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民族声辩的历史正义之音（作者：黄世殊）

huangshishu

　　为中华民族声辩的历史正义之音
　　——读《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Ｓ的谈话录》
　　（作者：黄世殊）

　　1990年8月与日本学者矢吹晋的长篇谈话，是何新最著名的一次学术访谈。
　　此文发表后，震惊中国学术界，在海内外迅速掀起“何新旋风”，其对青年一代影响
垂二十余年。矢吹晋是日本一位反*共*反*华色彩较浓厚的右翼经济学家，为横滨市立大学名誉经
济学教授，研究国际经济和中国问题，于1990年8月间访华，要求会见何新，两人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外宾接待室就世界与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了长谈。谈话时在座的还有日本共同社记
者伊藤正。
　　1991年初，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由该报理论部编辑的何新《谈话录》单行本。《新
华文摘》1991年第2期转载。《中国日报》全文转载。《求是》杂志内部刊物连载何新谈话
录长篇摘录。本文并非原始记录。发表前在原谈话稿的基础上，何新针对自己的答语，于
1990年11月23日作了加工、整理和补充。
　　此文发表前后，中央曾经印发政治局、国务院各部门、解放军三总部以及在京上级别
的离休老同志，并刊载于内部《参考资料》。为利于读者领略辩论全貌，兹全文收入本书
附录。
　　本文发表于二十多年前，具有较为特殊的国际形势背景。当是时，东欧剧变，海内骚
然，苏联动荡，解体在即，纷纷攘攘，而鱼烂肉坏。中国亦内乱甫定，诚属风雨飘摇之秋
。东欧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主导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近半世纪之久的雅尔塔体
制欧洲体系部分剧烈崩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临东扩的历史机遇。西方国家**势力乃
推波助澜，试图促使中国这一庞然大物蹈步东欧覆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
国际环境，于我不利；国内形势，不容乐观。可谓危机潜伏，群疑满朝。
　　但在这次交谈中，何新精辟分析了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重新思考发展中国家的现代
化模式，主要从经济角度比较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优劣，预测了世界资本主
义经济总体性危机即将发生，反思了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成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了中国经
济问题的主要症结，并提出了解决思路和办法。
　　在论辩诘难过程中，何新以其宏大历史视野，发表了大量独特的新见解，饱含冷静务
实的理性和强大的逻辑力量。在其雄辩的攻击力面前，矢吹晋左支右绌，完全处于被动地
位。某些观点，甚至使作为经济学家的矢吹晋也闻所未闻。谈话录所展示的经济、历史观
念，使当代中国人获得了一种重新思考国家发展和国际问题的新视野。
　　何新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具体分析计划经济的利弊得失，对计划经济的评价宜保
持审慎，不应一概否定。应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是一种使落后国家能够迅速集中有限人力、
物力、资源办大事，建立国家工业体系，保护民族内部市场，增强国防军事实力，抗御外
来侵略的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二战后日本曾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行高度控制的计划
性经济，从而迅速医治战争创伤，为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事实上，二战之前，德国希特
勒纳粹政权就曾经实行高强度的计划化和军事化的经济管理，为发动侵略战争准备了雄厚
的科技资源和经济储备。
　　同时，必须看到，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市场经济必然存在经济周期和衰退
危机，存在贫富两极分化与区域差距问题。单方面强调“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放弃和弱
化国家宏观调控职能（所谓“服务型政府”），只能误导国民经济与国家道路。实际上，
何新谈话对于谋求现代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本文
曾经提出的许多关于经济改革和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批判，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由于何新具有深厚的哲学逻辑学修养和广博的历史人文知识，尤其是对于毛泽东思想
精髓的深刻理解，以及长期生活磨炼于中国社会底层的丰富阅历，加之以对西方社会形态
和历史传统洞察入微的精深理解，使得他对于中国经济和世界形势问题，处于宏观而具体
、辩证而历史的有利位置，从而能够作出立体性的、超前性的思考和预测，发表切合现实
和逻辑的分析和见解。
　　当然，这是一次二十多年前的访谈。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和世界格局均已发生了巨大
变化。因此，文中若干观点也已随着形势变化而成为历史。例如，何新在与矢吹晋的谈话
中，曾提出通过中日两国合作和主导，而构建“西太平洋地区经济圈”的战略设想。同年
，他在《中美关系的战略背景与对策》（一篇提交最高决策层的论文）中指出，为避免战
略孤立局面，已有必要考虑在东线“修好日本，稳定亚太”的战略选择。日本记者则认为
，这实际是一种利用“日本的经济力量和中国的军事力量结成一个同盟，以对抗美国霸权
主义”的设想。几年后，何新在与美国未来学家阿?托夫勒的谈话中，进一步作出设想，这
就是以“中国、日本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核心，在（西部）亚太地区形成一个大的经济共
同体。在这个共同体的内部实现劳务、商品、资金、技术的自由流动，对外则采取某种区
域保护主义。接近于现在欧共体和欧共体中的法德轴心。”当年笔者稚嫩，却谬以为这是
“与虎谋皮”之举。由于中日关系在历史上的复杂性，以及中日两国现实和未来国家利益
的战略性差异，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联日抗美是一种很难被两国政治家所信任、采纳和
落实的战略构想。
　　而现在看来，何新关于“西太平洋地区经济圈”和中日经济联合的战略思想，显然在
当年引起了美国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重视。从19世纪末以来，美国对东方的中日两国即确立
了使其互相牵制、分而治之的战略。1899年，美国麦金莱总统所任命的国务卿海约翰
（John Hay）训令驻英、俄、德、法、意、日等六国大使，向各驻在国政府递交一项照会
，提出在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贸易机会均等的照会。美国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
范围”和已经获得的特权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事实上，这个着名的“门户开放”
政策不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美国在当时军事、政治上尚无法独力抗衡19世纪的超级霸权
主义国家--英国的形势下，所采取的一种具有远见的外交战略。提出这一政策的直接国际
背景，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的胜利者日本正处于咄咄逼人的上升趋势。而这个时期的
英国，在西方列强中也是处于独大地位，凭藉其强大的工业贸易和海军力量，而在全球战
略上赫赫不可一世。显然，日本邻近中国的地理优势，使美国对日本侵华而引起其东亚利
益受损的后果深感忧虑。这就是“门户开放”照会不是本应提出于19世纪50-80年代，而恰
恰出笼于19世纪末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
　　因此，为预防假想中的“中日同盟”的出现，防止这一对于未来美国东亚战略利益不
啻于噩梦的局面，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一系列手段（如海湾战争、对台售武、
金融海啸），有效阻遏了日本经济上升的趋势，以至从金融上控制了日本经济，使其附属
于欧美经济体系，同时不断挑拨中日关系，强化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体制，从而在政治军事
上使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实现了将日本整体国家利益绑架于美国全球战略之车的目的。
近年来，何新对日本历史的认识已发生重大变化。他指出，现代日本从战后麦克阿瑟控制
其本土之时起，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附庸于西方的共济会国家，已完全沦为英美之喽啰和打
手（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亦莫不如是）。
　　笔者认为，通过与俄罗斯全面合作，利用目前趋于成熟的上海五国合作机制，构建以
中俄为主体和主导，而包括中亚、蒙古、台湾以及东南亚诸国在内的新西太平洋地区经济
圈，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这一构想如获成功，也将有助于从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上使中
亚、蒙古、台湾、朝鲜、韩国和东南亚地区增强对于中俄陆权的依赖性，而缓减东亚及南
洋国家对于中国政治上的离心力和对抗性。同时，也有利于吸引日本经济的参与，逼使它
重新审思自身战略利益，最大限度防止其孤注一掷地完全倒入美欧阵营。事实上，新世纪
以来中俄不断加强和深化的合作关系，以及中国与东南亚贸易区的经济融合关系，已使这
一新经济圈具备雏形而呼之欲出。而针对这种形势，美国乃实施一系列连环性战略，图谋
粉碎之。90年代后期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实际上是美国为防止这一局
面出现而发动的战略性行动。近年以来的中美汇率之争和金融较量，则更是包藏瓦解中国
经济于无形、鲸吞中国外汇储备、剥夺中国发展成果，从而消除中国联手俄国构建经济政
治圈所需资本的巨大祸心。
　　何新在谈话录中反复指出：世界经济结构不合理，各国不可能有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
会，在世界现行经济体制中，现代化并不是一条对各国都同样宽阔的多行道。何新警告说
，发达国家控制金融资本，垄断国际市场，制定贸易规则，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居于上位，
只想永远保持穷国于作为资源、能源经济丛林基地以及商品倾销市场附庸地位的现状，却
绝不乐于看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世界经济危机四伏，和平与发展并非当
代世界的潮流。这就使中国人对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的真实地位获得清醒认识，从而不能
对西方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实际上，何新再次重申了他的一个观点--中国现代化与
美日战略利益相矛盾。而这将是一种长期事实。因此，何新从经济和战略角度，对20世纪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原因以及冷战涵义的分析和解释，是令人信服的。
　　最后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许多人读了何新谈话录后，都以为何新在政治上是一个虔诚
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何新已经表明他只是“作为学者”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把它作为一种观察和分析复杂社会问题的学术工具。后来他在《东方的复兴》第二卷序
言中重申了这个观点。而在十年后所作的哲学宗教谈话录以及新国家主义政治学的研究中
，他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表了独特见解。何新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对于今天的中国人
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国教教义，但它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分析工具系统，它所具有的方法论意
义对于研究社会问题，至今仍是不可取代的。何新说：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术的不同之一，就是它不单纯是书斋中的一种学者学说。马克思
有一句名言是：“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了世界，而问题在于必须改变这
个世界。”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宗教有相似点。宗教与一般社会意识形态
的不同就在于，它既具有天国理想的彼岸性，又具有实践救世的现世性。马克思主义所强
调的实践性、现世性，使之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教义。（何新着《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
》，时事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马克思理论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识形态。作为前者，它具有作为分析社会的客观方法
论的意义，因此是有效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分析工具。作为工具理性，马克思本人曾说过
，他反对使科学的客观性从属于外界利益的任何实用主义，他认为这样做是“卑鄙”，是
“对科学的犯罪”。（何新着《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5月第1
版）
　　作为后者，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是具有社会整合功能（即凝聚力）、同时为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国家制度提供法理性和论理性支持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它又具有实用
性和功利意义。（何新着《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
　　何新进而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博大精深的伟大社会哲学，但它并不适合作为一
种治国理念。为什么？因为它过于深奥而复杂，对它的理解、研究和解释分歧太大。……
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几个简单的信条，那就是斯大林主义。如果承认它的多元性和学
术争论的自由性，那就是修正主义。如果以之作为治国理念，究竟以哪一种“马克思主义
”为准则呢？
　　马克思主义是复杂高深的学说，对它的解释极其分歧！以之作为治国理念，难免会陷
入学院式争论，导致理论理解的政策歧义和修正主义。
　　那么是否可以不要马克思主义呢？不！虽然马克思主义不能作为一种治国理念，但是
由于这个学说所具有的丰富深刻的真理内涵，它所具有的深湛人文精神，它应当作为一种
指导施政者认真研求的政策理念。一种有弹性的规范性和指导性的国家意识形态理念。（
何新《论政治国家主义》，2003年刊于“何新中国论坛”网站。收入《论政治国家主义--
何新近期政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这就是何新在学术上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在政治上却并不宗奉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事实上，自从19世纪诞生马克思主义以来，尽管其在欧洲普遍遭到各国资产阶级政权的禁
制和诋毁，但马克思理论在西方现代学术界却一直被有识之士不断研究，例如法兰克福学
派。一些西方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在社会科学以至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不
俗成果。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分析工具，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huangshishu

