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14

第14章

“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

话说毛泽东率领赴京驱张代表团在汉口停留了10天左右，他就住在恽代英处，两位战友一见如故，抵掌夜谈。恽代英告诉毛泽东说，他和武昌进步青年正在筹办一个传播新思想、宗旨为“利群助人，服务群众”的利群书社。

毛泽东对恽代英的计划十分赞赏，连声称好。他和恽代英就利群书社创办后如何发行进步书刊，如何广泛联系工人群众，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恽代英也对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十分关注和支持。毛泽东将《驱张宣言》交给恽代英，请他代为宣传。恽代英马上连夜交给互助社的成员们，让他们广为散发，联络湖北学生支持驱张运动。

恽代英还积极组织武汉进步青年，召开声援湖南驱张运动大会；他又派人协助毛泽东率领的驱张运动代表团，一举查获存放在武昌鲇鱼套车站内、由反动军阀张宗昌私下为张敬尧偷运的鸦片种子，并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张敬尧的丑恶嘴脸。

在此期间，毛泽东在一家旅馆的门口遇见了一个衣衫单薄形状十分狼狈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就是年仅17岁的许志行。毛泽东十分同情他，就询问他的情况，可两人彼此间的语言都不大听得懂，他们只好用笔交谈起来。

原来，许志行本姓潘，1902年5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吴县润庭东山北望村，7岁时，随父母迁居浙江海宁袁花镇；11岁那年，因家境破落入赘于许家，改名为许志行。此时他高小还没有毕业，家人就把他送到嘉兴一家酱园里当学徒。因为他不愿做奴隶式的学徒，经常反抗老板的压迫，不到两年就被赶了出去。家人又将他送到上海闵行一家酱园里当学徒，因不堪忍受老板的打骂，不久就逃回了家中。隔了年余，家里又把他送到长沙一个亲友家里，托人介绍在一个五金玻璃店里当学徒。这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许志行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更加不愿做奴隶式的学徒了，他一心想继续求学。因此他进店不到3天，就偷偷地跑了出来，身上没有一个钱，只好沿着长沙到武昌的铁路线徒步到了汉口。

毛泽东非常同情许志行的遭遇，就劝慰他说：

“想读书是好事，但是年纪轻轻流落在外是不好的。”

他还表示愿意帮助许志行回到浙江去，可许志行却说：

“我是不能回家了，先生最好能帮助我介绍一个自谋生计的工作。”

毛泽东说：

“我自己在这里也是过路客，就要上北京去，没有熟人可以介绍工作。”

他还劝许志行暂时忍耐，回家安心等一些时间，等他到北京办完事回湖南之后，一定设法帮助他出来继续求学。

许志行觉得毛泽东很是恳切，就听从了他的劝告，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赴京途中，虽然紧张繁忙而疲劳，但临战前的他依然有些亢奋。在离开汉口前夜晚，他面对着良宵夜月，激情满怀。雄鸡停止了啼叫，东方露出了曙光，夜宿的征人告别了朋友，又该上路了，他挥笔写出了一首《归国谣》：

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

清光不令青山失，清溪却向青滩泻。

鸡声歇，马嘶人语长亭白。

191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带上回家的许志行，率领驱张请愿团，从汉口绕道上海，准备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葛健豪、张昆弟等人送行。

在这一支赴法勤工俭学的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年龄最大的是已经55岁的蔡和森母亲葛健豪老人，其次是已经43岁的徐特立先生。在他们一行离开长沙前，湖南《大公报》的记者专门发了一则报道，报道说，在赴法留学的人员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一位是蔡君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还远远的到法国去做工。”

这一支赴法队伍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以向警予、蔡畅、葛健豪为代表的湖南先进女性，终于冲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投身到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中来了。

葛健豪老人后来在1923年归国，1925年在长沙创办平民女子职业学校，自任校长。而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张昆弟则是在1921年12月底就回了国。1922年春，张昆弟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被李大钊派往正太路任特派员。从此，他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1925年9月18日，张昆弟在河南省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上，被选为省总工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后，张昆弟转移到天津，任北方局和顺直省工委书记。1931年5月，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达湘鄂区苏区，任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秋，在肃反中被诬陷为“反革命”，被秘密杀害于洪湖县瞿家湾。时年38岁。此是后话，笔者仅在此做一交代。

且说毛泽东率领代表团到达上海后，住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他得知蔡和森一行赴法的启程时间推迟了，因自己有急务在身，不能在上海久待，所以只好给许志行买了一张回浙江的火车票，尔后率领代表团离开上海，先去北京领导驱张运动。

12月18日，毛泽东率代表团到达北京，他们在车站受到了邓中夏和正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等10余人的热烈迎接。毛泽东一行人被安排在北长安街99号一个叫福佑寺的大喇嘛庙里。

毛泽东马上去看望了李大钊先生，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毛泽东向李大钊介绍了离别以后，他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湘江评论》的开办和湖南正在进行的驱张运动的情况。李大钊告诉他说，现在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还向毛泽东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等。

12月19日，毛泽东和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罗教铎、杨树达、朱剑帆、罗宗翰等人，立即商谈草拟准备递交总统的联名呈文，控诉张敬尧摧残教育等种种罪行。他们在呈文中写道：

“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国强，而国强根基莫要于教育”。

这份呈文历数张敬尧十大罪状：

一是连年以来，纵兵殃民，烧毁房屋，劫掠财物，**妇女，杀人如麻，造**民流离转徙，死不能葬，生无可归，以致农不得耕，商不得市。

二是操纵银行，变相搜刮，致使湘民往日之现金，既悉被吸收，所藏之纸币，又尽遭废撤，金融枯塞，无以为生。

三是盗押厂矿，勾结日美拍卖纱厂，买断湖田，致使公私破产，恢复无期。

四是破坏烟禁，勒民种烟，致使烟害无穷。

五是扣减教育经费，摧残教育，驻兵各校，侵占房屋，毁损仪器，致学生无校可入，无学可求。

六是军队犯罪，以无辜湘民抵戳，并暗杀公民，身蹈刑律。

七是查禁报刊舆论，致使言论自由，扫地以尽。

八是破坏盐法，目无中央，擅运私盐，乱收盐税，致使盐价骤涨，小民食淡。

九是勒索城乡绅民银两，勒捐军米民粮，加收田赋，坐收厚赃。

十是伪造选民改选省议会，伪造民意，破坏团体，供一己利用。

呈文最后提出：“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因此，强烈恳求“以张敬尧摧残教育，迫恳撤惩，以全教育而纾民害。”

毛泽东虽然公务繁忙，但他还时时惦记着恩师杨怀中先生。他在草拟完呈文后，马上去看望恩师，一到杨宅才知道杨怀中先生病倒了，因为他的病情严重，不得不住进了北京德国医院。他急匆匆地赶到医院病房，见到杨怀中先生明显地消瘦了许多，只是精神尚好。杨怀中见毛泽东来了北京，他那憔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杨开慧告诉毛泽东说：她日夜守候在父亲的病榻之侧，服侍汤药，悉心照料。她还为父亲读书读报，每期《新青年》是必读之物，自己也从中也汲取了许多新思想、新道德。

此时的杨开慧已经出落成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她圆脸庞，皮肤白皙，愈发漂亮了。他们这一对恋人在分别大半年之后，重逢在北京，其中的情愫，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压抑在两人心头的爱情火花，一下子迸发了出来。此后，毛泽东有时就住在杨家。

有一天，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去福佑寺看望毛泽东，杨开慧发现毛泽东晒在竹竿上的一件白衬衣破了，便取下来为他缝补。向振熙眼见到女儿如此关心体贴毛泽东，便把这一细节看作他们二人“定情”的标志。她一回到医院，就高兴地告诉杨怀中说：

“开慧帮毛先生补衬衣了，她还从来没补过衣服呢。”

深受病魔折磨的杨怀中先生，闻听此言，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2月21日，在邓中夏，罗章龙等朋友的鼓动下，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慰劳湖南教育代表团大会。

12月22日，为了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毛泽东同张百龄等人在福佑寺内组织了平民通讯社，毛泽东任社长。

从这一天起，平民通讯社发稿分送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各报，把张敬尧的罪恶和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传布。自此，毛泽东在北京主持的驱张运动，成为湖南驱张运动的一个大本营。

据有关回忆说：平民通讯社社址由福佑寺的旁门出入，毛泽东在这里的工作条件很艰苦，他睡在没有供暖的正殿里，阅读和写作的办公桌，是用一张长条香案代替。这里也是毛泽东曾经自豪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印刷车间。白天他四处奔走，晚上就在这里编写稿件，每日发出稿件一百五十余件。这些通讯社的文稿，他都要过目，有些重要文稿如各界向政府的请愿书等等，则是由他自己来撰写。

后来，驻衡阳、上海等地的驱张代表团主办的《湘潮》、《天问》周刊相继出版，平民通讯社还直接向《天问》周刊发送了大量稿件，毛泽东也为它撰写了不少文章。

毛泽东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眼前往往闪现出在汉口时遇见的许志行的那双期盼的眼神。于是他提笔给许志行写了一封信，安慰鼓励许志行一番，还把新出版的宣传新文化的小册子，整理了一下，连同信一起寄给浙江的许志行。

12月23日，毛泽东率领湖南教育代表团的代表，将呈文递交总统徐世昌及国务院教育部。

第二天，代表团又派代表12人，求见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徐世昌、靳云鹏皆托词不见，仅派一教育次长出面敷衍。

再说邓中夏和罗章龙二人住在曦园，毛泽东每隔三五天，都要到曦园去和邓中夏、罗章龙会面，他们一谈就是大半夜。

罗章龙还告诉毛泽东说：在1919年10月16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仪式，毛泽东、罗章龙等32人获得了听讲半年的证书，谭平山、杨亮功等23人获得了听讲一年的证书，会长蔡元培还在期满仪式上发表了演讲。

这时的北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政治空气十分活跃，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更加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日趋广泛。

原来在1919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还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

俄国苏维埃政府的这个宣言突破了此时中国反动政府的严密封锁，终于公布出来了。各界人士对此反映十分强烈，全国31个社会团体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谢电。

因此在这一时期，报纸杂志上介绍俄国革命和宣传、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日益增多了，有些进步报刊还摘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部分章节，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简要传记。与此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相继成立，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形成了一个热潮。毛泽东在这样的形势下来到北京，使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为了广泛宣传驱张运动，他和代表团的成员们在京奔走呼号，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

