨论中，他们已经提出了要把林彪写进党章的建议。在党的九大讨论新党章和政治报告的时候，很多的代表已经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提出来了。”
　　再说从4月15日起，九大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其程序是：根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由各地各单位的45个小组提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提出统一的候选名单，经协商和预选后，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作为正式候选人。
　　4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在候选人名单上增加了5人，共计279人。其中有中央委员候选人170人，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109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有53位，新排的200多人，5个占1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在本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
　　4月24日，九大举行第3次全体会员，采取无记名等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170名，候补中央委员109名。
　　纪登奎当选为中央委员。
　　在毛泽东的关照下，郭沫若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李四光、钱学森、朱光亚同时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是中共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自然科学家担任中央委员。
　　九大宣告闭幕后，林彪极力推荐汪东兴进入政治局，他对毛泽东说：
　　“汪东兴是个好同志，他参加政治局对中央的工作有利。他对主席忠心耿耿，是个难得的人才。”
　　据黄永胜后来回忆说：“汪东兴在九大以后，看到毛泽东已经老了，很想投靠林彪。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8341部队对林副主席是忠心的，我汪东兴永远是听林副主席直接指辉的。有林副主席为我们掌舵，我们就不怕任何人。只要是林副主席下令，我是无所顾忌地要冲上去的。林副主席有什么命令，尽管吩咐我。’”
　　其实，林彪早已拉拢住了汪东兴。他经常派叶群到汪东兴家里串门，送东西，以示关怀。汪东兴自然明白叶群主动和他交往的政治目的，也知道上层女人之间的不融洽，所以，在言谈之间，就对叶群表示了对江青的不满，他说：
　　“她那个人自高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要不是看在主席的份上，谁理她呀，我看，主席死后，才有她的好看呢！”
　　汪东兴还说：
　　“我从来就没有把钓鱼台的人当成救世主，我就是佩服林总。为什么毛主席在那么多的元帅当中选了林总，就是因为林总才是真正的统帅之才。现在，我是跟着毛主席干，他老人家死了之后，我就要跟着林副主席干。我会像忠于毛主席那样地终于林副主席的。叶主任，请您放心吧，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我也希望林总能关心一下我的政治生命。”
　　这就是林彪极力推荐汪东兴进政治局的原因所在。
　　再说4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九届一中全会从《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的95人名单》中选出了21名政治局委员和4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从《被提名为政治局常委的18人名单》中选出了5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还选出了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在后来的九大公报上是这样排列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林彪、周**、康生、陈伯达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
　　值得一提的是：在选举政治局委员所投的277票中，毛泽东、林彪、周**、康生获得全票，陈伯达获得275票，黄永胜获得274票，江青获得270票。在选举政治局常委的投票中，除了当选的5人外，江青获得150票，黄永胜获得130票，其余被提名的都在35票以下。
　　这一天，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名单，他们是：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中央军委委员有：丁盛、王秉璋、王树声、王效禹、王辉球、韦国清、叶群、皮定均、刘丰、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瑞、陈锡联、李天佑、李作鹏、李雪峰、李德生、吴法宪、张达志、张池明、张国华、张春桥、邱会作、杨得志、杜平、萧劲光、郑维山、冼恒（桓）汉、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曾绍山、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裕、温玉成、谢富治、谭甫仁、潘复生
　　此外，中央军委还决定了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
　　组长：黄永胜
　　副组长：吴法宪
　　成员：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
　　“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毛主席把我们这些懂得农业的许多省委领导同志调到中央，目的就是要把中国的农业真正地搞上去，解决好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毛主席给我讲过：‘农业是基础，就是我的屁股。把农业搞上去，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屁股就坐稳了。中国的农民好得很，要求不高。解放这么多年，吃饭和穿衣问题还解决不好，怎么向人民交代呢？国际上**势力总是在封锁和制裁我们，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看他制裁个屁！’”
　　再说毛泽东最后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
　　“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那条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在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对此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要抓。工厂里头，要让他工作，要他参加群众运动。”“犯了最近一个时期的错误，就是所谓走资派，对这些人就要帮助了，要办学习班，还要跟他讲历史，使他逐步清醒。”
　　他还提出了另一个任务，他说：
　　“要准备打仗。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备战主要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打仗的精神。不但是我们中共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毛泽东最后说：
　　“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要过细地做工作。”“先抓好面上的三分之一。”
　　欲知毛泽东九大后在国内国际问题上又有哪些重大决策和斗争，请看本传第十卷：只争朝夕
　　东方翁曰：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九届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全面结束。至此，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1年开张，2年看眉目，定下基础，3年收尾”的战略部署。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能发能收，此种胆魄与能力，舍毛泽东其谁也？