　　地缘政治：北约东扩问题的简要分析
　　——兼论中俄关系的地缘战略涵义
　　（作者：黄世殊）
　　【目录】
　　导言：北约东扩的根本命题和终极意图
　　一、东扩的总体性思路和地缘政治理论渊源
　　二、俄罗斯对北约东扩问题的反应及其根本原因
　　三、中俄关系的地缘战略涵义
　　四、北约东扩前景预测
　　结 论

　　导言：北约东扩的根本命题和终极意图
　　北约东扩的真实涵义，是美、英为首的若干具有世界战略意图的海权国家，承接20
世纪初以来逐步成型的地缘战略蓝图，谋求对欧亚大陆进而对全世界的霸权目标。其总
体思路是，通过控制边缘地带（东欧平原国家），实施对心脏地带枢纽性国家（前苏联
、俄罗斯）围堵的遏制战略，谋图长期困滞甚至分化支解破碎之。最终目的，是鲸吞开
发储藏于大陆腹地的巨大丰富资源，完成资本主义在这一蓝色星球的最后进军。同时，
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消化和剪除潜在的强大对手，从而实现自19世纪以来称雄世界的西方
欧美工业强国在全球继续保持其领先主宰地位的地缘政治目的。
　　为此，西方特别是美国将不论俄罗斯、中国、朝鲜、越南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实
行何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其谋求对欧亚大陆的控制权计划一日无成，则
一日不会放弃，直至此霸权最终实现为止。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导致以雅尔塔体制为核心的世界地缘政治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
而深远的的变化，欧亚大陆的霸权角逐面临重新洗牌。随着华沙条约的终结，若干具有
世界战略意图的大国均重新调整和制订其新地缘政治战略，以谋图在90年代和新世纪中
取得主动地位。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在欧亚大陆周边分别构筑了旨在遏制腹地
国家的包围圈：西翼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翼有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下腹部位则有特
殊的美国-以色列盟约性体制以及中东各军事基地和强大舰队居中予以东西策应。所有这
一切，矛头和目标均无不指向枢纽国家（前苏联、俄罗斯）。通过这一精心部署，审视
一下地图，人们可以看到一个潜在布署于欧亚大陆及其近海的遏制圈（麦金德称之为“
内新月形地带”；斯派克曼则称之为“边缘地带”）。
　　此陆权与海权对峙较量态势下，位于东方的中国遂成为地缘战略上举足重轻的关键
性国家。这一方面是由于它强有力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另方面更由于它无可争
议地据有当代世界中的地理战略优势。
　　作为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军事组织，北约相当有效地发挥了遏制围堵的战略性作用
。现在其前对手已经崩解积弱，它不但不终止自身同盟体制，反而认为有东扩的必要，
自是西方地缘战略纲领题中应有之义。这个纲领决策就是：
　　“谁控制了东欧平原，谁就将统治心脏地带；
　　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将统治欧亚大陆；
　　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统治全世界”。
　　（《民主的理想和现实》，哈尔福德?J?麦金德，1919年）
　　一、东扩的总体性思路和地缘政治理论渊源
　　东扩计划的用意不在于直接赤裸的军事打击（近代史早已证明，俄国从来不吃这一
手），而主要在于欧美试图利用北约体制的战略威慑力，沿用既得经验，在新的条件下
谋求继续遏制，或安抚怀柔，或蒙蔽劝诱，困阻延滞对手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甚至谋图
分化肢裂破碎这一巨大政治军事战略实体（据俄《明日》周报1997年3月22日一期文章，
俄情报机关分析认为，美国不择手段地谋求瓦解俄联邦）。同时，对俄边缘地带邻国，
则施以笼络分化、挑拨离间之惯伎，或进行意识形态的鼓吹误导，或伪许以经济技术援
助，苦心孤诣、秘而不宣地构筑地缘政治前沿桥头堡，利诱之，渗透之，分化之，稳扎
稳打地拓展地缘战略势力范围。
　　20世纪4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尼古拉?斯派克曼干脆地认为：归
根到底，强权就是进行战争的权力；权力斗争即是生存斗争；唯有强权才能实现外交政
策的目的。为此，他根据当时二战中苏德战场态势和苏联红军有可能控制东欧平原的趋
势，于1943年对麦金德学说作了重大修正，提出了着名的边缘地带论：
　　“谁统治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
　　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
　　（《民主与和平的地理学》，斯派克曼，1943年）
　　他认为，对一国（美国）来说重要的是要拥有对自己有利的宽阔的边缘地带。他说
：“与潜在的敌人同样强大并没有真正的安全，只有比对手稍微强大一些才会有安全。
”而且，如能控制环绕心脏地带的欧亚沿海地区，将足以遏制心脏地带的国家（前苏联
）称霸世界的企图，并且进而与之称霸；在亚洲边缘地带，如果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
国家（指中国或日本），对美、英、苏三国都将构成莫大的威胁。所以他建议，三国应
当联合起来阻止任何国家在边缘地带建立新权力中心的企图。这一警告事实上意味着，
凡具有控制世界企图的任何国家，在全球战略上，将绝不希望在亚洲出现一个强大、统
一、现代化的中国（以上引自何新《东方的复兴》第1卷，第274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
　　另一值得注意的战略家，是布热津斯基。他在出版于1986年的《竞赛方案：美苏竞
争的地缘战略纲领》一书（提交国会的参考读物）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冷战的实质就是
地缘政治力量的全面角逐对抗，提醒国会议员们要时刻谨记：美国世界战略的最高理想
是谋求控制心脏地带和统治欧亚大陆，建立一个以华盛顿为中心首都、北美洲为中心大
陆的美利坚世界帝国，从而确保美国在全球的主宰地位。为此，他在书中再次醒目地重
复了麦金德的三句地缘战略格言，并且具体划分和讨论了针对心脏地带的三个战略区域
，即东欧、中东、远东三大战线。可以注意到，这三个战略重点的前沿均无不环绕于欧
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其目的是不言而喻的。至此，麦金德的心脏地带论和斯派克曼的边
缘地带论到了布热津斯基的手里，有了新的揉合统一，使之更加具备了现实战略上的可
操作性。
　　应该指出，美国是一个陆权与海权两者兼而有之的国家，其左右虎眺大西洋和太平
洋的地理位置，的确使她在当今全球地缘战略力量的布局中据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
她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利益触角已经伸展到以欧洲、东亚、南美为中心的世界
各地，维持帝国地位的迫切需求使其具有谋求全球霸权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且逆水行
舟不进则退。冷观它长期以来的对外政策，每一步几乎无一不是精心设计深谋远虑意味
深长的。
　　通过地缘政治思想，可以理解，为什么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均爆发展开于欧亚大陆
，而且都是先从资本主义打资本主义开始？为什么朝鲜战争、中东战争、越南战争、海
湾战争都发生在边缘地带？为什么美国要援助西德、日本等国家经济复兴而且蛮横无理
地保留庇护后者的天皇体制？为什么所谓亚洲“四小龙”均无不环布于中国大陆的周边
地区？为什么美国要构筑封锁新中国的遏制包围圈？为什么美国要单独同日本签订和约
？为什么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再一、再二、再三、再四地修改？等等。表明：地缘政治思
想对于整个20世纪世界史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
　　二、俄罗斯对北约东扩问题的反应及其根本原因
　　东扩的后果对于俄罗斯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俄方政治家和学者非常清楚，他们
的态度毫不含糊。叶利钦曾经反复强调北约东扩将极大损害俄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普里
马科夫多次警告西方“不要指望俄国会吞下损害自身国家地缘战略利益的苦果”。俄国
学者多次撰文于报章揭露指出，北约东扩的背后有其不可告人的地缘政治目的。在这个
问题上，俄罗斯政治战略家的思想与前苏联是一脉相承的。很明显，作为心脏地带的国
家，（苏、俄）一旦丢丧外围缓冲边缘地区（东欧、乌克兰、中亚诸国、波罗的海三国
、蒙古等），势将直接暴露于海权力量打击的前沿地带，这正是俄罗斯至为忧虑的前景
。由此我们知道，何以美国把东欧国家的剧变看作是“美国世界战略的巨大胜利”（参
看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
　　俄国政治研究所的弗拉基米尔?米罗诺夫最近指出：
　　“为什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要不惜一切代价加强和扩大自己的霸权地位呢？原
因是，美国迫不及待地要在21世纪初最大限度地扩大其主要竞争对手（俄国）进攻的基
地。
　　看来，多半将发生1945-1990年美苏之间世界‘冷战’形势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
战败一方的物质损失以及人员损失不见得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因为将发生的是‘冷战’
，使用的是能使潜在的敌人的整个社会机体瘫痪，给敌人的生活方式--国家行为能力的
基础造成严重损害的最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这场斗争将包括争夺全球市场，争夺政
治和信息优势，争夺自然资源，并设法把自己的道德和文化观念强加于人。这是迫使人
们接受自己的全球意志和谋求实现自己利益的斗争”。
　　（米罗诺夫着《21世纪的全球力量分布将给俄罗斯带来什么》，载于俄《独立报》
1997.4.15）
　　以上看法，要为洞察时局清醒深刻之论。
　　实际上，美国的如意算盘是，首先选取心脏地带较弱西侧入手，向东欧平原打入楔
子，构筑地理政治的桥头堡（波兰、捷克、匈牙利），相机部署军力并吸纳北约新成员
。利用俄国经济困敝、国势积弱、外顾乏力之良机，加重俄军防务负担，逼使俄方继续
搞昂贵的新军备竞赛，困滞迟慢俄实力复苏、上升的进程。更为巧妙的是，能够借此间
接性地抽夺俄国用于技术产业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有限资金，配合以贸易壁垒予俄方
以双重性打击。外则口蜜而腹剑，伪许以技术资金援助，通过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的劝
诱和政治哲学的瞒骗，笑里藏刀地开出添乱性的改革建议和药方（所谓“阵痛”理论和
“休克”疗法）。内则以“民主”、“人权”、“自由”诸类工具，迷骗俄国内激进知
识分子，分化拉拢各政党派别，恶意挑拨联邦政府与下属各邦的矛盾和对抗（如车臣问
题），物色属意若干未来可能的政治代理人（如列别德已因谋图组建非法部队而被解职
）。一方面拒绝、阻挡俄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口惠而实不至地限制资本和技术
向俄方作大规模流通。
　　凡此种种，目的在于重施致前苏联于裂国分邦之故伎，有计划有步骤有策略有耐心
地削减剥夺俄国的地缘战略优势，通过经济、外交、贸易、商务、新闻、广播、文化、
心理、政治等多方面的手段和合力，打一场兵不血刃不冒硝烟的总体战，企图达到“不
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一手颇富于东方色彩的阴毒恶辣之术，在国家战略上的确是
机心隐深极其高明的。其战略设计的几乎每一步都可谓是深谋远虑环环相扣，因而一旦
得手，则其大势殊难逆挽（例如东欧剧变）。尼克松着写《1999：不战胜》之本意大略
如斯。其实，此策略招数也早已用来对付中国（美名其曰“接触”“对话”“交流”者
云），这一点，可无疑义。
　　三、中俄关系的地缘战略涵义
　　既然地缘政治和北约东扩的主题是欧亚大陆的控制权，那么，由此引起的一个连带