12月28日，毛泽东出席了代表团在前门外湖南会馆召开的同乡会，参加的有学生、工界、教育界、新闻界、女界、议员、绅届、政界等1000多人。

代表团成员及其他人士在同乡会上，控诉了张敬尧的罪行，报告了驱张的形势，表示了驱张的决心。

北京《晨报》记者详细地报道了这个同乡会，他写道：

“湖南来京请愿的代表刘敏君，报告张敬尧督湘以来摧残教育之实状。次由女代表李思安女士，列举张敬尧蹂躏湖南之罪恶，声泪俱下，在座之人，无不愤懑填膺，怒形于色。

李思安女士说：

“以世界列国论起来，中国的地位为最弱。以中国各省论起来，湖南的地位为最苦。南北战争所受的残酷还不算，还要受张敬尧的摧残。我们湖南人，真正是该当蹂躏呀！该当受罪呀！该当死呀！想到此等情形，痛恨无地。恨不得马上死了才好，免得再到湖南去，受那种惨无人道的活罪哩！”

大会请在场的湘籍议员，签字担保驱张。与会者群情激愤，议员们见大门紧闭，“会场不准先出，在场之议员见无可脱，乃书：‘担任驱逐张敬尧完全责任，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云云。”

大会议决了通电，在全国宣布张敬尧罪状，并由国民公判等5项决议。还决定设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做为驱张机关，推定委员会委员20余人。

12月31日，毛泽东同彭璜、张百龄等14人，以湖南旅京公民的名义，就张敬尧违禁运烟一事，上书国务院，揭露张敬尧到湘后大开烟禁，并劝民种烟。要求国务院：“速即呈明大总统，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

毛泽东在组织驱张活动的闲暇之时，阅读了许多介绍俄国情况的书刊，热心地搜寻和研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他还同正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李大钊、邓中夏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安街后19号平民通讯社看望毛泽东，他在桌子上发现一本毛泽东研读的《共产党宣言》节选本和各种有关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及报刊。

这时的毛泽东，较多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

1月8日，毛泽东与邓中夏和在京的湖南“辅仁学社”部分成员在陶然亭聚会，他们在慈悲庵前的大槐树下合影留念。

1月间，毛泽东在北京由王光祈介绍加入了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是这次到北京之后不久，就结识了王光祈。

王光祈，字润玙，笔名若愚，1892年出生于四川省温江县。祖父是清末著名诗人，父亲早逝。家境衰落，生计日艰。1918年6月中国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成都《群报》和《川报》驻京记者。他和李大钊、周太玄、曾琦在北京发起筹备少年中国学会，被推举为筹备处主任。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运动以后著名的社团，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的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

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黄日葵、田汉等，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

有一次，“少年中国学会”在愚生家中讨论“工读互助”的问题，大家几次谈到：穷学生去半工半读要采取何种办法？半天做工，半天读书，选择那种工作才合适？工读只能自修还是有可能进入学校学习？诸如此类的问题，议论甚多，不了了之。毛泽东不耐烦了，他忽然说：

“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你们诸位就把换洗衣服拿出来，交与我去洗，1个铜子1件，无论大件小件，一样价钱，3天后交货拿钱。”

大家闻言，无一人搭话。愚生的太太在旁边打趣说：

“我才不交与你去洗咧！你们斯文男子，是洗不干净衣服的！”

王光祈怕毛泽东难为情，就搭话说：

“你明天就拿我的换洗衣服去试洗一下，看你洗得干净么？”

毛泽东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第二天，他还真的将王光祈的衣服拿去洗了。

毛泽东长期和这个学会保持联系。后来在1923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上，还有“收毛泽东第3年会费2元”的记载。

1月中，杨怀中先生的病情愈发严重了。毛泽东赶到病房探望恩师。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杨怀中先生，示意毛泽东坐在他的病榻边，他用颤抖的手从身上掏出一块怀表，递给毛泽东，说：

“润之，这块表跟我多年，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你和开慧的事，我全知道，我就把她托付给你了，开慧年轻幼稚，你要多照顾她。”

“老师、师母，请放心！”

毛泽东强忍悲痛，站起身来，向恩师和师母深深地一鞠躬。

杨怀中对毛泽东、蔡和森非常器重，他在临终前给好朋友、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方军政府议和代表章士钊写信说：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奇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月17日，一代学人杨怀中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他的灵柩停放在北京香山法源寺。

毛泽东以半子半婿的身份，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还有蔡和森、陈绍休等同学一起在法源寺为杨怀中先生守灵。

杨怀中的夫人向振熙致电在长沙的六弟向明卿，要他到北京帮助料理杨怀中的后事。向明卿接到电报后，怀着悲痛的心情，立即启程来到北京。向明卿在北京期间和毛泽东、蔡和森相识了。

向明卿少年时聪颖好学，立志实业报国。毕业于湖南大学的前身湖南高等农业学堂水土工程系。向明卿为人正直厚道，好交游，热心教育。在长沙城逐渐同国民党中上层人士有所接触，对时局比较了解。

1月18日，毛泽东同罗宗翰、彭璜等55人，为防止张敬尧侵吞湖南省的米盐公款，特向天津、上海、湖南、北京等地的知名人士和群众团体发出快邮代电，要求他们说：

“在张贼未去湘乱未宁以前，只可暂归湘绅保管，不得变动。俟湘事平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决用途”。

1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毛泽东、陈绍休、彭璜等湖南各界公民代表，给北京政府总统、国务总理的呈文：《乡人控张敬尧十大罪》。

1月22日，毛泽东同蔡元培、章士钊等29人，联名在《北大日刊》上发布杨怀中病逝的讣告。毛泽东与蔡元培、章士钊、黎锦熙、杨度、朱剑凡等8人发出了一则启事，启事说：

敬启者，湖南杨怀中先生，于本年1月17日午前5时，病殁于北京德国医院。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同人等闻其逝世，相与悼惜。先生既无意于富贵利达，薪资所储，仅具薄田数亩，平日生计，仍恃修俸。殁后遗族，尚无以自存。同人等拟对其遗族，谋集资以裨生活，积有成数，或为储蓄，或营生产，裨其遗孤子女，略有所依恃。伏冀诸君子知交，慨加赙助，此则同人等所感盼者也。诸维亮察不尽。  

蔡元培  章士钊

朱剑帆  毛泽东同启

范源濂  杨  度

黎锦熙  熊崇煦

蔡元培还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4人另发了一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赠。

毛泽东此时可以说是祸不单行，恩师杨怀中先生刚刚病逝，又从湖南老家传来了一个令他震惊的噩耗。

1月23日，毛泽东的父亲因患急性伤寒病，在家乡也病逝了，享年仅50岁（差9个月——笔者注）。他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后，并没有立即回家奔丧，因为此时的驱张运动已经到了节骨眼上，他只是把无限的悲痛和对父亲的哀悼，深深地埋在心里，继续留在北京。

毛泽东的父亲病逝后，他那个即将瘫痪的家只能依靠大弟弟毛泽民去支撑了。

再说1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参加了杨怀中先生的追悼会。上午8时许，北京大学校园的小礼堂里，哀乐阵阵。蔡元培校长胸缀白花、臂带黑纱，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走上灵坛，庄严宣布杨怀中先生追悼大会开始。

身材修长、一派学者风度的青年毛泽东，毕恭毕敬地向挂在灵堂正中的杨怀中先生的遗像三鞠躬，庄重地展卷宣读了由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毛泽东等29人联合发布的《治丧词》。毛泽东以言辞悲切、声泪俱下的倾诉，追念这位令人无限钦敬和思念的伟大教育家、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1月28日，毛泽东和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3个代表团及部分北京学生，为要求撤惩张敬尧，向北京政府做最后一次请愿。

上午12时，3个代表团成员及北京学生们分别从前门、后门、西华门，向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前进发，他们打着写有请愿内容的旗帜来到新华门。前面的3面大旗上分别写着：

“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代表三千万湘民请愿”、“与张偕亡”。

后面数十面旗帜上写着：

“围焚株醴的张敬尧”、“勒种鸦片的张敬尧”等等。

毛泽东是代表团中公民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以他为首的6人被推举为3个代表团的代表，声明非要见到靳云鹏求个说法不可。

毛泽东一行在国务院没有见到靳云鹏，他们又愤而决定，到棉花胡同靳云鹏的私宅，“效秦廷之哭”。靳云鹏托词不出，由其副官长于化龙接见了毛泽东等人。6位代表痛陈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要求靳云鹏当众宣布解决办法。

靳云鹏传出口信，诈称他将于“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在下星期四请代表们再到靳宅听候答复。

1920年2月5日，毛泽东等6位代表，兴致勃勃依约前往靳云鹏的私宅去听候答复。他们一行人行至棉花胡同，却见那里早有大量兵警设了防，把街道和靳宅围了个严严实实，阻住了代表们的去路，无论毛泽东等人如何解释，也无法通行。这样以来，别说见靳云鹏的面就是连靳宅也别想进去了。毛泽东等人这才知道受了骗，上了靳云鹏的当了。

此时毛泽东主持的驱张运动，严重的阻力不但来自北京政府方面，而且也来自于社会方面。在北京，与驱张运动相对抗的，是由一些反动官僚、绅士和所谓“社会名流”拼凑的“旅京湘事维持会”及“湖南旅京务界联合委员会”，这两个被张敬尧用金钱收买的保张团体，打出了拥护张敬尧的旗帜，千方百计地与驱张运动向抗衡。

这正是：嫩姜没有老姜辣，古来官僚多奸猾。

更有口蜜腹剑者，羊头狗肉谁识假？

欲知驱张运动能否成功，请看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路遇狼狈不堪言语不通的小青年许志行，以笔谈相交，仗义扶困。他一诺千金，终生实践。自此，毛泽东每每一有机遇，从未忘记他的这位小朋友，提携他，教育他，终于使他成为一个有益于教育事业的人才。能济天下者不以事小而不为，毛泽东是也。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15

第15章

“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

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

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

话说杨怀中先生逝世后，给杨开慧一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她们失去了支柱和经济来源，一家人只好准备搬回故乡板仓去了。蔡元培为了使杨怀中先生的灵柩沿途能够顺利通过，特意写了一份手札给北大文牍科，要求速办杨怀中的运柩护照。

1920年2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哥哥杨开智、六舅向明卿等人扶柩南下，将杨怀中先生的遗体葬于长沙板仓。

杨开慧在父亲生前好友、李淑一父亲李肖聃先生的关照下，进入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

湘福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学生要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校长是洋牧师的夫人，思想守旧。她觉得杨开慧这个从北京来的学生，头发太短，思想太新，就说杨开慧“男不男、女不女”，是“过激派”。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过激派”往往是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贬称。杨开慧轻蔑的笑答：

“剪短发，是我的自由。”

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是这所教会学校的国文教员，他出面保护杨开慧。他向各方面解释说：

