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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去开房门,我先到课室去看看:看学生到齐了没有,看学生是否认真上夜课。”好几次,满身疲劳,踏着黑夜与妻回到宁中校园,我的第一件事便是先到课室;否则,坐在房中也不安心。
高三班主任工作是我的传统节日。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我总战战兢兢,生怕工作做坏了。一年三百六十日,总是“不放心”多。尤其是开学第一个月,那三十天,从早到晚,我是“全场紧逼”:凡清洁卫生,伙房清点蒸饭人数,事必亲躬;谁不扫地,或扫地马虎,第二天早上我找他,甚至与其一起扫完才上课;其他科任老师上课情况如何,有些老师喜欢“讲好话”,回避矛盾,班干部又不敢如实报告。为此,我常在课堂背后做“壁背鬼”掌握第一手材料;我的一块小黑板,为“短剑篇”激浊扬清,写上表扬与批评……拼搏了几十天,班干部也强起来,各方面上轨道了,我的“警察”职能才稍减弱。但到临放假的几周,又“全场紧逼”了。
我还是天蒙蒙便起床跑步。大多数是沿寨仔——秦屋岭——横新小学,然后跑回来。回来后催学生起床——每到寒冬、初春,总有人赖在床上贪暖被窝。有位来自山区的姓朱的补习生,基础好,就是懒!好几次,我把他从上架床上拖了下来。他还有个毛病是喜欢睡。有一天夜自习,睡在课室。见多次谈话不解决问题,不觉火起,我把燃着的香烟往他背上一压,他猛然跃起!我这次“法西斯”之后,他再也不敢贪睡了。结果,他真的考上了大学,父子俩还专门拜见我,千多谢,万多谢;“多亏长兴老师关心,严要求,才考得上大学!”
上午的课间操,很多学生怕热,纷纷躲在树荫下随便动几下便完事。而我呢,经常在太阳底下,带领学生认认真真做。
在早读课,我经常一心多用:检查人数,询问迟到的学生;找学生谈话,了解学生情况;巡堂,看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找学生面对面批改作文——尤其是重点学生……
那时候,老师的工作量十分大。当时宁中在彭子健校长领导下,是闻名兴宁的“红旗学校”,曾拿兴宁高考第一。因此,涌来的学子多,班班超百人。教主科语文、数学、英语的老师,教3班是“家常便饭”,而且,我和焕朋老师、达谋老师等还要做班主任,我和焕朋老师等还负责文学社辅导。的确是忙、忙、忙啊!但是,我们没讲什么报酬,也没什么牢骚,一心扑在工作上,还觉得好充实和幸福。那时的确是理想主义大放光芒的时代。事实也是,10年浩劫,我们老师大学毕业后长期没书可教,都是阶级斗争和苦力的干活,郁闷啊!如今,我们能够派上用途,在知识殿堂遨游。既是实现自我价值,又渡学子奔向光辉灿烂的明天,多舒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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