问题是，假使美国和北约在东欧平原全面得手，那么中国的地理战略地位将作何样变化
？更有甚者，如果俄国不幸步前苏联蹈辙，则将在何等程度上损害我国的地缘政治利益
？对此潜在危局，无论怎样估计应都不会过分。
　　换言之，中国在未来若干时期内，可能也有一个面临美日安全保障条约（这是一个
富有弹性的军事同盟）西进的问题。我认为，美国、日本针对中国的边缘地带战略计划
不但早经成型，而且在落实中。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1997.2.7），日方认为“美
越关系、迅速进展旨在牵制中国”。据《产经新闻》报道（1997.1.12）桥本首相访越，
认为“日越首脑在‘牵制中国’问题上思路一致”（这是日本拉拢分化中国周边国家典
型惯技）。又据日本《朝日新闻》文章“开始启动的新同盟”（97.4.27），认为“美日
新同盟的关键是对华战略”。再据《产经新闻》评论文章（97.5.1）认为“桥本出访美
澳新（西兰）意在牵制中国”。等等。凡属此种，实际均已一再提示了具有样板性的警
号。
　　全面审视和研究欧亚大陆的地图以后，自然地导向这个结论：俄中两国是互为对方
的巨大战略地理屏障并对彼此均具有生死攸关意义上的地缘政治邻邦。这一战略涵义随
着新中国崛起愈益明显。当然，“弱国无外交”，中国未来的国家地位和民族命运归根
到底取决于自身的发展，必须在立足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战略政策的基础上去寻求有利
于自己的盟友，不能对外来援助抱有过多的幻想。
　　1949年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不仅是作为民族解放和国家主权的独立，而且
更重要的是，在地缘政治战略上根本性地改变了西方大国角逐较量的格局态势。从此，
海权国家在欧亚大陆上又多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对手。新中国成立的本身就是对西方谋求
欧亚霸权的致命一击，从而不得不把心脏地带的观念修改为边缘地带的设想。立国伊始
，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放军）师出朝鲜，不是简单的助弱抗强，更主要的是着眼于中国
大陆边缘地带的地理政治战略安全和稳定。就此而论，毛泽东是一位具有宏大地理战略
眼光的地缘政治家。
　　整个20世纪的后半叶，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中国的屏障，西方国家至今不能实现控制
心脏地带的目的。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的战略格局中已经据有
一个愈来愈主动的有利地位。毫无疑义，中国是美、日等国从地缘战略上必欲虎啖翦除
之而后快的对手。正如毛泽东指出过的那样：面对老虎，你反抗，它要吃你；你不反抗
，它还是要吃你。但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必将粉碎西方对欧亚大陆的新殖民梦想。更
重要的是，中俄两国联手，可以形成地缘战略的强大陆权，成为对海权国家的强大抗衡
因素，并使美国试图构建的地缘政治世界帝国蓝图化为泡影。陆权能够创造出迫使海权
妥协和屈服的条件。由此，新世纪里，围绕世界岛（即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将继
续呈布海陆相峙、战国纷争之态势。
　　从美国提出东扩计划以来，在见诸于报章媒体的各类关于东扩的新闻报道中，美欧
政治家似乎有意保持对东扩背后战略涵义的缄默和掩讳，此所谓“善战者不言兵”。相
反，近几年来，俄国学者、政治家则大谈地缘战略问题。两相比较揣味，有深意焉。
　　俄国地缘政治学家杜金对“冷战”和东扩的看法，值得人们深思。他说：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世界的地缘政治地图被彻底分成了两个阵营：以苏联为轴
心的欧亚东方集团和以美国为轴心的大西洋西方集团。
　　人们认为，世界紧张局势的根源是意识形态分歧，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歧。
但是早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当时还没有‘冷战’这个词的时候，地缘政治学家就预测
到海洋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大西洋文明与欧亚大陆大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对岐……地缘政
治因素迟早会影响世界的两极，地缘政治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引发这种冲突的不是
个别人或是以‘军国主义’为方针的政治家，而是地理现象的客观逻辑。
　　20世纪世界被分成两个战略阵营--华约国家和北约国家，这不是意识形态对峙的结
果，而是纯地缘政治对峙的结果，是由‘政治地理’的基本规律引发的。
　　美国历届总统和顾问深知在苏美‘冷战’中地缘政治的作用。他们精通地缘政治规
律，每一分钟都清醒地认识到，即使苏联意识形态上有可能发生民主性转变，也不会消
除这种对峙。在华约自动解散后，北约没有做出相应的举动，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北约战略家们明白，莫斯科放弃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理论丝毫不会改变大西洋
与欧亚大陆的对峙。因此，北约不仅保留下来，而且还在扩大。
　　美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仍然认为民主的俄罗斯是自己的潜在对手，并在其军事理论
中确定了这一点。
　　臭名昭着的北约东扩从大西洋地缘政治的观点看是完全合理的，从大西洋战略家的
立场看也是符合逻辑的。有关‘俄罗斯民族主义抬头’的说法是为了掩盖大西洋战略家
的真实意图，是用‘人道主义’的美丽词藻来美化明显的侵略行径。
　　地缘政治是一门科学。有谁觉得它过分抽象，那就是错误的。正是由于地缘政治规
律对问题的考虑认真而细致，才使美国和西方的战略家们在与我们的斗争中取得了明显
的胜利。他们考虑到了所有的因素，包括经济潜力、基督教的道德、西方个人主义的哲
学、市场的效益、**和美国统治世界的梦想。
　　在这样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北约东扩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它反映出世界上的一个集
团企图依靠吞并另一个集团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即北约集团吞并掉集团欧
亚大陆。”（俄军《红星报》杜金文章“冷战为何总是不能结束”。《参考消息》1997
年4月25日译刊。）
　　--何等敏锐、精辟！
　　杜金的分析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思考当代国际关系真实的战略背景。
　　四、北约东扩前景预测
　　如前所述，按照地缘政治规律，北约东扩势难避免，并终将形成地理政治事实。美
国将利用波兰、捷克、匈牙利、乌克兰等，从南北两个方向牵制和分散俄国力量。待在
首批新成员国立稳脚跟后，则相机接纳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入盟，同时
笼络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国。此围堵布局基本得手以后，将不排
除西方会选择若干要冲地带如(波、捷、匈、保、罗、立陶宛等)重点施以财经、政军援
助，甚至以通过向其开放市场的方式促使“四小龙”式的经济政治战略实体出现环布于
俄国边缘地带，目的是构筑面向心脏地带的遏制性的地缘政治桥头堡。准此，20世纪下
半叶围绕中国大陆周边地区的若干局面有可能在另时另地惊人相似地重演。
　　美国之所以执意要实施北约东扩，是因为它可以从中坐收一箭数雕的渔翁之利：
　　一、可以继续遏制围困俄罗斯并同时有效的控制俄卫星国。
　　二、此组织既扩至东欧平原，则法、德、意、奥诸国将直接暴露于俄方力量打击之
前沿，形成西欧突其前、美英殿其后的态势。美国借此可以将西欧推前作为挡箭牌，自
身则远居后方从中巧为挑拨遥相控制，从而达到握地缘战略主动权于己手之目的。
　　三、顺便指出，波兰、捷克、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等实属春秋战国虞虢假道之小
类，又是宋、卫、韩、魏式的四战之地，其仰事亲附虎狼之美国，决策之蠢，令人叹惜
！终有一日，他们会发现加盟北约后背面真实之涵义。一俟地缘战略图谋得手之时，美
国将图穷而匕首见挥兵直取东欧平原甚至中亚内陆地区。届时，其行事又将有层出不穷
冠冕堂皇之理由（“民主”、“自由”、“人权”、“和平”、“铲除暴政”云云）。
此一潜在危局，白俄罗斯似乎已有所预察，因此它与俄罗斯订立了一个俄白联盟一体化
条约，以作防范。
　　结 论
　　在完成对俄国西翼边缘的遏制包围后，美国的战略重心将日益东移。欧亚大陆下一
轮角斗的中心将围绕东方中国而展开。就近几年来的中美关系看，这一局面已见端倪。
台湾、朝鲜半岛、越南是抄围中国大陆的战略重点。其中，台湾是美日安全保障体制力
量在西太平洋地区南北方向虎视中国的枢纽部位，地理政治战略意义尤为重要，亦因此
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障碍和敏感部位。
　　目前，针对我国的遏制围堵布局，是以美日安全条约体制（这一条约也是具有弹性
、可反复修改的）为主导，台湾、日本突其前，美国殿其后，左右纵深则有韩、菲、澳
、新西兰诸喽罗助其势。这一地理战略态势将是一种长期事实，而不是短期状况。但是
，可以明确指出，西太平洋地区和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局势，归根到底将取决于中国在
未来时期中的国家地位。中国一日屹立于东方，则西方一日无以施其图谋。欧亚大陆东
翼最重要的关键国家不是日本，也不是印度，而是中国。
　　因此，中美关系和中俄关系在中长期以内（15-30年）的演变，将决定21世纪上半叶
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和世界命运。中美俄/美日俄/中俄德/中日美这四组力量关
系，是新世纪围绕心脏地带进行角逐的主要动力因素。其中，美国是海权力量核心；俄
、中是陆权力量核心；日、德则是重要的边缘地带国家。预期在解决中国问题之后，美
国世界地缘战略的重点将转为在全球经济政治范围内对日本、德国、法国、印度等实施
战略性收网，嗣后登陆世界岛。因此，未来世界最危险的国家恐怕不是老牌法西斯的日
本，倒极可能正是伪善地披着“民主”、“自由”外衣，打着“人权”、“平等”、“
博爱”幌子旗号的美国。
　　由于世界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和国际财富巨大悬殊的两极分化，伴随以能源、资源
危机、环境污染、人口爆炸、军备竞赛、**和生物化学武器扩散、民族冲突、恐怖
主义、社会动乱，对应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衰退周期，故不排除在21世纪初叶发生较
大规模国际战争甚至世界性战争的可能。假使终于不能幸免最严重的局面，则决定性的
战争，仍将围绕欧亚大陆及其边缘地带而展开。在这方面，朝鲜战争、中东战争、越南
战争、海湾战争已经提供了警示性的样本。
　　基于以上认识，可以预计，地缘政治斗争和人类历史的极端局面，极有可能发生于
未来的新世纪中。甚至某些后果，也不是目前一意孤行要推行北约东扩的西方国家所能
预料和接受的。
　　冷观美俄关系，始则蜜月，继以冷淡，进而交恶，终而对峙，其结果必然是新一轮
冷战的上演，这是早就由美苏（俄）全球地缘战略争霸对峙格局决定了的。何新曾深刻
指出：“所谓友谊，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掩盖战略厉害关系的深刻差异。”因此，任何
虚假承诺和甜蜜怀柔，都掩盖不了国家之间地缘政治利益的巨大分歧和深刻矛盾。因此
，在本文行将结束之前，我们恰好可以引用一下美国着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一本新着
的书题--“未雨绸缪：为21世纪作准备”。
　　21世纪仍将是一个陆权时代。我确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排除万难生存发展下去。
通过对北约东扩问题的地缘政治学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今世界严酷竞争与搏斗的无
情现实，有助于我们认识打着“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幌子旗号的美
国等西方国家的狼子野心，进而深入思考未来时期中我们国家的潜在处境和真实地位。