“她父亲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是我的挚友。杨先生过世了。对她的后代，望教育界诸同人多加照顾。”

李肖聃在长沙教育界颇有名望，他出来说话，教会学校自然也不好再难为她了。杨开慧在湘福女中学习中，她积极地向同学们宣传民主与科学，号召进步学生冲破礼教的樊篱，走进社会。她还采取各种办法，带头不参加“礼拜”，并向人们宣传说，宗教迷信是害人的精神鸦片。

杨开慧把《新青年》、《湘江评论》送给同学们看，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她写的《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成了师生们议论的焦点。杨开慧的故事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在1920年2月19日，黎锦熙在日记中记载：“午后，润之至，谈文化运动方法。”

1920年初的时候，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力，看来一时不可能取得成功。毛泽东不得不一方面坚持斗争，一方面把一部分精力放在新民学会会员发展方面。

此时毛泽东考虑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新民学会会员在国内的发展，一是对外发展。

在对内发展问题上，毛泽东对王光祈在北大组织的工读互助团产生了很强烈的兴趣，他向王光祈详细了解工读互助团的情况，对他们这一实验极为关心，还亲自到北大参观和考察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他受北大工读互助团的启发，自己也开始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的办学初步计划。

毛泽东把他这一计划告诉了胡适，想征求一下胡适的意见，他说：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的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这个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我们在工读互助团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胡适听了毛泽东的计划，建议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他说，这样的目的是要改变那种“瞧不起做工的人”传统思想，“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

胡适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共产的生活”则表示反对，他说：

“我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团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

在此期间，毛泽东再度和陈独秀相逢，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由于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过从甚密，所以与张国焘也逐渐相识了。他和陈独秀、王光祈、张国焘等人也商讨了工读互助的问题。

1920年2月，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此时，他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新民学会会员对外发展、出国勤工俭学到底是去法国好，还是到苏维埃俄国好。他在与李大钊商量这件事时说：

“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打算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为此，他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毅的信中，提出了他所思考的“大留学政策”的“同志的分配问题”，毛泽东在信中首先写道：

改造社会的目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同志中认真研究的很少。因此，要多进行“共同的讨论”。“要这样共同的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此指学问），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共同的效果可睹。‘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的。”

毛泽东接着写道：

“原来在现在这样‘才难’的时候，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便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有几位在巴黎的同志，发狠的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但如果多扯同志去，就不免错了一些。我们的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除组织会员去法、德等国勤工俭学，还应该安排人去日本、南洋，“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有去打先锋的人。广为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会友张国基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萧子璋等10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谈到了北京大学和上海工读互助团的情况。

原来在1920年2月，陈独秀、张国焘做为北京代表到上海出席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在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彭璜和陈独秀等人与北京的王光祈相呼应，也在上海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

今日到女子工读互助团，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新来了4人，该团连前共8人，湖南占6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失败了）。”

毛泽东又写到了他自己的想法和计划：

“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立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做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

2月29日，王光祈赴上海，与陈独秀等人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并通知了在北京的毛泽东。

1920年3月5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和毛泽东、王光祈、张国焘等26人联名发出的《上海工读互助简章》、《上海工读互助募捐启》，重申了他们发起工读互助团的目的在于：使有新思想的男女“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组织出来，以实行那半工半读、互相协助的生活。”  

后来，王光祈赴德国留学，改学音乐。1936年病死于德国波恩。

3月10日，黎锦熙在日记中记载：“下午，润之来，久谈解放与改造事。”

3月12日，毛泽东将他所写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一文，寄给黎锦熙老师。他在此文中提出了一个驱逐张敬尧后的改良方案。在军政方面，毛泽东提出：1、废“督军”，设“军务督办”驻岳阳；2、军队以一师为最高额，分驻岳阳、常德、衡阳。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状况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3月14日，毛泽东在北京给周世钊写了一封长达2000余字的回信，他写道：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早前承你寄我一封长信。很对不住！我没有看完，便失掉了。但你信的大意，已大体明白。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我现极愿将我的感想和你讨论，随便将它写在下面，有些也许是从前和你谈过的。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二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

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功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我想：一结合同志，二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它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我觉得这两样是我们现在十分要注意的。”

“因此我于你所说的巴黎南洋北京各节，都不赞成，而大大赞成你‘在长沙’的那个主张。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或三次。”“并在自修有成绩时，出一本杂志”

“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好。”

后来，毛泽东的这一计划果能成功否？容后再叙。

3月17日，黎锦熙在日记中记载：“灯下，润之至，商湘事善后问题，话近代哲学派别。”

且说3月25日，湖南公民代表、教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共45人，由毛泽东领衔，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声讨“保张团”——旅京湘事维持会。电文揭露旅京湘事维持会说：

“受张多金，纠合三数私党，为骗钱计，不借卖乡媚敌。”“保张团”实为“卖乡党”。

电文最后重申湖南人民“以驱张除奸为志”，号召人们“秉正义人道之心，共击卖乡保张之贼”。

1920年4月上旬，毛泽东邀集湖南代表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商讨结束驱张活动问题。因为这时直系吴佩孚从湖南撤防北上，湘军湘人有联合驱张之势。

会议决定，在北京的驱张代表，除留罗宗翰等少数人在京外，其他代表分别到武汉、上海、广东及回湘继续进行驱张活动。

毛泽东决定到上海去，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另外由于萧子璋等新民学会会员即将从上海乘轮西渡，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还要去欢送他们。

4月7日，毛泽东到八道湾周作人的寓所，拜访了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领导人。

毛泽东变卖了自己过冬的大衣，做好了去上海的准备。

关于毛泽东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他在十几年后对斯诺这样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1920年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一九二O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独自一人前往上海。李振翩则回湖南湘雅医学院继续学习。

毛泽东在去上海途中情形，他在1936年对斯诺是这样描述的：

“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10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的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

毛泽东还登临了东岳泰山；还看了孟子的出生地。

而后毛泽东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毛泽东又坐火车到了徐州。在徐州，他流连于因《三国演义》而出名的地方。到南京后，毛泽东还环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毛泽东对斯诺说：

“《三国》上有名的徐州城墙，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环绕过一次。”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经过25天的长途跋涉，和李思安等人先后来到了上海，他们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以“湖南改造促进会”名义，同支持“驱张”斗争的人士进行联络。

毛泽东仿照工读互助团的办法，和彭璜、李思安、张文亮等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试验一种共产互助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他们自己煮饭，轮流值班，吃的大都是油盐蚕豆拌大豆煮成的饭。生活十分清苦。

毛泽东的主要工作是指导“驱张”刊物《天问》的编辑工作，他还兼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等工作。

毛泽东处境艰难，他在一家洗衣店当伙计，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们洗烫衣服，并要亲自来回取送。每月的薪水是12块至15块，其中需要8块钱用于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私宅和旅店之间。洗衣店的艰辛，使毛泽东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

这时，陈绍休、熊光楚、萧子璋、刘明俨、欧阳泽和张怀，也分别从北京、天津、长沙来到上海，候船赴法。

新民学会会员魏壁、劳君展、周敦祥也从湖南来到上海，学习法语，准备赴法；加上已在上海的彭璜、李思安，共有12名会员在上海。

毛泽东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筹集旅费，以同乡的名义向章士钊求援。

此时的章士钊，正担任桂系军阀把持的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他得知湖南同乡前往法国留学，需要一些经费，立即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一笔两万元的巨款交给毛泽东。

5月8日，由于陈绍林、劳君展等部分会员赴法启程日期临近，在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为他们召开了送别会。

这次送别会，实际上“完全变成了一个讨论会了”，而且“讨论很长”。会议主要讨论了新民学会的会务问题。

“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

会议确定“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为学会的态度。

对此，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主张学会本身不多出面做事，而由会员个人向各个方面去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毛泽东后来曾解释：

“所谓“潜在”，并不是“不活动”，只是防止声闻过情。”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都认为，今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

会议确定了吸收新会员的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

会议还规定了新会员入会，必须办理如下手续：1、有会友5人做介绍；二、必须经过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人员，以昭审慎。

讨论会还提出，会友间缺少共同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3人以上，即组织学术座谈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习。”

会议要求会员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痛苦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宜努力求学。”

会议决定委派毛泽东回湖南，任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负责人。

半淞园会议，是新民学会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后来将这些活动一一记入新民学会的会务报告中。

第二天，毛泽东穿着自己在受雇的洗衣店里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和与会人员摄影留念。

5月11日，陈绍林、劳君展、萧子璋等6人启程赴法，他们将半淞园会议的精神带往法国。毛泽东一直主张让女性参加这一运动，女性参加赴法勤工俭学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有位学生对毛泽东没有赴法表示遗憾，毛泽东回答说：

“革命不可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

毛泽东独自站在斜坡上，看着朋友们依次走进船尾的四等舱，高声喊道：

“努力学习，拯救国家。”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已与作为上海共产党小组发起人的陈独秀等人建立了组织联系。他同陈独秀多次会晤，还讨论过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陈独秀对毛泽东的计划，大加赞扬，热情支持。

陈独秀和毛泽东谈到，他正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在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5月间，毛泽东在上海曾经到环龙路四十四医院去看望过孙中山先生。还和廖仲恺商讨政事。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谈到了他在上海同陈独秀的交往。说：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夜晚，毛泽东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终于，他披衣坐起，望着窗外的寒月，思念着已经失去父爱独自在长沙杨开慧，感情的烈火，炙烤着他的心。毛泽东诗意大发，挥笔疾书，写下了一首《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在长沙的杨开慧收到毛泽东这阙滚烫的、表明爱意的《虞美人》之后，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早已燃烧着的爱情烈焰了。

有一天，杨开慧和李淑一在湘福女中附近的流芳岭下散步，杨开慧非常高兴地告诉李淑一说，她收到了毛泽东给寄她的《虞美人》；她还说，她愿意立即和毛泽东结婚。

这正是：革命何曾怕断头，浪漫相思一枕愁。

毛公不是苦行者，至情至性也风流。

欲知毛泽东与杨开慧何时结婚，情况如何？且看下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提出的在工读互助团里“实行共产的生活”的思想，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后就早已有之。他在上海和彭璜、李思安、张文亮等人，租房试验“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共产互助的生**验，也不是第一次。这种思想和愿望贯彻在他的一生之中；在战争年代的那种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更坚定了他的这一理念。所以，在他认为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还是要这样做的。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群众发明吃大食堂时，他是那样由衷地赞赏，正是他这种理念在新的条件下的自然延续，而决不是突发奇想。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16