　　关于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质和功过，前面已经引用了陈再道将军的一段评价；而曾经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被打倒以及后来又在毛泽东逝世后被判处徒刑的陈伯达，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则是这样说的：“我可以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简单地出于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怨气和仇恨，而是出自一种理论。他老人家作任何事情，都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的。他不是那种随心所欲地干事情的人。比如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建立在他对社主义历史阶段的各种理论的认识和分析基础上的，这就是我们后来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的的确确是毛泽东的创造。是不是这个理论一点道理都没有？看来还得继续研究，这个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不仅对中国，就是对世界也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不管这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们的一家之言正确与否，后来研究历史的人们都会把它当作一种重要的参考资料，则是毋庸置疑的。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340章导读表在61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346
第十卷：只争朝夕
第346章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9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9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9个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话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全国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内容是：“打击反革命”和“清查五一六”分子。
　　毛泽东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运动中，提出要注意政策，要“过细地做工作”，坚持“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的方针。他总结了群众专政的经验，他说：
　　“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坏人。”
　　中共中央为五一六定的罪名是：第1：“挑拨中央文革与周总理的关系，妄图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第2：“破坏、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总理，明目张胆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开脱罪责。”
　　1969年4月底，毛泽东让陈毅到石家庄一家工厂去蹲点，交代他两项任务：一是到工厂总结经验，给“斗批改”提出合理化建议；二是召集几位老帅，讨论国际形势。陈毅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1969年5月1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与集聚在广场上的首都50万军民欢庆“五一”。参加庆祝“五一”活动的还有出席九大的代表、新当选的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及中央委员。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先后接见了阿尔巴尼亚等8国新任驻华大使，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向全世界各国传递了中国愿意同它们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
　　5月17日，毛泽东对新华社1969年4月10日《内部参考》增刊第1256期登载5条外电外报对“九大”的反应中，有3条的标题有“妄评”字样问题，作出批示：
　　“外国人、外国党评论‘九大’，编者不要随意加‘妄评’字样，如实地向中央提供就行了。”
　　5月19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学习班的1万名代表。
　　在京的中央委员参加了接见，毛泽东在主席台上看到了地质学家李四光，他走下来握着李四光的手，亲切地叫道：
　　“李四光。”
　　因会场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两人距离虽然很近，但对方说话都听不清楚。毛泽东只好附在李四光的耳边，问他身体好不好，工作怎么样。他又拉着李四光，走到前面，向到会的人们挥手致意。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拉着李四光离开会场，步入休息室。他在谈到一些地质科学家时说：
　　“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还有点道理。我很想看看你写的书，希望你找几本书给我，还想请你帮助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李四光问：
　　“主席需要哪些方面的资料？”
　　毛泽东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
　　“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李四光回到家里，动情地对女儿李林说：
　　“主席工作很忙，还要看我的书和其它资料，资料挺多，但都是大本大本的，有的还很繁琐。还有许多是外文的。毛主席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看这些东西？为让他老人家少花费时间，我要整理一份多用图片少写文字的资料，把地质学中的重要问题都包括进去，再送给毛主席看。”
　　自此以后，80岁高龄的李四光为了让毛泽东早一天看到这些资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夜以继日地收集、整理了7篇科学资料，定名为《天文、地质、石生物资料摘要》，印成大字本，送给了毛泽东。1971年4月28日，李四光因患重病住进了医院。他对家人说：“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最英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科学研究工作的灵魂，是根本。”在医院安定下来以后，他就开始着手撰写《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地质工作的一点体会》。他还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我有信心去组织人力攻克地震预报这个难关。”谁知在住院的第二天，李四光就因突发动脉瘤破裂而不幸去世了。
　　且说5月26日下午，中央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工作。毛泽东说：
　　“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
　　“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
　　1969年，《红旗》杂志第6、7期合刊发表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一文，文章中写道：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还是搞‘利润挂帅’、‘物质刺激’那一套，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办企业路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厂革委会和广大革命群众深刻地认识到，忘记了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会迷失方向，阶级敌人篡权就看不见，修正主义路线就认不清，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企业就保不住。”
　　“只有彻底破除叛徒、内奸、工贼刘**的‘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专家治厂’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才能破在要害处。只有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才能立在根本上。”
　　5月下旬，已经有1年多没有外出的毛泽东，乘专列南下。
　　1969年6月1日，毛泽东乘专列抵达郑州，在车上接见了刘建勋和纪登奎，他问道：
　　“你们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吗？党言川怎么样？”
　　此后，毛泽东到了武汉，来到武昌东湖梅岭1号，看到从走廊到会客厅、书房和卧室里，到处都张贴着他的画像和语录，立刻要工作人员将这些统统摘下。
　　6月3日，许光达在北京病逝，享年61岁。
　　许光达是10位大将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在建国后担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务。