　　1997年4月2日草稿
　　1997年5月15日修改
　　1997年7月27日重订于粤北阳明镇

　　（注：本文是我在九十年代根据何新的地缘战略研究观点，结合当时国际形势所撰
写的一篇文章。2005年刊于何新兴华论坛网，曾被网络转载。）

huangshishu

《史记》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
（作者：黄世殊）
　　
　　中国古典学术之第二期为汉代学术。
　　伟大的朝代，产生伟大的学术。这种说法，也许不具有普世的必然性。但对于汉代而言是完全适合的。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称霸于亚洲大陆的帝国。“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书?陈汤传》）无论文治、武功、经济、外交、疆域，还是文化涵摄力和辐射力，汉朝都达到了远古以来华夏民族历史的顶峰。
　　没有疑问，汉朝国力之强大，首先体现于军事方面。在战略上，汉帝国彻底改变了先秦时期华夏民族长期面临北方异族侵扰威胁的被动局面，并实现了对远及漠北、中亚、远东和南亚地带的控制和影响。孔子曾经担忧的“被发左衽”局面，随着匈奴远逃，而销声匿迹。面向西域的开疆拓土，使汉帝国领土面积空前扩大，迅速超越嬴秦，而数倍于夏商周王朝。
　　自汉武帝以后，终有汉一代，中国始终可以对环布于四方的敌人和对手进行有效打击和控制。通过西域都护府（辖西域三十六国。后增至五十国）这一军政机构，汉朝经常能够调集西域“多国部队”，兼用外交、经济策略，或远征，或近讨，打击侵略者和叛乱者。汉代政治家和军事家对远交近攻、迂回包围战略的运用达到娴熟程度。卫青、霍去病部队的辉煌战绩，建立于汉朝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基础之上（例如连弩和骑兵的结合），更是建立于由张骞通西域而奠定的气魄宏伟的地缘战略之上。可以说，这种军事优势，直至汉末国力衰弱时期曹操北伐乌桓和诸葛亮南征三蛮之时仍未丧失。而这种战略实力和政治自信，在此之后的朝代，似乎再也未能超越。（隋朝虽然一度击败突厥和吐谷浑汗国，并威慑控制西域二十七国，但规模已明显小于汉帝国。最终亡于高丽之役。唐朝继伐高丽不胜。虽然击败突厥，并设立北庭都护府，但在西部遭遇阿拉伯帝国的狙击，怛逻斯战役之后，唐帝国就已经难以像汉朝那样进入中亚地带了。）
　　通过西域都护府的有效管理，汉朝在当时构建了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共同体。“丝绸之路”和西南通道就是连接各国经济贸易的生命线。这一共同体就其版图和规模来说，丝毫不逊色于今天欧洲联盟一类组织。而西域都护府也可以说是以汉朝为核心的军事政治盟约机构，其性质颇近似于现代西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对付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战略方面，不客气地说，同期的罗马帝国与汉帝国不在一个级别上。前者灭亡于蛮族侵略。而汉帝国则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超级大国，是远方民族敬畏、商贾辐辏、士民向慕、万国来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汉帝国的成功有六大因素：一、发达的农业和商品经济。二、有效率的中央集权制度。三、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四、人材考察和选拔制度。五、决策层对祖先战略（孙吴兵法和纵横家外交思想）的继承。六、军事技术的改革和进步。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汉帝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继承了丰富的治国和军事经验的国家。这是它当时所有对手不具备的先天优势。
　　汉之强大，可谓名副其实。“汉”之得名，源自于“瀚”。 瀚，河也。“天汉”，即“天瀚”、“天河”、“银河”。瀚、河、海、夏音通，均有大义。“汉”“夏”二字音义通转。中国南部粤北客家方言，至今读“夏”字近于“汉”音（ha），而不是xia音（厦音同此）。粤方言和客方言中，凡xia音者，均读为ha音。于兹可见，汉语虽历经数千年演变，其语音内核基本稳定。汉、清两代经儒所发明、运用的声训方法，确为把握了汉语根本规律的学术圭臬。
　　中国传统二十四史中，地位最重要的“前四史”，都是记述这一伟大朝代的伟大史着。正是汉朝，奠定了现代中国的领土范围和文化基调。在这个意义上，中古时期威赫无比的隋唐王朝的确仿佛是汉帝国的重生（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有此说）。
　　学术繁荣和文化昌盛，依托于强大的国家实力。强国必有强学（近代以来英、德、美三国是典型）。而“软文化”和“软实力”则产生不了伟大学术。
　　汉代伟大学术，有三大标志--《史记》、《汉书》和经学。
　　如果说西方历史始于《圣经》，那么《史记》正是一部记载中国历史文明的“旧约”之书。虽然已有《左传》、《国语》、《吕氏春秋》在前，但正是《史记》的出现，才第一次真正有系统地追溯和总结了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没有《史记》，我们对先秦各国的历史，不会有如此清晰的认知，对“诸子百家”思想不会有如此亲切的体认，也就不会有对孔子思想和古典儒家之伟大性的重新思考。赖有《史记》，我们才能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和文明形态，曾经是何等悠久、灿烂而伟大。
　　中国人总是遗憾自己没有一部类似印欧民族的史诗。这是自卑情结，也是数典忘祖。我们要问--难道《尚书》、《易经》、《诗经》、《左传》、《国语》、《离骚》、《九歌》、《天问》、《国殇》、《道德经》、《吕氏春秋》、《史记》、《汉书》、《三国志》、《淮南子》、《山海经》……等等，不正是一部部我们中华民族现实和浪漫奇异地合为一体的英雄史诗吗？
　　在远古，既有“法天则地”的中华始祖轩辕黄帝--太阳之帝，也有“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虞舜圣王。既有“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之际，“决九川致四海”而使“九州攸同、德流苗裔”的夏禹，也有“愤发文德，天下和之”的周公。在上古，既有不朽的战略学鼻祖孙武，也有出奇无穷的“战神”白起。既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民族主义者），也有“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而欲利天下的墨子（世界主义者）。既有力能扛鼎、横行天下的项羽，也有运筹帷幄、制胜于无形的张良。既有“绝大幕，临翰海”横扫匈奴的卫青、霍去病和“勇于当敌，仁爱士卒”的飞将军李广，也有“西极远蛮”而穷河源、度绝域、探虎穴的伟大探险家和外交家张骞、班超、甘英。既有敢于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的悲剧英雄李陵，也有穷厄瀚海十九年而白首归汉的伟大爱国者苏武……这是一幅幅豪迈浪漫、悲壮不羁而性格丰富气质多样的英雄画廊。这也是一幕幕为后世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顾炎武等魂牵梦萦以至现代不苟于赞辞的鲁迅，也为之倾倒而缅怀的伟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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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的浪漫和强悍

（作者：黄世殊）　
　　
　　