第16章

“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话说在1920年6月7日，毛泽东鉴于上海工读互助团在社会黑暗势力的压迫下已经失败的教训，他写信给在北京教育部工作的黎锦熙先生说：“工读互助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同住者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方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说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先生及死去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变，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啊！文字学、语言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6月11日，湖南省省长兼督军张敬尧率部逃出长沙城，谭延闿率军进驻湖南。原来在5月份，直系军阀吴佩孚部由衡阳北撤，谭延闿、赵恒惕在吴佩孚的默契下，率部跟在后面，步步紧逼长沙。张敬尧在一片声讨声和军事威胁面前，惶惶不可终日，6月11日仓皇逃离湖南。历时半年多的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湖南的下一步怎么办？毛泽东开始为在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即湖南省自治而斗争。6月14日，毛泽东和彭璜在上海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发表在上海《申报》上。这个湖南改造促成会是由毛泽东和彭璜发起，为寻求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在上海的一些湖南籍的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合而成。《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的主要内容，是要解决湖南在驱张运动胜利后向何处去的问题。宣言说，成立促成会的目的是为了推倒武力，实行民治，为建设一个理想的新湖南而奋斗。毛泽东、彭璜在宣言中写道：“驱张胜利后不能乐观，因为‘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方环伺欲来’，不能‘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要“以‘去张’为第一步，以‘张去如何建设’为第二步。”“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此后，毛泽东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湖南大国也，南阻五岭，北极洞庭，三湘七泽，惟楚有材。自营食，自营衣，自营住，斥其羡馀之茶米矿，换得大洋及生活必需品。人间天上，大风泱泱，西方瑞士，东方日本，虽曰夸言乎？得吾三千万人之一齐努力，故不难致之也。”“湖南人呵，应该觉醒了！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曈曈的湖南共和国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我愿湖南人望一望世界的大势，兼想一想八九年来自己经过的痛苦，发狠地去干这一着。”毛泽东已经深深感觉到，张敬尧虽然走了，但新的张敬尧还会回来，“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出的营私勾当。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盘踞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士官，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人民处在一种半死半生的状态。”毛泽东提出“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中国民治的总建设，20年内完全无望，20年只是准备期。“在此期间，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100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内。”这样，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3000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总之，“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陆荣廷也罢，唐继尧也罢，段祺瑞也罢，非湖南人，在湖南地域无正当职业之人，不得与闻湖南事。”“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有干涉者乃抵抗之。”毛泽东还希望谭延闿、赵恒惕，“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第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3000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6月28日，周世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吾兄平时，素抱宏愿，此时有了机会，何不竭其口舌笔墨之劳，以求实现素志之十一？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树，弟也主张兄回省。”毛泽东在上海活动了将近3个月，在离开上海返回长沙的途中，路径武昌，又一次看望了在武昌的老朋友恽代英。此时，恽代英领导的利群书社已于1920年2月开张营业，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阵地。毛泽东称赞利群书社是进步青年探索真理的桥梁。他说：“我回湘后也要开办一个像利群书社这样的宣传阵地。”毛泽东还与恽代英一同探讨了利群书社的发展方向，还就如何组织半工半读问题进行了研究。1920年7月7日，毛泽东回到了长沙城，他稍事休息，便去看望一年前长沙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所组织的省学生联合会的朋友们。第二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雨，空气格外清新。毛泽东身穿薄薄的旧长衫，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了湘福女子学校。他在选修班的教室旁边，找到了杨开慧。离别后重逢，两人格外高兴。毛泽东兴奋地说：“我昨天刚回来，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先生，学了不少东西。现在形势发展很快，省学联要你去帮助工作，你看怎么样？”杨开慧满口答应道：“我去，我去。”7月9日，毛泽东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很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毛泽东回到长沙时，湖南省教育会长兼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是毛泽东过去的老师，他聘任毛泽东担任了一师附属小学的主事，也就是校长，同时兼任第一师范校友会的会长。毛泽东上任以后，鉴于学校以往的专制管理，竭力提倡民主作风，大胆地以才德为标准选聘教员；实行学校经济公开；选用时文做教材。他在附小的大礼堂里，题写了一幅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毛泽东还让学生们把这幅对联刻在竹子上。毛泽东把三弟毛泽覃带到附小读书。此时，陈昌也是附小的教员，毛泽东、毛泽覃和陈昌一家住在天鹅塘青山祠一所房屋内。毛泽东建议成立革命大家庭，由陈昌的爱人毛秉琴管理大家的生活和做饭，大家同在一处吃住。毛泽东叫毛秉琴为大姐，陈昌的女儿陈一元，喊毛泽东、毛泽覃为舅舅。不久，毛泽东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也就是班主任。这时，湖南省学联利用驱张斗争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开展活动，提出废督裁兵、建设民治、普及教育等主张。杨开慧在暑假期间，也奔走于各类学校，组织讲演队走上街头，宣传省学联的主张。在毛泽东的启发下，杨开慧开始接触工人群众。她约了一个同学，到火柴公司为女工办识字班，借了一间堂屋作教室，自己编识字课本，自己刻蜡板。参加识字班的女工们非常踊跃，很快由十几人发展到几百人，识字班也发展到9个。杨开慧的同学们为她的热情所鼓舞，前来参加教学工作的很快也多达几十人。不久，杨开慧因积极投身革命，被湘福女中开除了。此时，湖南省教育界、学界就妇女教育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男女同校”成为这次讨论中的热门话题。要开风气之先，必须有勇敢者带头。杨开慧和毛泽东商量说，她要去男子学校读书，毛泽东自然非常支持。于是，杨开慧串连了湘福、周南两个女校的5名女同学，毅然进入岳云男子中学，成为全省男子中学中第一批女学生。这在当时封建顽固势力统治下的湖南，的确需要非凡的魄力和胆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斗争，使杨开慧和毛泽东的爱情之火，燃烧得越来越炽烈了。然而，当爱情到来时，两个年轻人的心并不平静。杨开慧在《自传》中写道：“我们彼此，都有一个傲脾气。那时，我更唯恐他看见了我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7月27日，毛泽东趁暑假回韶山的机会，在家乡湘潭县发起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这个促进会的宗旨是：宣传新思想，倡导革新教育，以促进湘潭教育。毛泽东被选举为湘潭教育促进会文牍干事。7月30日，湘潭教育促进会举行第一次干事会，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宣言书。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宣言书中写道：“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吾国新文化运动，随之而起。文学革新，思想解放，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然而，吾县则深闭固拒，对于外间情势，若罔闻知。思潮不能顺应，教育因而失效，教育界缺乏振作奋发之精神，若不急起直追，共谋补救，势必陷全县教育于破产状况。蔽会同人，本敬恭桑梓之心，为促进教育之计，愿与全县教育界人士交相勉励，外观世界之潮流，内审自身之缺陷，勉负职责，振起朝气，涤除旧污，大众一心，勇猛精进。”后来，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宣言书，于1920年8月3日、4日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这时的湖南，还没有受到系统的新文化熏陶，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张敬尧统治的时候，公然提倡扶乩、卜卦，修建庙宇，祭祀孔圣，张敬尧本人还曾亲赴城隍庙拈香。一时间，湖南“阴风飒飒，神气沉沉”。湖南人民处在这乌烟瘴气的环境中，思想觉悟自然难以提高。面对这种现实，毛泽东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当务之急。还在北京时他就曾经思考过，驱张运动胜利后如何在湖南掀起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高潮问题。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就根据湖南文化界的现状，决定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式书社。毛泽东联系何叔衡、彭璜、熊瑾玎、陈昌、陶毅、罗宗翰、易礼容等新民学会会员和教育界人士方维夏、湘雅医学校职员赵运文等人，共同做发起人。7月31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了由他撰写的《发起文化书社缘起》一文。他在这篇文章前面所加的按语是：“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省之一事。”毛泽东《缘起》一文中写道：“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外省人见了，颇觉稀奇，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湖南人了不得。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它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把握，试问3000万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倒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呵！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文化书社的同人，愿于大家公负的责任中划出力所能胜的一个小部分，因此设立这个文化书社（此外研究社、编译社、印刷社亦急待筹设）。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福和中学老师

1920年8月2日，文化书社发起人毛泽东、易礼容、何叔衡、王正枢等17日在楚怡小学何叔衡处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纲共8条，其中规定：

“1、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

2、本社资本金额，先由发起人认定开办费，从小规模起，依次扩大。各人投入之资本，均须自认为全社公共财产，无论何时不能取出，亦永远不要利息。

3、本社由投资人组织议事会，推举经理一人。议事会每半年开会一次，审查由经理所报告之营业状况。

4、本社在社内设立书报阅览室，陈列书报，供众人阅览。”

《文化书社组织大纲》还规定了书社的组织机构和经营方法。

会议推定毛泽东、易礼容、彭璜为筹备员，负责起草书社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筹备书社成立。

8月20日，经赵运文介绍，毛泽东以低租金租定了长沙潮宗街56号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解决了社址问题。

何叔衡尽自己最大努力捐助外，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四处奔走求援。他和毛泽东一同拜访长沙县开明知事姜济寰，取得了支持。在姜济寰的影响下，长沙许多知名人士对书社给予了大力支持。姜济寰、方维夏、朱剑凡、易培基、王正枢等人集资500元给毛泽东办文化书社。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还与方维夏、何叔衡、彭璜、陈昌等人一起，联络教育界、新闻界和社会知名人士仇鳌、姜济寰、易培基、包道平、贺民范等，发起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公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

8月22日，毛泽东等10余人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商讨研究会的简章和组织。

会议认为，俄国的劳农政府既然有这样前无千古的大变，我们怎能不研究他的内情。会议通过了研究会简章，主要内容有：

一、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有3人以上为介绍，得为本会会员。二、本会会务：1、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2、派人赴俄实地调查；3、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三、本会会费由会员自由捐助。四、会内设总干事、书记、庶务干事各1人。

众人推举何叔衡、毛泽东、彭璜、包道平四人为筹备员，继续进行俄罗斯研究会的筹备工作。

8月27至30日，彭璜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了《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反映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共同思想。进一步扩大了俄罗斯研究会的影响。

1920年9月初，何叔衡任湖南省通俗教育馆馆长。教育馆主办的《湖南通俗报》的主编是谢觉哉。毛泽东应何叔衡之邀，参加了《湖南通俗报》第一次编辑会议。毛泽东说：

“报纸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长谈空洞的大道理。”

会后，毛泽东又专门拜访了谢觉哉，毛泽东给比他年长9岁的谢觉哉留下了很好的印象，30余年后，谢觉哉还能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当时“坐的地方和姿势”，还说毛泽东虽然说话不多，“但他那谦虚与诚恳的态度，简要的语言，给我印象很深”。