　　6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说：自恃武力强大的苏方甚至提出：“苏联部队的**是有无限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有关导弹部队已经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进行“毁灭性的核回击”。
　　此前，苏联军队先后侵入中国新疆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和塔城的铁列克提地区，打死打伤中国牧民和边防军战士多人。
　　此时，苏军在远东的战略导弹部队已经进入了待命发射的战略攻击状态。由步兵师、战役火箭师、坦克师和空军军团组成的120万苏军机械化部队，已沿中国东部、北部和西部的北方边境沿线进入了一级战备进攻状态。
　　毛泽东对于苏联的威胁早有准备，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顺势撤出了全部援越部队，以加强防御苏军的侵略，仅在东北战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部署了240万人。
　　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咽不下这两口气。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备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出击。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
　　6月5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称：苏联人“在口头上向华盛顿及其它西方国家的首都进行试探”，要他们“对远东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有所准备”。
　　此后，中央军委办事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座谈会，讨论“准备打仗”的问题。
　　6月9日，贺龙因病逝世。他在去世前对夫人薛明说：
　　“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此时，毛泽东还在武昌梅岭1号，有一次，他针对林彪称颂他“一句顶一万句”的话，对工作人员说：
　　“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中共九大纪录片时，看到银幕上多次出现他本人的镜头和代表们长时间欢呼的场面，很生气地站起身来退场，并且说：
　　“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四个伟大’，太讨厌！”
　　6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文件中规定：
　　“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6月26日，毛泽东要离开武昌了，他和曾思玉、刘丰、张体学、方铭谈话说：
　　“下点以前，主要的是要把政策学会，一定要把政策交代清楚。政策不交代清楚，不要下去。”“监护的人，统统放了，不管他职务大小，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看搞专案小组很危险。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计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个专案组搞了一二年，没有搞出来，怕思想上右倾，宁可‘左’一点。”“我不是完全反对专案小组。搞专案要有经验的人，年龄大的人，要与群众结合。现在有的人年纪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听说河南地专县一级的第一把手，有百分之五十的人都出来主持工作，这个经验很好，全国不太多。”
　　毛泽东最后说：
　　“我这次来，不是给你们谈工作的，是因为在北京很忙，到这里是休息的。”
　　据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回忆说：
　　“1969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1968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
　　曾思玉等人还曾向毛泽东请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毛泽东问他们去过三峡没有，大家都说没去过。毛泽东建议曾思玉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
　　此外，毛泽东在武昌期间，还曾询问了焦枝铁路的建设情况以及江汉油田会战的情况，又批阅了有关技术革新、渤海地震、华北防汛等文件。
　　6月28日，毛泽东在湖南同黎原、华国锋谈话，他说：
　　“出极左极右是社会上有那股思潮，‘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笔者注）极左，那时很吃香，有一股极左思潮。”
　　1969年7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48周年》。
　　此前，毛泽东审阅了社论文稿，他把第二段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后半句，改为“建成一个有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批示道：“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的自吹自擂。”最后批示：“可发。”
　　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
　　“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7月8日，毛泽东在浙江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说：
　　“要教育帮助新干部，就是要当见习官。他们没有经验嘛，就是要当见习官嘛！老干部是有经验的。”
　　毛泽东还详细地询问了浙江的工业配置情况及新安江水电站生产情况，又谈到了修建杭州到长兴的铁路问题。
　　7月11日，陈毅等人提出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7月的一天，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德生跟着周**去见毛泽东。
　　李德生是在几天前刚被调来北京工作的，他第一次和毛泽东面对面坐在一起，免不了既激动又有些紧张。毛泽东见他如此，便随手拿起周**放在桌子上的眼镜，戴了一下，亲切地问他戴不戴眼镜？又问他看什么书？还建议他可以看看《红楼梦》、《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周**见李德生的情绪在毛泽东不经意的言谈中平复了许多，便向毛泽东汇报说：
　　“主席，李德生同志已经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同时还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李德生小心地插话说：
　　“主席，我的职务太多了，安徽和南京的工作是不是免掉？”
　　毛泽东微笑着说：
　　“一个也不要免，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面搞调查研究。”
　　1969年8月13日，苏联军队出动直升机、坦克、装甲车以及大批武装部队在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铁列克提伏击中国边防军1个排，中国38名巡逻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制造了“八•一三”流血事件。
　　“八•一三”事件发生后，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是否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叫嚣要“用几百万吨级当量的**，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次一劳永逸的打击。”
　　8月20日，勃烈日涅夫给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下达密令，要他向尼克松或基辛格征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见。多勃雷宁当晚紧急约见了基辛格。
　　第二天一早，基辛格来到白宫。早已等得急不可耐的尼克松说：
　　“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
　　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了字的纸，放到桌子上，说：
　　“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表情严肃地说：
　　“苏联突然进攻中国，攻击中国的核设施，会给美国带来危险。我们得让苏联人知道，我们不会容忍他们这样做。”