　　读“前四史”，使人惊奇的是，汉代知识分子具有冒险浪漫精神，绝不同于唐宋以下温良恭俭、儒质彬彬的书斋式人物。蒯通、陆贾、隋何承战国纵横家之遗风，可以往来于敌国危亡之境。司马迁仗剑远游，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班超投笔从戎，可以深入虎穴，建功绝域。汉代士大夫不乏体格健壮、精神强悍之人，他们勇敢无畏，无事时研治经书，国家有急则持节出使，甚至封帅拜将，上马披甲，歼敌于朔漠之外。例如傅介子、常惠、班勇（班超之子）、陈汤、冯奉世、祭遵、祭肜、郑兴、郑众等。而三国时期诸葛亮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仍然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汉书》说陈汤“少好书，博达善属文。……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每过城邑山川，常登望。”后汤迁西域副校尉，宣帝时匈奴叛乱，“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使士”，与甘延寿合作部署并率领以“胡兵”为主的西域多国部队四万余人，“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长驱深入中亚荒寒地带，结果出敌不意，出色地取得了平叛战役的胜利。
　　后来甘延寿、陈汤联名上疏，向国家报告和总结这次战役经过。从“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的履历看，这份报告不会是行伍出身的甘延寿所写（虽然他是正职的西域都护、骑都尉），却可能是出自副校尉陈汤之手笔。
　　当时着名学者刘向作了很高评价。他认为陈汤、甘延寿等“出百死，入绝域，……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使夷狄惧震慑伏，“勋莫大焉”。更可贵的是，这次战役，是在“不烦汉士，不费斗粮，……内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臧，因敌之粮以赡军用”的情况下，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比汉武帝时期贰师将军李广利“捐（损失）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的劳师远征，功勋超于百倍（“比于贰师，功德百之”）。在事实和雄辩之前，汉宣帝乃下诏表扬陈汤、甘延寿等“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名显四海。为国除残，兵革之原息，边竟得以安”。因此“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并且“告上帝、宗庙，大赦天下”。从封赏和庆祝的规格看，汉宣帝很重视这次战役。而陈汤平叛之役对于汉朝的确具有重大意义，它进一步加强了汉帝国对西域各族的控制，巩固了对北部疆域的统治力。
　　值得注意的是，元帝时“功名次于赵充国”的冯奉世也是一位“学《春秋》涉大义，读兵法明习”的儒将。昭帝时，冯奉世“以卫候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当时莎车国纠合邻国发难，与西域北道诸国歃盟畔汉，导致“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 冯奉世与其副严昌计，迅速“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请注意，仍然是指挥西域多国部队），“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平，威振西域。”所不同的是，这次战役兵力比陈汤更少。永光二年秋，陇西羌族叛乱，时任“右将军典属国”的冯奉世率所部万二千人骑，又取得“羌虏大破，斩首数千级，余皆走出塞”的胜利，成功平叛。
　　冯奉世“居爪牙官前后十年，为折冲宿将，功名次赵充国”。奉世死后二年，西域都护甘延寿以诛郅支单于封为列侯。但令人遗憾的是，冯奉世生前却不得封侯之赏。此时，又有当时着名学者杜钦（请注意，这又是一位“瞽史”。《汉书》说：“钦字子夏，少好经书，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为吏。茂陵杜邺与钦同姓字，俱以材能称京师，故衣冠谓钦为‘盲杜子夏’以相别。”）挺身出来为冯奉世讲公道话。
　　杜钦认为“奉世图难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着，为世使表，独抑厌而不扬”，同样是“违命而擅生事”，但“（甘）延寿割地封，而奉世独不录（人虽死，但不记录功劳，也不追封官职）。……非圣主所以塞疑厉节之意也”。更主要的是，“比罪则郅支薄，量敌则莎车众，用师则奉世寡，计胜则奉世为功于边境安，虑败则延寿为祸于国家深。”（“计胜”和”虑败”两条还有待分析）为什么这样“功同赏异”呢？虽然杜钦理辞均切，但结果还是“上以先帝时事，不复录”。
　　汉代最具典型的儒将也许莫过于祭遵、祭肜了。
　　《后汉书》记述“光武二十八将”之一祭遵“为人廉约小心，克己奉公，……修行积善，竭忠于国，北平渔阳，西拒陇、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阳。众兵既退，独守冲难。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军。清名闻于海内，廉白着于当世。所得赏赐，辄尽与吏士，身无奇衣，家无私财。……临死遗诫牛车载丧，薄葬洛阳。问以家事，终无所言。任重道远，死而后已。遵为将军，取士皆用儒术，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又建为孔子立后，奏置《五经》大夫。虽在军旅，不忘俎豆，可谓好礼悦乐，守死善道者也。”
　　祭遵死后，当时“匈奴、鲜卑及赤山乌桓连和强盛，数入塞杀略吏人。朝廷以为忧”。而祭遵的从弟祭肜“有权略”，拜辽东太守。“至则励兵马，广斥候（派出许多侦察兵）。肜有勇力，能贯三百斤弓。虏每犯塞，常为士卒前锋，数破走之。二十一年秋，鲜卑万余骑寇辽东，肜率数千人迎击之，自披甲陷陈，虏大奔，投水死者过半，遂穷追出塞，虏急，皆弃兵裸身散走，斩首三千余级，获马数千匹。自是后鲜卑震怖，畏肜不敢复窥塞。……自是匈奴衰弱，边无寇警，鲜卑、乌桓并入朝贡。”
　　肜有祭遵遗风，“为人质厚重毅，体貌绝众。抚夷狄以恩信，皆畏而爱之，故得其死力。……肜之威声，畅于北方，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野无风尘。……肜在辽东凡三十年，衣无兼副。……帝每见肜，常叹息以为可属以重任。后从东巡狩，过鲁，坐孔子讲堂，（祭肜）顾指子路室谓左右曰：“此太仆之室。太仆，吾之御侮也。”
　　使人惊奇的是，祭肜死后，“乌桓、鲜卑追思肜无已，每朝贺京师，常过冢拜谒，仰天号泣乃去。辽东吏人为立祠，四时奉祭焉。”
　　经学家郑众也是一位文武兼备的人物。郑众得父亲郑兴传授《左氏春秋》，“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例》，兼通《易》、《诗》，知名于世。”
　　郑众曾以士大夫出使拜将。难得的是他继承了苏武精神。“永平初，……是时北匈奴遣使求和亲。八年，显宗遣众持节使匈奴。众至北庭，虏欲令拜，众不为屈。单于大怒，围守闭之，不与水火，欲胁服众。众拔刀自誓，单于恐而止，乃更发使随众还京师。……其后帝见匈奴来者，问众与单于急礼之状，皆言匈奴中传众意气壮勇，虽苏武不过。乃复召众为军司马，使与虎贲中郎将马廖击车师。至敦煌，拜为中郎将，使护西域。会匈奴胁车师，围戊己校尉，众发兵救之。迁武威太守，谨修边备，虏不敢犯。”（《后汉书?郑范陈贾张列传》）
　　我们熟悉的东汉张衡，其祖父张堪（也是一位学者）任渔阳太守时，曾率领数千骑兵，击破来犯匈奴的一万骑兵。再次为中国古代军事史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这在古代骑兵作战中，恐怕也是罕见的。
　　面对这样的历史，我们还能说古典儒家是一群“懦弱无能”之辈吗？
　　事实上，当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时，不能存有先入为主的印象。而必须在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才能得出接近事实的判断和结论。疑古学派和西化论者之浅薄与荒谬，多因狂妄不学所致。正如何新先生所说：“文化是一个很不容易确定的概念。所谓‘中国文化’，泛论之似乎不难理会，但细察之则实不然。中国文化从历史的观点看,不同时代呈现的形态、价值观并不完全相同。从共时的角度看，不同地域与民族也呈现很大差异。所以，笼统地继承、否定或扬弃，均有简单化之嫌。”（何新《“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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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起源