谢觉哉，名维鋆，字焕南，1884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肖家湾。   

此后，何叔衡、谢觉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熊瑾玎的帮助下，对教育馆主办的《湖南通俗报》进行改革。不久，读者就从上面看到了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等方面内容的文章。

毛泽东看到这份报纸越办越有生气，常常给何叔衡打气鼓劲。毛泽东也经常给他们写文章、寄稿子，谢觉哉觉得毛泽东的文字优美，及时地一一予以刊发。

后来，通俗报馆还成为毛泽东、何叔衡开展革命斗争活动的联络站，他们常常在那里“约集新民学会会员和建党有关人员谈问题”。

再说早在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赶走张敬尧之后，为笼络人心，急急忙忙策划官方自治，他通电号召“湘人治湘”。其后，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

湖南的自治主张经过短时间的宣传后，很快引起了社会上的普遍关注，各地纷纷发表支持湖南自治的文章，毛泽东也把主要精力逐渐转到自治运动上来。

在9月3日及以后的5天时间里，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等4篇文章。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写道：

辛亥以来，“9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觉醒，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22行省3特区2藩地，合共27个地方，最好分为27国。”

9月5日，毛泽东在他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

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是“彻底的总革命”。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源，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期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

“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中国没有大中国建设的基础。现在全中国之政府，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7、8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由武人官僚割据垄断，政治更腐败。然而，在这当中必然要发生一种新现象，这就是在军阀的割据中，生长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不堪军阀的垄断之苦，奋起而争自由，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

“如此者10年乃至20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27个小中国的首倡。”

毛泽东的主张提出后，立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

正在此时，毛泽东获悉七舅父文玉瑞于9月5日病逝，连忙专程回乡，为七舅父料理后事。

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毛泽东特意请擅长书法的军阀省长谭延闿为书社书写了招牌。

在下午的开业典礼上，谭延闿出席了开业仪式。毛泽东在一师的老师方维夏以省议员的身份也出席了开业仪式。

后来，方维夏在1924年参加共产党，北伐时任第2军第5师党代表。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在闽西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193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再说文化书社开业后，何叔衡在楚恰小学设立了一个贩卖部，接着，他又和好友姜梦周在宁乡创立了文化书社的分社。

9月13日，谭延闿召开“官绅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派11人和省议会派人，组成“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起草省宪法。

9月15日，俄国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文化书社召开。何叔衡宣读了研究会章程。

会议推举姜济寰为总务干事，聘请船山学社社长仇鳌为指导员；毛泽东为书记干事，负责记录及文书事务；彭璜为会计干事，驻会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仇鳌，字亦山，湖南汨罗人，早年赴日留学，毕业于明治大学；归国后襄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首倡武昌革命。后来他无意仕途，醉心于国民教育。由于他年长资深、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奖掖后进，故声望甚隆，为各方敬仰。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曾多次听过他的学术演讲。

且说会议还议决：除会员个人进行研究外，每星期六下午可自愿去潮宗街文化书社集体讨论；集中个人和集体的研究成果，发行一种《俄罗斯丛刊》；派代表赴京与俄代表接洽，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在船山学社开设俄文班，聘请上海的俄国人来湘教授。

俄罗斯研究会研究成立后，其会员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泽东还将外地进步报刊上的重要论文，推荐给长沙的有关报纸转载。如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登载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都在湖南《大公报》上转载过。这些文章，对湖南进步青年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任弼时参加了毛泽东发起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不久，他又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社会主义青年团是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的。后来在11月成立了团的中央局，俞秀松为书记。

俄罗斯研究会千方百计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然后赴俄。

1920年秋，毛泽东和彭璜先后介绍了16名进步青年刘**、萧劲光、任弼时、任作民等，离开长沙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俄文，然后再去俄国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毛泽东在谭延闿的官方自治活动中，努力推行人民自治。他除了写文章，还多方策划，到处奔走。

9月26日，毛泽东从这一天开始，连续发表7篇文章，他写道：

“现在官与民都起来了，都要搞自治。但真正的自治只能由‘民’来发起，否则，这种自治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

毛泽东在文章中以俄国为例，说明人民是有参与宪法制定的能力的。他写道：

“俄国人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官也罢，乞丐也罢，要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只要你将你那不应该自疑的疑点祛去，你便立刻发现你自己的重大本领和重大责任。这本领发现在你的心坎里，这责任便立刻落在你们的双肩上。”

1920年10月5日，《大公报》发表了由毛泽东、彭璜、《大公报》主笔龙兼公3人动议、并起草的一个有毛泽东、彭璜、龙兼公、何叔衡、朱剑凡等377人签名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的提案。

毛泽东和《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张平子是同乡，交往密切。

毛泽东等人在这个提案里提出：湖南人民有参加宪法起草的权力；应该产生一个“湖南人民宪法会议”来具体主持省宪法的制定工作；制宪会议的代表由全体人民公推，每5万人产生一个代表。

10月7日，毛泽东发表了他在这次讨论中的最后一篇文章，号召长沙30万市民首先行动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

10月8日，毛泽东出席了由省教育会召开的436人参加的“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席会议”。会议公推毛泽东担任会议主席。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会议通过了选举法和组织法，并决定选派方维夏等15人，将选举法和组织法要点，于9日午前递交湖南政府。

10月10日，毛泽东参加长沙各界万余人举行的自治运动请愿大会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口号：

“湖南自治！”、“普遍选举！”、“直接选举！”、“省长民选！”、“县长民选！”、“百姓是主人！”、“建设新湖南！”

游行队伍在大雨中冒雨前进，群众情绪十分饱满激昂。游行队伍到达督军府后，谭延闿接受了毛泽东、龙兼公等起草的《请愿书》。《请愿书》要求从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用直接选举法和普通选举法；代表不得兼官吏和军职；自治以后，湖南“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

谭延闿虽然接下了毛泽东等人起草的《请愿书》，但事后不久，他就断然拒绝了《请愿书》中提出的各项请求。

这正是：张敬尧，李敬尧，民治为本虑事高。

前驱狼，后进虎，到头来，果真是换汤不换药。

欲知自治运动还能否进行下去，请继续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20年断言说：“现在全中国之政府，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由武人官僚割据垄断，政治更腐败。”“如此者10年乃至20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这是毛泽东自1915年以来在关于世界局势及国家大事方面发出的又一个重要预言。懂得中国近现代史的人们自然都知道，这一次又被他言中了：在20世纪整个20年代中，全中国始终都处于新老军阀的割据混战之中。而在30十年代以后，正是由他自己领导了“异军苍头特起”的“彻底的总革命。”能够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如此之精确，舍毛泽东其谁也！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17