　　尼克松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那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最可怕的是，一旦让他们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美国也会举起白旗的。尼克松说：
　　“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
　　尼克松等人得出结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二是应该设法将苏联的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什么花招。尼克松最后决定：
　　“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新闻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烈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基辛格很担心地说：
　　“但愿中共领导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手扔掉。”
　　8月2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社论中还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要认真搞好斗、批、改。”
　　8月23日，毛泽东、周**得知胡志明病情加重，立即派出第2个专家医疗组去越南。
　　早在1969年初，胡志明患上了重病，毛泽东、周**派去了第一个专家医疗组。
　　8月2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社论中批评了“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的说法。社论中还写道：
　　“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在继续，我们进入了在各个单位认真搞好斗、批、改的阶段，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的各个方面更深刻地展开了。”
　　8月25日这一天，姚文元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斗、批、改”具体任务的指示：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8月26日，中国第3个专家医疗组赴越南。
　　8月下旬，毛泽东先后批准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八•二八命令》。《命令》要求边疆各地军民“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他们的突然袭击。”
　　8月27日，国务院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全国性的人民防空小组。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上，刊登了一篇题目为《苏联欲对红色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的文章。
　　文章中说：苏联欲运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酒泉导弹基地、西昌核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战略目标，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
　　苏联将要进攻中国的这个消息，使全世界都震惊了。
　　勃烈日涅夫获悉《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这样的一篇文章，立刻气得简直要发疯。他原以为美国是会同意他的计划的，最起码美国也会保持中立的立场。可是没想到竟然会被美国人出卖了，被尼克松愚弄了。
　　几乎在这同一时间，这一消息也传到了中国。周**心事重重地来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正在游泳，他披上浴衣，走进客厅，神定气闲地招呼周**说。
　　“**，坐下说话。”
　　“主席，4位老帅的紧急报告，你看过了吗？”
　　由于过渡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的声音显得有些急促、沙哑。
　　“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毛泽东淡然一笑，接着说：“勃烈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儿哩！”
　　毛泽东看到周**神色忧虑，继续说道：
　　“**，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9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9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9个字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略一思索，紧锁的眉头一展，陡然间眼眸一亮，兴奋地说：
　　“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
　　毛泽东摇摇头说：
　　“只是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说：
　　“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可看了。”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地说：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勃烈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始终记挂这自己的使命，他说：
　　“主席，4位老帅都认为国庆节苏联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周**担心的是，搞集会，毛泽东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体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毛泽东说：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听说那位尼克松总统很紧张呀，我可不紧张。不搞集会，这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周**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现在，几十万人要集聚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其它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周**反复掂量如何利用警报后的5分钟，苦思冥想，以求万全之策。毛泽东看着周**，笑笑说：
　　“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我看不要早，也不要晚，过节前几天就挺合适，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他们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
　　周**会意地笑了，说：
　　“好！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你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选两个日子就可以了。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毛泽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马上成为中国全社会备战备荒最响亮的口号。各级政府在全民中广泛地开展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袭击、防止核辐射、核污染的应急训练，北京等所有大中城市到处都在开挖防空洞，一些军事部门和重要国家机关也开始修筑地下工事。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大批工厂转向较为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的配置。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状态。
　　东北边境最精锐的240多万大军也已严阵以待。分布在东北、内蒙、新疆等地的数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提前疏散到既能躲避核打击，又能随时准备补充部队、投入战斗的地方。
　　这样，就形成了“7亿人民7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局面。
　　1969年9月1日，胡志明病情急转直下，中国派出第4个专家医疗组去越南。
　　9月2日9时47分，越南胡志明主席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