（作者：黄世殊）

　　以经学为核心、经史为主干的中国古典学术，根据其演变，大体可分为六个时期。第一期，当推先秦时期以孔子（公元前552年-前479年）为领袖的古典儒家。
　　春秋战国时，在众多流派中，古典儒家并未获得统治性的学术地位。与此同时，还有极为重要的道、墨、法、兵、阴阳、纵横等其他学派。孔子“授徒三千”，古典儒家是先秦学术规模最大的流派之一。当时儒、墨均为显学。那么，为什么将古典儒家作为第一期代表？盖具有深刻历史原因。
　　晚周之世，诸侯争霸。天子暗弱，周鼎摇坠。以斯官学失守，道术分裂。春秋战国之际乃蔚然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之局面。然百学同源，而自相翦伐，致使夏商周一脉所系之华夏历史人文传统，面临断裂湮灭之深刻危机。“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汉书·艺文志》）逮乎鲁世，孔子大忧。乃弘毅不舍，奋而追溯之。“仁以为己任”，有传圣道、继绝学之宏大理想。于是“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班固认为：
　　孔子所以定《五经》者何？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圣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故孔子曰：“《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以为政也。”孔子未定《五经》如何？周衰道失，纲散纪乱，五教废坏，故五常之经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则阴阳万物失其性而乖。设法谤之言，并作《书》三千篇，作《诗》三百篇，而歌谣怨诽也。（《白虎通义·五经》）
　　所以，在先秦学术中，唯有孔子为代表的古典儒家，最具传承华夏古学精神。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在百学诸子中，儒家具有继承华夏人文学术的高度自觉性和历史使命感。孔子以此为号召，躬自实行，取得了惊人的学术成就。他刻苦研究，绍继绝学，成为春秋末期中国渊博多识而集众学之大成的人物。
　　据何新考证，儒家本源出于远古夏商周以来主持国家礼乐宗教仪式的祭司，以及乡里政教的胥吏之官。而颛顼则为首席大祭师之名号。古大祭师不惟司守礼乐祭祀，同时亦为观测日月星辰运行（“观象授时”）、博识地理百物、记录国家大事和守藏典籍文献的史官（参看何新《诸神的起源》“儒的由来与演变”一文）。
　　儒家起源极为古老。在孔子之前，华夏民族已有数千年以至上万年的文明史。孔子所以“述而不作”，正是出于对这种悠久历史的敬畏和景仰。但是，“儒”的名源以及儒家来源问题，却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的一大疑案。从汉代学者开始，对“儒”之概念及其来源问题，就未能获得正确认识。这就给后世疑古学者留下了谜团。
　　而胡适根据许慎《说文解字》对儒字的训诂，得出了“儒”是周族人对于殷商遗民的蔑称之结论。理由是“儒”有柔弱、懦弱的涵义。根据这种意见，儒家仿佛只是春秋之际突然由孔子创立而出现的现象。因为，在孔子之前的《尚书》、《易经》、《诗经》等上古典籍中，确实既没有“儒”之名称，也未见儒者一类人的明文记载。而《汉书?艺文志》也只是说“儒家”学派来源“盖出于司徒之官”。
　　虽然近代章太炎曾经对“儒”之名称所包涵的意义，作了精辟分析（《原儒》），但是对于儒之何以称“儒”这一问题，却仍未能解决。因此，长期以来，胡适观点竟成为通行的儒家定义。何新批判了胡说。他认为，要理解儒家之名的由来，必须探寻它的本字及本义。他说：
　　从字源考虑，儒字从人从需。古音读如需。关于“需”字的语源，《说文》认为是濡，即润湿之义，字形从雨、从而。但考察金文“需”字，字形从而从大，而是胡须，需实际是“须”的异文、同源字。找到需的这个同源字，则“需”以及儒名的由来就容易解释了。
　　郭沫若考证金文“须”字时曾指出，须的本义是巫师，也就是巫觋之觋的本字。需、须、觋，与“兄”字的本义相同。这是深刻之论。需、须、兄实际都是声部相同可通转的同源语。在古代风俗中，长须飘拂是一种特殊的形象，显示一种特殊的身份，即长老。（引自何新着《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81页）
　　然后，何新重新解译了《国语?楚语》所记载的楚昭王与观射父关于宗教问题的一段重要对话。《国语》原文为：
　　观射父答楚王问曰：“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敬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圣），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 恝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置，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国语·楚语》）
　　何新分析说：
　　在这一篇中，观射父为楚王详细解释了“巫/觋”作为中国上古神道教的祭司和礼官的由来与功能。需要如此详细地从头解释，可知神道教及其祭主，祭典到战国时已经浇薄而鲜为人知。
　　这种作为宗教大司祭的“须”（女巫上古本也称须，如《楚辞》中的女须）。其实也就是《周礼》中的诸“胥”（大胥、小胥、乐胥等），以及班固所言作为社宫司祭的"需/儒"，这正是先秦“儒”家的起源。我认为，所谓“巫觋”，起源于《尚书·尧典》中所说主持四季太阳神之祭祀的“羲和”之官。（和字在古籍中又记作俄、娥，本义是歌舞（吟哦），巫本义也是舞师。）……“携贰”，就是“携偶”，也就是结偶/结婚的意思。“齐肃”，齐，戒也。戒肃，就是敬肃、肃敬、诚敬的意思。（何新着《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82页）
　　通过以上考证，何新将这段话的翻译如下：
　　（1）在上古人民与神灵不相混杂。在百姓中（“民”，即庶民，即诸民，也就是百姓），只有那种精明（“精爽”/精相/精细）而不结婚，肃敬公正（“衷正”/中正），具有智慧而能晓喻天地（“上下比义”），具有才识而能光照远方，其目光明照，其听觉微彻，这种人，太阳神（“明神”）就会降临于他/她身上，是男人就叫“觋”（羲、胥、需/儒、兄），是女人就叫“巫”（和/娥/娅）。
　　（2）他/她们的职责是：排列神灵的处置和主次，为神灵准备献牲、礼器和四时的祭服。从而使上古的英雄（“先圣”）光烈流传于后世，了解山河命名（“山川之号”）的由来，远古祖先的神主所在，以及宗庙祭祀的内容，男性祖先与女性祖先的匹配（“昭穆之世”），保持斋戒献敬的礼数、威仪、容貌、忠诚和信义，以及焚烟及沐浴的典礼。他/她们在敬奉神明时担任“颂祝”。
　　他/她们承继大族的后裔谱牒（“名姓之后”），了解四季的生态，了解献奉神灵的百物、玉帛的作用，以及穿戴的彩服（“采服之仪”），礼器的大小，位置的主、副（“次主之度”）与显隐（“屏摄之位”），祭坛的场所，天上地下的神灵及其后氏的由来，而牢记古老的典章，所以称为“宗师”。
　　（引自何新着《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83页）
　　何新的结论是：
　　观射父在这里所说的巫觋，即主持宗教、典礼、制度、谱牒、礼乐者，其身份既是祭司，又是颂祝，又是宗人--这些功能，也就是“儒”的功能，也就是作为宗庙之守官的功能（见《汉书·艺文志》）；实际就是“儒”的起源。近代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只有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即道教。实际上，儒教是比道教更古老的本土宗教。以礼乐祭仪敬祖事天，就是这种宗教的内容。儒/颂/巫觋就是司祭的巫士。（引自何新着《思考：我的哲学与宗教观》，时事出版社，2001年5月第1版，第184页。关于儒家起源问题的详细考证，请参阅何新《“儒”的由来与演变》一文，收入《诸神的起源》，三联书店，1986年5月第1版，第292页）
　　章太炎也曾认为：“六艺，史也。……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章氏丛书·清儒》，转引自章太炎、刘师培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3页）所以，章太炎直言“孔子即史家宗主”（同书第121页，章太炎撰“自述学术次第”）。关于史官起源，何新先生同样曾有精辟考论（参阅何新《史官演变考》一文，收入《诸神的起源》，三联书店，1986年5月第1版，第299页）。
　　这样，通过朴学、史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立体式追溯，就有说服力地解释了儒家起源问题，从而使得这一文化悬案得到破解。同时也表明，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终归还是必须依靠中国古典学术工具--传统训诂学的运用，由此出发，综合多学科知识，左右推证，方能求得对于中国远古历史的较为可靠的认知。