第17章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话说在1920年10月，毛泽东同时接到了从上海和北京寄给他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在上海的陈独秀和李达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通报了他们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情况，要求毛泽东在湖南也建立同样的共产主义组织。后来，他们又先后寄给毛泽东很多《劳动界》、《共产党》月刊和在上海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原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1920年8月成立的，北京也同时筹备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又在上海发起建立党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此后加入的成员有：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沈泽民、林伯渠、李中、袁振英。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在1920年10月，李大钊和张申府、张国焘等人在北京大学李大钊的办公室里，也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据李达回忆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邀约各地共产主义者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他们决定：“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就这样，毛泽东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委托下，他与何叔衡等人立即开始筹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开始了共产主义小组工作的酝酿筹备工作。毛泽东与何叔衡一开始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学校的先进学生中，寻找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对象。毛泽东还邀周世钊到文化书社，他将陈独秀关于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来信，拿出来给周世钊看，他提出要周世钊做这方面的工作。10月间，湖南教育会举办“学术讲演会”，邀请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张东荪等人讲演，长沙《大公报》特邀毛泽东作记录，由该报自行刊布。毛泽东记录蔡元培的讲演有两篇，一篇是《对于学生的希望》，另一篇是蔡元培在周南女校讲的《美术的价值》。发表在《大公报》上。关于《美术的价值》一篇，毛泽东写了一段“记者按”，他写道：“蔡先生的话，有好些听不清楚。此篇所记，只其大略。开首两段，是周世钊先生记出交我的。”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也在长沙进行了演说，他俨然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但他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俄国革命，要人们放弃阶级斗争，不要引起阶级间的冲突，而采取教育手段，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罗素的言论引起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的激烈辩论，是按照列宁党的榜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还是建立一个改良的党？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成为大家讨论的重要话题。10月22日，文化书社召开第一次议事会，投资人都被邀请参加。当时投资者有近30人，除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彭璜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外，还有教育界、政界人士：毛泽东的老师方维夏、易培基、王正枢、王季范、周南女校的创始人朱剑凡及姜济寰、赵运文、贺民范等人。会上推举商业专门学校毕业的易礼容为经理，毛泽东担任书社“特别交涉员”。书社开办初期，资金不多，营业范围小。当时经营的书目只有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都是随进随销，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为此，毛泽东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努力扩大营业范围。为支持毛泽东创办书社，杨开慧和她的母亲慨然献出了父亲去世后北大师生们的捐赠。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以及彼此熟悉的一些知名人士联系，请他们作信用介绍，在订购图书时，免去押金，扩大进书量。陈独秀大力支持毛泽东，他在上海亚东图书馆，为文化书社作了300元的营业额往来担保。后来，毛泽东亲自拿着陈独秀的保单，到亚东图书馆联系。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至1921年春，书社资金已由开办时的500多元扩充到1000多元，积累了一些营业盈余。文化书社在长沙市内的第一师范、第一师范附小、湘雅、楚怡、修业等学校设立了贩卖部，聘任了一些推销员。文化书社还在平江、浏西、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等7处设立了分社。在这一时期，文化书社与省外发生业务往业的单位有六七十处，其中联系较多的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局、北京大学出版部、中华书局、新潮社、新青年社、北京晨报社、北京学术演讲会、武昌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等。其中，又以与利群书社的联系最为密切。利群书社在恽代英的安排下，供应文化书社许多书报。恽代英还应文化书社的邀请，亲自和利群书社成员廖焕星先后到湖南长沙、衡阳，和毛泽东等人交流开办书社的经验。1920年11月10日，毛泽东派陈昌建立了浏西文化分社，设在浏阳西乡金江高等小学。陈昌在浏西不仅推销总社发行的各种进步书刊，自己还刻印书刊上的好文章，广为流传。毛泽东为了支持陈昌的工作，还特意送给他一副梨木刻板。文化书社将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尤其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刊物以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都作为重点推销。《劳动界》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是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颇受工人欢迎。据《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记载，仅7个月内，销售100至5000本左右的书和杂志有：《杜威五大讲演》、《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现代教育之趋势》、《社会与教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实验主义》、《蔡元培言行录》、《新潮》、《劳动界》、《新青年》、《新生活》、《少年中国》。文化书社不是单纯地出售进步书刊，还想方设法地为那些无钱购买书报的人提供阅读机会和方便，发动群众阅读进步书刊。书社的房屋本来就小，社内还是尽量挤出地方，设立了书报阅览处，陈列各种新书报刊供大家阅览、选购。文化书社又在报纸上刊登“介绍新著”、“通告好学诸君”之类的广告，对新书报刊广为宣传。此外，书社还印制一些广告宣传单，随书社所售书刊附送。文化书社在出售的出版于1920年9月1日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中，夹上了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以“文化书社同人”落款的两分传单：《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读书会的商榷》。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中写道：“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到这时候，就请先生再到我们社里来买，或者通信来买，我们预备着欢迎先生哩！”他在《读书会的商榷》中写道：“近来有许多人提倡‘读书会’，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很好，其好处有三：1、一个人买书看，出1元钱只看得1元钱的书。若合5个人乃至10个人组织一个读书会买书看，每人出1元钱便可以看得10元钱的书，经济上的支出很少，学问上的收入很多。2、中国人的‘关门研究法’，各人关上各人的大门躲着研究，绝不交换，绝不批评，绝不纠正，实在不好。最好是邀合合得来的朋友组织一个小小读书会，做共同的研究。就像你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一定有很多的心得，或好多的疑问，或好多的新发明，兀自想要发表出来，或辨明起来，有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有了发表和辨明的机会了。3、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方法。现在学校里的学生诸君，也有好多不看报的，是因为学校不能买很多报，报的份数太少的缘故。最好是每班组织一个读书会，每月每人随便出几角钱，合拢起来钱就不少。除开买书之外便可多订几份报，至少也可以订一种。这样，便立刻变成不出门知天下的‘秀才’了，岂不很好。上列的好处，如你先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东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呢？若要办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毛泽东为文化书社制定了一套民主管理制度。书社实行经济公开，会务民主，账目有日算、月算、半年算三处，每隔半年在《社务报告》上公开营业情况，并将《社务报告》在报刊上登载或印成小册子发给全体社员。毛泽东后来在1921年4月的《社务报告》（第二期）中写道：“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掏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传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传于社员以外。”毛泽东为书社制定的一套民主管理制度，使书社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鉴于文化书社只是经销书刊报纸，没有自己的出版物，毛泽东在《社务报告》（第二期）中提出了文化书社的扩展计划，即计划组织一个“编译社”和一个“印刷局”，以与书社的“发行”连为一贯。“这样非多邀同志和多筹款不可，因此，希望有力的同志，助我们一笔大一点的款子。”在恽代英的武昌利群书社成功地办起了半工半读的利群毛巾厂后，毛泽东在文化书社也办起了织布厂，还请利群毛巾厂派人来帮助他们。恽代英将林育英派去协助文化书社办厂。这是毛泽东与林育英最初的相识。        文化书社从1920年9月开始营业，到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被许克祥查封，历时近7年之久。其间，由于社务日益发展的需要，社址1922年从潮宗街迁到贡院西街，1926年又迁到水风井。7年间，文化书社努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湖南成为当时销售新书刊最多的省份之一。1925年9月，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文化书社“专以介绍新文化书籍为务”；“全国新文化书籍销行多者，首推湖南和四川”；“销行新出版物最力者为文化书社”。不仅如此，文化书社还是新民学会会员的主要活动场所及同国内外会员之间通信联络的场所。文化书社也是毛泽东进行建党建团活动及同省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联络的场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文化书社又成为党的秘密联络机关。文化书社还曾为湖南的党组织周转过革命活动经费，为党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这是后话，按下不表。再说在1920年11月，毛泽东经过慎重物色，他和何叔衡等5名新民学会中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在长沙创建了秘密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萧铮、彭璜、陈子博、贺民范，一共6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毛泽东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开展工人运动。他与何叔衡等除了运用文化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扩大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外，已开始注意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在1920年秋，毛泽东利用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便利条件，开办了一所工人夜校。这次所办的夜校，除学习文化外，重点是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实行启蒙教育。毛泽东还亲自给工人们上课。他使用的是简明形象的教学方法，先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然后解释道：“上边的一条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横线是‘地’，中间的竖线是代表我们工人阶级自己，工人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接着，他又在“工”字下面写一个“人”字，把两个字连接起来，就成了一个“天”字，他说：“大家不是讲‘天’最大吗？你们看，‘工’、‘人’两个字连到一起，不就是一个‘天’字吗？工人不是没有出息，而是大有出息。只要团结起来，力量就会像天一样大！”毛泽东借此鼓励工人们要顶天立地，当家作主。毛泽东还利用和《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张平之是同乡、交往密切的关系，经常向《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大公报》先后刊登了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俄通讯社发的《布尔什维克略史》；《共产党》月刊第一号《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重要文章。11月7日，毛泽东等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组织长沙工人、学生会行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为此花费了主要精力，做了大量的工作。11月17日，湖南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接到毛泽东一信，并收到他送来的共青团章程10份。毛泽东在信中约张文亮于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在信中委托张文亮在同学中寻觅真同志。11月21日，毛泽东在通俗馆会见了张文亮，毛泽东说他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再次嘱托张文亮发展青年团一事，宜注意寻找真同志；宁可从缓，不宜急进。11月23日，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成立了一个劳工团体——湖南劳工会。这个湖南劳工会的成立，得到了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的支持和帮助。黄爱，字正品，湖南常德人，1897年生，1913年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机械学习，毕业后曾在工厂工作，对工人的痛苦极为了解。1918年，黄爱又考入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成绩优良。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担任过周**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参加过天津学联执行部工作，先后两次代表天津学联到北京请愿，同封建军阀政府作坚决斗争，为此，两次被捕入狱。1919年9年，周**在天津组织“觉悟社”，黄爱是“觉悟社”社友。1920年，黄爱因参加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随后他回到湖南从事工人运动。庞人铨，字受淳，湖南湘谭人，是黄爱的同学。1917毕业于湖南甲种工业学业校染织科，后来在“湘谭织布厂工作。五四运动时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斗争。黄爱、庞人铨对军阀统治下的湖南工人的痛苦生活极为同情。他们认为把工人组织起来，提高工人觉悟，是改善工人状况的唯一方法。为此，他们组织了湖南劳工会。黄爱、庞人铨为劳工会规定了三大任务：一是维护劳工的利益；二是促成国家的统一；三是维护民族的尊严。但是，由于黄爱、庞人铨受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他们主张的是极端自由，不要政府，不要纪律，不要领袖。他们提出要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平均财富，一切平等。为此，毛泽东多次找黄爱、庞人铨谈心，首先热情赞扬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军阀的勇敢斗争精神，同时，又对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进行了批评。再说毛泽东一开始也并没有把湖南自治运动当作他对中国问题改造的根本主张，他只不过是将湖南自治当作在斯时斯地“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坏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是一种权宜之计。然而事实无情地打破了他的这一愿望。前边已经说过，谭延闿虽然接下了毛泽东等人起草的《请愿书》，但事后不久，他就断然拒绝了《请愿书》的各项请求。谭延闿也好景不长，就在1920年11月，湖南政坛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身于湖南的另一个军阀赵恒惕挤走谭延闿，取得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职位。军阀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毛泽东在如此的政局下，一方面主持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积极发展团员，一方面也不得不痛苦地在思想上开始“省察自己”。11月25、26日，毛泽东在两天里，接连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罗学瓒等人，写了7封信，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写道：“湘事去冬在沪，姊曾慷慨论之。一年以来，弟和荫柏（彭璜）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识之人，又绝无理想计划。”“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坏境一法。”毛泽东在11月25日致欧阳泽的信中说：采取潜在的态度，“这是新民学会一个好现象，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毛泽东反对那种招摇过市徒务虚名的作法，他说如果那样就“像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离不开一个“倒”字。毛泽东说：“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毛泽东25日给在北京的罗章龙的信中写道：“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所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陡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在给李思安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因此，我们必须“另想办法，另造坏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毛泽东所说的计划是什么呢？他在这个月编写《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在易礼容写给他和彭璜的信的后面，批上了一段文字，他认为新民学会今后进行的方法，应分这样几种：“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定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无论从事何种运动，“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毛泽东26日在给罗学瓒的回信中写道：“兄7月14日的信，所论各节，透彻之至。”

福和中学老师

原来罗学瓒在从法国寄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你们前回写给子升和我的信，都收到了。你说要在长沙预备两年，要把古今中外学术弄个大纲出来，做出洋求学的准备，我很赞成。我现在觉得太无科学基础的人出洋，没有多少好益处；求不到学术，常自觉抱愧，你可努力去做。”罗学瓒还在信中说：中国人普遍存在着四种错误：“感情用事。”“无普遍的观察，总是拿一部分推断全体。”“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推断全局。”“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

毛泽东对罗学瓒所说的中国人的四种错误，认为是“说得最透彻”的。他在回信中不无幽默地写到：

“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每人给一张就好。”

毛泽东在回信中还提到了在浦口曾经帮助过他的李中，他写道：

“我现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声谢（左有水，即李中——笔者注）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李君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两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以渐得到每月12元。他现寓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组织机器工会。”

毛泽东还提出了“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他觉得凡在这种婚姻制度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团”。

最后，毛泽东诚挚地写道：

“你如不赞成我的意见，便将你的反对意见写出。”

11月间，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会员写信说到教育界时，他写道：“希望至今现存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

此时的毛泽东说过：“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他要休息一下，于是，他出游到了外地。毛泽东到了江西萍乡，初步调查了解到安源工人的情况，第一次注意到安源路矿是一块儿进行革命活动的“未开垦的处女地”。

也就在此时，毛泽东陆续接到了蔡和森和萧子升从法国寄来的两封长信，他们在信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原来在1919年底，蔡和森到法国后，他在补习法文的同时，收集了约百余种小册子，夜以继日地“猛看猛译”，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就将世界大势、各派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情况基本弄清楚了。1920年7月6日至10日，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集会，有蔡和森、向警予、陈绍林、萧子璋、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萧子升13人到会。会议提出并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是，大家在讨论改造的方法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蔡和森、向警予等人主张在中国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蔡和森指着贴在墙上的向警予在纸上抄写出来的《共产党宣言》里的话，一句一句地向大家解释，他结合《共产党宣言》精神，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分析，说明了他们的观点。

而萧子升等一些人在发言中，则主张用“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

就这样，以蔡和森为首和以萧子升为首的一些人，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于是蔡和森再次发言，他详细讲述世界大势，阐述其主张激烈革命的必要性。与会的其他会员也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众人一时争执不下。

最后，会友们相约将自己的观点再行研究，并把这个问题写信报告给毛泽东，以征求国内会员们的意见。于是，蔡和森和萧子升就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各自陈述各自的观点。