和平眼之悦眼镜

　huangshishu，注册时间2006-11-23最后登录2015-3-2——读《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Ｓ的谈话录》
　　（作者：黄世殊）
我就知道，和平社区人才济济，卧虎藏龙。
这么复杂的政治，我不懂。能做的就是爱国   爱家   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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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人道主义的渊源

（作者：黄世殊）

　　古典儒家尊君贵民，两者兼重，具有重视“民惟国本”的人道主义传统。他们认为天地之间“人为贵”（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国家必须“使民以时”、不夺农时，不能滥用民力，不可拂逆民意（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心向背，决定了政权的合法性和战争的正义性。因此，柄国者必须慎修政德、勤俭无逸、如履薄冰。否则，如果藐视人民，侮慢百姓，而走上与民为敌之路，结果往往自蹈覆辙。秦帝国的忽焉兴亡和此后历代政权的覆灭，雄辩地验证了这一政治训典的远见性。
　　儒家民本主义渊源极古，而影响中国政治与文化至为深远。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周易卦辞）的古训，典型地体现了儒家学派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人道主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凡此，都来自孔子为宗师的儒家知识分子的人生实践。
　　孔子周游列国，曾经试图以学干政。重要的是，他在游说、流亡过程中，十分注意考察各诸侯国社会文化和政治民情，追寻夏商周上古礼乐之遗存，思考治国理民的德政大道。“子入太庙，每事问”、“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是一位知行合一、注重实践、重视调查、作风务实、崇尚理性的伟大学者。儒家之外的法家、兵家、纵横家等人物也大多具有类似品格。“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机”。但孔子对鬼神之说敬而远之，认为“未知生，焉知死”。这种不信巫卜、不问鬼神的理性精神，在巫风盛行的先秦时期，是十分宝贵的。最重要的是，孔子的理性主义终于成为秦汉以下二千年中国文化和学术精神的灵魂，这是孔子学术伟大性之所在。
　　当“以诈以力”之世，孔子率儒家学徒不沮丧，不气馁，默默向学，积极进取，深入总结了上古以来华夏民族治国理民的政治经验和文化成果，追求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理想，符合人心思定的历史发展潮流。就此而论，古典儒家的政治主张是具有人民性的。班固追述这一历史说：
　　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汉书·艺文志》）
　　值得注意的是，据何新考证，班固所纪述的“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这位与孔子一起“观史记”、“正礼乐”的左丘明，其真实身份不是别人，正是孔子着名学生、史称“孔门十哲”之一的卜子夏（参看何新《子夏与西河学派》、《法家之学源出儒家》）。子夏是后世公认经师之祖（章太炎云：“抑余闻之，子夏于经师为最高。”）。
　　孔子逝世后，子夏赴魏国讲学，开创着名的“西河学派”。在学术上，子夏以文学着称，是七十二贤中才思敏捷而最为博学之人物。当时“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史记·儒林列传》）。而巧合的是，与左丘明一样，子夏也是双目失明。在中国历史中，有一令人惊异之事，就是自《尚书》所记远古以来，许多史官（历史学家）都是双目失明的，此即所谓“瞽史”（案：瞽、瞢、懵、盲、蒙、茫、莽、渺诸字，均音近义通）。即使在20世纪，我们还可看到失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莫非是这些“瞢史”们都勤于披览典籍、撰写着作而致盲的缘故呢？
　　班固为汉代史官，去古未远，博洽旧闻，又有该览国家典籍文献之便。故孟坚之言应有所本，惟未明言“左丘明”即子夏而已。笔者揣测，班固对“左丘明”与子夏或其他孔门弟子之间的联系，可能已有所意识，故略述以申阙疑之义。何新乃洞幽烛隐，左右采获，钩稽旧史以考论之，遂发千古之覆。
　　判断“左丘明”为子夏，还有一个重要证据，是《左传》不仅具有崇高的文学价值（与子夏长于文学相符），而且其中表述和引证了大量古典儒家思想观点。特别是“德政”、“德治”、“民本”方面的训诫，几乎触目皆是。《左传》的根本政治观念，是倾向于“尊天子，抑诸侯”的，这也与孔子的思想主张完全印合。
　　孔子对古代经典的整理和阐释，奠定了中国古典学术的根基。在学术方法上，成熟于后世的小学训诂之法，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孔子。如果没有孔子及其弟子对上古经籍的继承、整理和阐释，后人将无法重睹华夏民族文明之历史。
　　班固对此有充分认识：
　　《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其宣扬于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着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伤其浸不正。（《汉书·艺文志》）
　　事实上，孔子学术体系中，不少观念来自上古宪典之文《尚书》。例如“德政”和“仁爱”之说。“仁”之范畴，确为孔子独创。但这一观念之渊源却极为古老。在《尚书》中，关于“德治”、“贵民”、“民惟邦本”方面的典训是屡见不鲜的。据何新研究，《尚书》中已有比较明确的民主观念之古典性表述。南宋以后，宋元明清官学与教育体系，均以“四书”之《大学》、《中庸》和《孟子》三种而置于与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并列的地位，实际颇有倒重为轻之病。殊不知，在孔子心目中，《书》、《易》、《诗》等原藏于夏商周国家宗庙之书，方为至高无上之古经。
　　太史公总结孔子成就说：“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之统纪于后世。”“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这的确是历史和学术评价合二为一的深刻之论。孔子无愧为中国文化之第一伟人。而随着儒家思想在西汉时期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孔子和儒学遂更成为中国文化甚至东方文化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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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与中央集权制度
（作者：黄世殊）