蔡和森是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给毛泽东写了两封长信。他在8月13日的信中写道：

“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的“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

蔡和森说，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一是“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使不能改造经济制度。”二是“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

因此，蔡和森得出结论：

“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证明。所以，我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蔡和森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他说：

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4种利器。”“我以为要先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我意中国于2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

蔡和森满怀希望地对毛泽东说：

“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

由于路途遥远，蔡和森和萧子升的信没有及时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大约是在11月份才看到这两封信。尽管如此，毛泽东接到信后，还是十分高兴。他仔细地研究了蔡和森和萧子升的意见。

而此时的毛泽东，他也早已从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中，意识到了建立一个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性。他又是一个喜欢战斗的人，所以他认为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在新民学会会员中间进行讨论。所以他立即给蔡和森回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观点。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萧子升及其他新民学会会员的复信中写道：

和森兄、子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弟于学会前途，抱有极大的希望。因之也略有一点计划，久想草具计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以资商榷。

毛泽东在信中首先表明：

“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他说他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但是他又说：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他对蔡和森信中提出的用俄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而不同意萧子升等人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他写道：

“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

毛泽东说，罗素讲演后，他和长沙的学会会员有极详细的辩论，他认为罗素的主张“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里，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而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

“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它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由。”

“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单要采取这个恐怖的方法。”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的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

“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

“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这正是：毛蔡传书剖雄心，朋友论道是非分。

它山之石有良莠，要借星火化昆仑。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处理新民学会内部的争论，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时所写的两则“广告”：《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读书会的商榷》，现代商人不可不读。人们常说的“无商不奸”，的确是在尔虞我诈的社会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毛泽东说：“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掏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他所勾画和批判的正是那种投机、奸诈的商人嘴脸。毛泽东的商业实践，以及现代不少人的经商实践，早已证明以诚信示人未必不是一种大商业的成功良方。当然，在法律意义上所说的知识产权保护，自然不在此论之列。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18

第18章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只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

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话说在1920年12月2日，毛泽东来找张文亮，他对张文亮说：

“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同志。”

正在毛泽东忙于处理新民学会内部事务、积极为发展青年团而奔走的时候，一些反动政客制造出了“毛泽东扯掉省议会的旗子、谋捣毁省议会”的流言。警察厅为此曾经将毛泽东召去诘问。

12月5日，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辩诬函》，他郑重申明：

“泽东前为湖南制宪问题，不满意于省议会是‘有’的。”“扯旗及谋捣毁省议会是‘没有’的。”

毛泽东在《辩诬函》中痛斥了那些“人心险诈，是非混淆”，“而无胆子敢与人以真面目相见”的诽谤者们，他要求警厅“缉案惩办，以警刁风”。自此以后，警察厅再没有对毛泽东采取什么行动，自然也不会考虑他所提出的要求。

12月7日，张文亮来到文化书社，和毛泽东、彭璜一起议事。

12月15日，张文亮接到毛泽东给他的复信，毛泽东在信中说：

“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找些中坚同志，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你可努力找寻团员，尽可能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12月16日，毛泽东找到张文亮，说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12月27日，毛泽东送给张文亮《共产党宣言》9本。

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在“多找真同志”这样一个积极而又慎重的方针下，长沙建团工作健康顺利地开展起来。一些新民学会会员也加入了青年团。从1920年10月到12月的3个月内，湖南已经发展了20来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还建立了团的基层组织，团员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好，其中优秀的团员有彭平之、郭亮、肖述凡、夏曦等。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完成了他一生中最具有里程碑式的转变，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已经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了。同时，他和杨开慧的热恋也有了美好的结果。

前边已经说过，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恋爱是浪漫的，现在他们就要结婚了，两人依然表现出对世俗对传统的反叛，用他们俩人的话说，就是要“不作俗人之举”。

在1920年冬，毛泽东和杨开慧相约于寒假到板仓杨家结婚。他们决定一不置嫁妆，二不坐花轿，三不布置新房，四不办酒席，五不举行婚礼仪式，以同居来表示结婚。

再说在1920年即将结束之际，毛泽东与何叔衡为召开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以学会名义向会员们发出了一张通告，通告说新年大会将继续讨论旅法会员在蒙达尼会议上所争论的问题。通告还专门列出了大会上将要讨论的14个问题，要求会员“拨冗到会，风雨无阻”。

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陶毅、陈书农、易礼容等19人，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

元旦这一天， 长沙城里大雪纷飞，银装素裹。上午10时，会议开始，何叔衡任会议主席，主持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及国内外会员情况。毛泽东介绍了由他与何叔衡介绍谢觉哉加入新民学会的情况。谢觉哉因为患便秘病及入会手续尚未办完，未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说：

“我们年会久应开会，去年因种种原因，一直未开成，现在不能再推迟了，趁新年期间，各处都放假，特召开连续3天的集会，讨论我们认为最迫切的问题。”

毛泽东又报告了两年来学会会友在国内外的活动情况。

何叔衡提出了将要讨论的14个问题。有的会员提出，最好先讨论后面几个问题，前3个问题内容重大，压下明天再讨论。毛泽东说：正因为重大，才更应该放在今天讨论。大家表示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先讨论前3个问题：1、新民学会应以什么做共同目的？2、为达到目的需要采用什么方法？3、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

毛泽东讨论之前，向会议介绍了法国巴黎会友对这3个问题讨论的结果：对于第一个问题，他们一致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对于第二个问题，一部分会友主张用激进的方法，一部分会友则主张用缓进的方法；对于第三个问题，一部分会友主张组织共产党，一部分会友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

毛泽东介绍以后，熊瑾玎首先对第一个问题发言说：

“目的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素来即抱这种主张，已不必多讨论了。”

毛泽东则说：

“第一个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

陈书农说：

“至于‘改造’、‘改良’，我主张前者。因为资本主义积重难返，非根本推翻，不能建设，所以，我主张劳农专政。”

毛泽东说：

“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陈君主张用俄式办法，我极赞成，因俄式方法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

大多数会员在改造与改良之间，都发言表示赞成改造一途。可是在改造范围问题上，却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彭璜说：

“改造世界太宽泛，改造中国又太小，可以提‘改造东亚’。”

陈书农赞成彭璜的主张。毛泽东却不同意彭璜的主张，他说：

“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提出改造‘东亚’则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

1月2日，新年大会继续进行。会议首先对第一个问题进行表决。结果主张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有毛泽东、易礼容、陈昌、彭璜等10人；主张用“改造世界”的有5人，主张用“促社会进化”的有2人，不作表决的有2人。由此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获得多数票通过。

会议接着讨论第二个问题。毛泽东首先报告了巴黎方面蔡和森的提议，并列举了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5种方法：

1、社会政策；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

毛泽东提议说：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解决自己的方法。”

何叔衡第一个发言，他说：

“我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过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泽东接着说：

“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陈书农说：

“我也赞成俄国办法。因为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提出改造方法，只有俄国所采的方法可受试验的缘故。其余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行会主义等，均不能普遍的见诸实行。”

彭璜也说：

“相信多数派的好，采革命的手段，吾人有讲主义之必要。”“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

陈子博说：

“我也赞成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劳农专政。”

陈昌听了会友的发言，受到了启发，转变了自己观点，他说：

“从前单从平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各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

会员们依次发言，各抒己见。经过长时间讨论后，会议主席何叔衡请大家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是：

赞成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有毛泽东、何叔衡、陈书农、彭璜、陈子博、陈昌等12人，占绝大多数。赞成采用德谟克拉西主义的有2人，赞成用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的有1人，未决定的有3人。

1月3日，新年大会讨论第三个问题。许多会员都把建党建团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事业，看做是应该即刻需要着手的问题。陈书农说：

“遇有机会，宜促使实现，故有组党之必要，所以厚植其根基。”

熊瑾玎说：

“事实上有组党之必要。多联络，不惜大牺牲，事先宜厚筹经济。”

彭璜说：

“组织党实有必要，因少数人做大事，终难望成。分子越多做事越易。社会主义青年团，颇有精神，可资提挈。”

陈子博也说：

“组党可以分为都市、乡村两方面进行。”

易礼容说：

“宣传组织宜一贯，即组织，即宣传；即宣传，即组织。要造成过激派万人，从各地传布。”

毛泽东最后作了发言，他说：

“诸君所举各种着手办法，诸如研究、组织、宣传、联络、经费、事业，我都赞成。惟在研究底下，须增‘修养’。联系可称‘联络同志’，因非同志，不论个人或团休，均属无益。筹措经费可先由会友组织储蓄会。我们须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

会议对大家提出的各种着手方法进行表决，结果获得一致通过。

新民学会3天的新年大会结束了，通过对前3个问题的讨论和表决，许多会员抛弃了原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大家共同集合于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会议结束时，正值雪霁天晴，大家走出会场，心情因会议开得很成功而显得格外舒畅。

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到1921年7月前，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员和青年工人及学生中发展的青年团员已经多达39人，长沙成为全国团员较多的地区之一。

1月16，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联系教育界和社会上层人士发起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举行了成立大会。

1月16日，新民学会会员在文化书社继续举行会议，到会的会员一共有21人。会议由何叔衡主持，继续讨论新年大会未决问题：

1、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2、会友个人的生活方法；3、个性之介绍及批评。

毛泽东在会议上先后作了两次发言，分别谈到了他自己的计划和生活方法。关于计划问题，他说：

“我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得普通或还不及。我自身决定30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

我的文字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会，善研究哲学。

应用方面，研究教育学，及教育方法等。做事一层，觉得‘各做各事’的办法，毫无效力，极不经济，愿于大家决定进行的事业中担负其一部分，使于若干年后与别人担负的部分合拢，即成功了一件事。

去年在上海时，我曾决定在长沙再住两年，然后赴俄，现在已过了半年，再一年半，便当出省。

在长沙做的事，除教育外，拟注力于文化书社之充实与推广。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刊杂志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做到：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

毛泽东在关于自己的生活方法问题，说道：

“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在觉得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到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侈。”

在这次会议上，会员们就第一、第二两个问题都发了言。由于时间已晚，第3个问题“个性之介绍及批评”没有来得及讨论便散会了。

1月21日，一直忙于新民学会事务的毛泽东，给蔡和森回复了一封短信。

原来早在1920年12月底，毛泽东从萧子升处得到蔡和森写于9月16日的第二封长信，这封信是蔡和森托回国的萧子升带来的。蔡和森在这封信中写道：

“中国民众运动幼稚如此，将怎样呢？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同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

蔡和森在这封信中详细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入党条件、组织原则和铁的纪律，他写道：

“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诺大的改造事业。”