　　古典儒家自问世之日起，即不掩饰其匡时济世的政治抱负。他们重视民本，批判暴政，忧时伤世，具有伟大人道主义精神。孔子主张“正名分”，严格君臣、上下等级制度，这主要是针对诸侯僭越、弑逆相寻以致中央天子（国家权威）倾堕的晚周之世，而对君权--中央集权制度的强调。在古代，君权、神权与国家政权合而为一（法王路易所谓“朕即国家”）。
　　孔子具有纵横古今、博瞻内外的政治眼光和文化视野。他时刻铭记西周灭亡的教训，对北方野蛮民族对华夏的威胁非常警惕。孔子高度评价管仲辅佐齐桓公治国安邦、征讨戎胡和扞卫周室中央政权的霸业，赞叹说：“微管子，吾其被发左衽乎？”这是因为，春秋时期，来自亚洲大陆北部剽悍的游牧民族已有加速向中国地区侵略的趋势。这种形势，现代英国学者麦金德称之为来自欧亚心脏地带“巨大的亚洲铁锤”（秦、赵、燕等诸侯国修筑长城，以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都具有当时深刻的国际战略背景）。而这一趋势，在历史上可分为几个时期：
　　第一期是远古时期犬戎（匈奴先祖）灭西周。第二期是汉初“白登之围”与汉匈战争。第三期是中古前期“五胡乱华”、隋唐之前多个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国北部、西部的控制，以及唐末五代时期游牧民族势力的反弹。第四期是中古后期辽、夏、金、元等政权对汉族的侵略和压迫。第五期则是明末女真之后裔满族奇迹般的入主关内。可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因异族入侵而导致国家民族存亡危机的前夜，也往往是统治阶级腐朽无能、社会知识精英阶层整体性地精神萎靡、道德堕落的时期。
　　在这个长达三千年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后期，由铁木真发动而完成于忽必烈的席卷四方的蒙古扩张战争，达到了游牧民族控制欧亚大陆的顶点。致使欧亚大陆一度出现了四个由蒙古人建立和控制的大帝国。其战争规模和疆域范围，均远远超出了罗马、波斯、马其顿、匈奴、日耳曼、阿拉伯和奥斯曼等诸大帝国。如果不考虑冷兵器和热兵器之区别，那么蒙古侵略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战争。直至20世纪初，麦金德在其名着《历史的地理枢纽》（1904年）中，仍对来自亚洲大陆“蛮族”之锤的打击心有余悸。
　　异族对华夏地区的侵略，在西周、西晋、宋、明等各代之末期，分别达到了四大高峰期。但是，华夏民族对游牧民族的反击，也曾经深刻地改变了亚洲历史，并影响了欧洲历史的进程。汉匈战争，匈奴战败，裂为二部。一部臣服于汉，一部逃遁西域。西逃匈奴，又发动了对中亚、中东和欧洲的进攻，从而开始了递次向欧亚大陆西部侵略的民族迁徙运动。最后，于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建立了令欧洲恐惧的匈奴帝国。匈奴大帝阿提拉（Attila，406年-453年），在中世纪西方历史中，则被称为象征残暴和野蛮的“上帝之鞭”。唐朝击败突厥（匈奴后裔）后，导致后者发动面向西部的第二轮侵略和民族迁徙浪潮。关于汉匈战争导致匈奴向西侵略，并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民族迁徙运动，最终促使西罗马帝国灭亡于北方蛮族入侵的历史，最早由何新发见和考论（参看何新着《汉武帝评传》）。
　　从古以来，华夏民族具有威加荒服、德被四裔而“合和万国”的古老政治传统。但是，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不仅危及周室天子的权威（所谓秦、楚诸侯“窥周室”、“问周鼎”），导致中央集权制度的瓦解，而且，进一步地必然严重削弱华夏国家对外部异族入侵的防御力量（所谓“蛮夷滑夏”、“九黎乱德”）。西周亡于犬戎，固然有统治者内政暴虐、生活腐朽的因素，但其深层原因，则是以封建制为核心的国家组织，在面对外敌大规模入侵时，暴露出涣散无力的致命弱点。周代分封子弟亲族的封建制，是真正古典意义上的封建制度。秦汉以下，则变为中央政府委派官员进行统治的郡县制。因此，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是所谓长达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论，是文不对题的。
　　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将郡县制推行于全中国，以取代落后于形势的的封建制。主观上有加强君权--中央集权制度的用意；客观上则整合和加强了华夏民族防御异族侵略的国家力量。古典儒家一向主张加强君权、巩固中央集权制度，显然也是看到了封建制的弊病，有利于中华民族形成统一而强大的内以仁治、外以御侮的国家政权，确保华夏民族的生存发展。尽管郡县制这一政策由法家商鞅、李斯等提出并实施，但其理论渊源，却来自子夏、荀况为代表的古典儒家学派（参看何新《法家之学源出儒家》）。商鞅法治之术，与子夏所创“西河学派”有很深渊源。而韩非、李斯则都是荀卿的学生。所以，法家一系列治国理念实际其来有自。
　　商鞅入秦，秦实行郡县制、军功制和奖励农垦等国策后，迅速崛起，击败宿敌魏国。至秦昭襄王，奠定统一中国大业的基础。始皇因利乘便，横扫六合，然后，蒙恬所部击败匈奴，收回河南地，“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致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数十年。汉初亦因之基本获得了休养生息的外部环境。贾谊就此作出高度评价。
　　汉高祖刘邦建国后，对此认识不足。他惧于秦朝皇族孤立的教训，乃重效周天子封土建邦故事，将家族政治扩大化，划分疆域，大封子弟亲族为具有赋税权和地方军权的侯国之王，试图以此为拱卫汉朝之藩篱。结果适得其反，造成中央削弱、地方坐大而尾大不掉的局面。贾谊敏锐地观察到这种危机，并发出动乱警告。终于在景帝时爆发了“七国之乱”。
　　西晋复古，又有“八王之乱”。但此后晋统治者已不复有汉初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北方异族已逐步深入华北腹地，“亚洲之锤”的钟摆回荡，再次打击中国，西晋终于步西周后尘而灭于匈奴，卒至“五胡乱华”之局。明初朱元璋又仿汉初之制，大封藩王。结果成祖朱棣得以燕王之号，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中央政权。清初吴三桂复以藩王身份在滇桂黔地区发难，窥图江南，试图重温秦汉南越王以至南北朝旧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晚清太平天国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洪秀全分封诸王，使重要将领得以拥兵自卫，最终走上分裂道路。
　　可见，周代以来随着统治疆域的扩大，凡行封建制之国，久必生变于腋肘；力推郡县制之王朝，常获长治久安之局。这都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具有制度性优势的原因。以此观之，先秦儒家尊君主、抑诸侯的主张，就不是纯粹“为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一语所能概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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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本同源之学

（作者：黄世殊）
　　
　　要之，古典儒家主要保存了华夏民族人文历史和礼乐传统。而另一重要学派道家，则主要继承了源自太古华夏天文学和宇宙观的哲学思想（据何新考证，《道德经》不是一部完成于春秋晚期老聃一人之手的着作，而是渊源古老、传承有自的世授世守之学。老子盖以四言形式传写之。参看何新《宇宙之道·老子新考》）。
　　但是，古典儒家和先秦道家之学，实际上均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何新认为，在上古和远古时期，儒、墨、道、法之学实未分离。从史料文献看，墨家、道家、法家学术皆源出于儒家之学，道家更是早已隶涵于儒家远祖之中（见前述儒家起源及其司职之功能）。
　　揆其实，诸子百家多为同源之学，皆代有丰富创新之术。对诸子百家渊源有系统的认识，最早是从《吕氏春秋》开始的。《吕氏春秋》为杂家之代表。但此书之编撰，正具有探索和归纳先秦学术的意图。在思想上，它对于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有直接影响。《吕氏春秋》也许可以看作是一部论说版的“资治通鉴”。兵家中，司马法、鬼谷子、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均颇有道家、阴阳哲学思想印迹。法家刻薄无情，也大类道家“天地不仁”之说。司马迁以老子韩非并列为传，不为无因。易经为儒家主要经典之一，同时也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来源。史载孔子问道于老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这并不表示道家早于儒家。班固由此提出了诸子九家都是“六经之支与流裔”的重要观点，他说：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
　　所以，他认为：“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汉书·艺文志》）
　　在这里，班固从学术角度解释了“礼失而求诸野”的涵义。显然，班固观点受到了《吕氏春秋》的启发。
　　孔子之后，儒分而八。在古往今来无数华夏民族精英分子的身上，几乎都可以看到孔子人格和儒家典范的影子。请看：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
　　这些塑造了中华民族伟大品格的经典教诲，曾经熏陶、孕育了无数为国家兴衰和民族存亡而奋斗牺牲的仁人志士。孔子的经典性论述影响于中国文化和学术垂两千多年之久。只要中华民族不消亡，这些思想必将光照华夏后裔于万世。
　　唯当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古典学术不限于儒术一家，而儒家获其统纪，续其正脉。这是本文将古典儒家列为第一期代表的主要原因。
　　然而，正如班固所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艺文志》）
　　现代的中国人，实在有必要追索华夏文明之伟大创造，发扬中华民族精神，重建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底蕴的价值体系，为致中国文化于复兴尽一份力量。
　　

南柯一梦

文长意深 不明觉厉 叩首拜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