蔡和森在信中又提出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方法和步骤，他写道：

“（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在信中还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认为：

“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自柏拉图御统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显然为有产阶级的思想。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

“我们今日研究学问，宜先把唯理观与唯物观分个清楚，才不至堕入迷阵。”

蔡和森主张应该肯定唯物观，否定唯理观，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

毛泽东认真研究了蔡和森的信，他在复信中写道：

和森兄：

来信于年底始由子升转到。唯物史观是我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我固无研究，但我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理之正。况且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所用所为）。详情后报。

弟  泽东

1月21日在城南

1月28日晚，毛泽东给老朋友彭璜写了一封回信，他在回信中剖析了自身及彭璜的一些缺点，说明了人生在世交友处世的正确原则。他在信中写道：

荫柏兄：

示奉悉，出入证收到，感甚！

日前论及待人态度，意犹未尽。弟乃不愿与恶人共事之人，谅兄所深知，但疾恶如仇，弟亦不为。恶人自己不认为恶，一也；吾人恶之，未必无蔽，二也；恶在究竟，乃不为恶，三也；一个人，才有长有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也有善点，不可执一而弃其一，四也。第三第四两点，兄亦时作此言。第一点属客观，第二点属主观，此为观人所不可忽视。

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返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

于吾兄久欲陈其拙遇，而未得机会，今愿一言，倘能垂听，有荣幸焉。

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语言欠爽快，态度欠明快，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自省。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

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察未必得当。然除1、3两条及第5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

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

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最弱者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龈龈（通假字，右改斤更好），讨人嫌恶，兄或谓意强，实在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事，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

兄于礼容，我觉未免过当，主意不十分诚，泻忿之意多，而与人为善之意少。兄说等我要反抗，兄看我为何人？如以同某人款待我，则尽可“不答应”，何反抗是云？至于说对某某及礼容要“征服”，则过矣过矣！人哪能有可以征服者，征服必用“力”，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只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因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此情形，弟亦常经过，并常以此施诸他人。意力受拂，最不好过，修养未纯如吾人，一遇此情形，鲜有不勃然奋起者，此则惟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之，兄以为何如？

今晚从城里归，已12点钟，又与孩子们谈坐一小时，再写此信，有想就写，文句不贯，意思不贯，原宥是幸！

此颂大安。

弟   泽东

1月28日夜

此后，彭璜在毛泽东的帮助下，于1921年加入了共产党，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可是不久，他因精神失常，不幸失踪。岂不令人痛惜哉！

这正是：从来结友为底事？聚义平等更民主。

披肝开罢新年会，沥胆又复蔡黄书。

欲知毛泽东此后如何团结他的朋友们进行斗争，且看下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复彭璜的信，堪为我辈交友处世待人接物之座右铭也。其待友之真诚，交心之坦率，析理之入木，意境之高远，读来令人五体投地。吾不知古今中外其他政治家亦有如此胸襟如此气度否？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19

第19章

“工人阶级要得到彻底解放，就要走俄国人的路，一定要夺

取政权。没有自己的政权，就逃不脱资产者的压迫和剥削。”

话说学校放寒假后，毛泽东带着杨开慧和在长沙求学的弟弟毛泽覃从长沙回到故乡。毛泽覃先回了韶山冲，毛泽东则和杨开慧一起来到了板仓。他们在板仓小住十几日，一来是看望杨老太太和兄嫂，二来也算是度蜜月了。在这十几天里，杨开慧陪着毛泽东踏遍了板仓的山山水水，实地考察，探亲访友。在杨开慧短暂的一生中，这十几天给她留下了终身难忘的不可磨灭的回忆。

1921年2月8日是正月初一，毛泽东从板仓回到唐家圫舅舅家，给全家人拜了年。尔后，他又回到韶山冲过春节。

毛泽东到家后没有见到毛泽建，想起母亲的嘱托，便向毛泽民问起了毛泽建的下落。

原来，自父亲去世后，家里已经难以支撑了。14岁的毛泽建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依靠，就不得不回到东茅塘自己的家里。

毛泽东闻听此言，立即跑到东茅塘毛泽建的弟弟毛泽连家，去找毛泽建。他问蔚生六阿婆：

“怎么不见泽建？”

毛泽建的母亲蔚生六阿婆说：

“你母亲死了，你叔叔也死了，没有人抚养她，就把她嫁出去了。”

原来，毛泽建回到东茅塘后，为生活所迫，只好依旧去讨米。后来，毛泽建的一个亲戚萧南庭见了，就对毛泽建的母亲蔚生六阿婆说：

“这么大的妹子，出去讨米太丑了，何不找个人嫁出去算了。我可以帮这个忙，给她做个介绍。”

萧南庭还问毛泽建的母亲放心不放心。毛泽建的母亲说：

“有你帮忙，我那有不放心的。”

萧南庭介绍的这一家是他的一个本家，杨林一个姓萧的。萧家母亲去世早，只有一个父亲，还有几亩田地。经萧南庭牵线，说成了这一门亲事。毛泽建不久就嫁到宁乡县杨林萧家，做了童养媳。

毛泽建在萧家可谓是度日如年。每天繁重的家务活、一家大小、里里外外、粗粗细细的事情，全压在她那稚嫩的肩上。尽管做牛做马，却得不到一丝温情，经常被家人责骂，甚至，连饭也吃不饱。毛泽建无比怀念在上屋场的那段生活，时常想起母亲想起三哥，她常常跑回上屋场打听三哥的消息。

毛泽东听了六阿婆的述说，就说：

“我要把她接回来。”

毛泽东回到家里，让一个叫毛希乔的农民去杨林送信，叫毛泽建回来见他。毛泽建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三哥盼回来了。她立即回到上屋场，见到三哥，早已是泣不成声。毛泽东安慰道：

“你莫哭，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别做童养媳了，我这就接你回来，到长沙去读书，好吗？”

毛泽建听了，破涕为笑，忙说：

“哥哥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去。”

毛泽东让毛泽建把她丈夫叫来，对他说：

“我要带泽建去读书，你也一起去吧。”

姓萧的小丈夫说，要回去和他父亲商量商量。结果，他这一走几天都没有回来回话。

2月15日晚上，毛泽东和毛泽民及弟媳王淑兰，还有小弟毛泽覃、小妹毛泽建，表哥文南松、堂表弟文东仙，围坐在火塘边烤火取暖，一边吃着韶山的土果品，一边叙家常。

王淑兰，1896年2月5日出生于湘乡县金石乡安乐村刘家湾的一个贫苦家庭。她嫁到毛家时，毛泽东正在长沙读书。因毛泽民排行第4，毛泽东按照湖南的习俗，称她为“四嫂”。

毛泽东对大家说：

“今天是正月初八日，是母亲的诞生日，我们要多打一下讲呀！”

他又对毛泽民和王淑兰说：

“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在长沙读书，家里只有你们两口子撑着。母亲死了，父亲死了，后事都是你们料理的，我没有尽孝，你们费了不少心。”

毛泽民由于哥哥外出求学，他只读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在家务农，帮助父亲持家理财，学得是能写会算。毛泽东一席话，勾起毛泽民心中的艰辛，他说：

“费心倒莫讲，我们在屋里当然要尽力。只是这些年家里日子也不好过。民国六年修房子，母亲生病；民国七年，败兵几次来屋里要谷要钱，强盗也来抢过一次；民国八年，娘先死，不久后爹死；民国九年，安葬父母，还有给泽覃订婚。这几年钱用得太多，20亩田的谷只够糊口。”

毛泽东问道：

“是不是欠了人家的钱？”

毛泽民说：

“别人欠我们的有几头牛，我们欠人家的，就是顺义堂的几张票子。牛，别人家在喂；可欠人家的票子，总得还钱呀！”

“能抵消的有么子东西？”

“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了，只有两头猪，还有几担谷。”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说：

“你讲的都是实在的。但是，败兵抢东西，日子不好过，不是我们一家人的事，国乱民不安嘛！我的意见是把屋里捡一下场，田也不作了，这些田你们两口子也作不了，还要请人。我在学校里找了个安生的地方，你们都跟我出去吧。”

他指指毛泽民，又说：

“润莲细时在家里搞劳动，没读好多书。现在离开这个家，跟我到长沙读点书，边做些事，将来再正式参加一些有利我们国家、民族和大多数人的工作。”

毛泽民和王淑兰都瞪着眼睛望着毛泽东，毛泽东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继续开导说：

“我和你嫂子都投入了革命事业，泽覃和泽建也跟我去。古话说：一人犯法满门抄斩。你们留在家里也是不可能了，只有革命这条路可走。当然，你还可以走另一条路，或宣布和我脱离兄弟关系，或躲避他乡，但我相信你不会走那条路的。你们不要舍不得离开这个家！为了建立美好的家，让千千万万的人有一个好家，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嘛！”

毛泽民问道：

“我们都走了，那田怎么办？房子怎么办？账目又怎么办？”

“好办，好办得很！”毛泽东笑着说：“家里发出的票子，写个告示出去，请他们几天内来兑钱。你把猪赶到银田寺卖了，准备点钱，让人家来兑。牛，就让别人去喂，不要向人家要钱，快春耕了，不能让人家买牛呵！别人欠我们的帐，就莫要了。田让给又穷又会作田的人去作，房子也就让给作田的人住，仓里剩下的谷子也不要动了，到春荒时给那些最没有饭吃的人吃。还有，穿过的衣服又用不着的，送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出去不要带蛮多的东西，带多了倒是个负担。”

毛泽民说：

“跟你出去，我同意，你最好多住几天，跟我作个计划。”

毛泽东说：

“你做主就是了。我还有事，不能在家久呆。”

最后，毛泽东嘱咐毛泽民和王淑兰，打些鱼，拿些腊肉，送给左右邻居和亲戚朋友，表示感谢。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还请了邻近一些辈份高和年纪大的人吃晚饭。

正月初十这一天，毛泽东带着毛泽覃、毛泽建离开了韶山。就这样，毛泽建跟着三哥高高兴兴地开始了她新的生活。后来，萧家到东茅塘要人，说是没活人就要死尸，还问了毛泽东的地址，写信去要人。毛泽东给东茅塘回信说：

“泽建不会回来了，让萧家再找一个媳妇吧。”

一个星期后，毛泽民、王淑兰夫妇也带着孩子离开了韶山，来到了长沙城。毛泽东把毛泽民安排到自己任主事的师范附小搞校务，负责管理全校师生的伙食。他把堂表弟文东仙安排在附小当工友。

新的学期开始了，已经回到长沙的杨开慧夹着一个书包，来到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宿舍——妙高峰下的青山祠，同毛泽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就在这一天，杨开慧和毛泽民的爱人王淑兰、陈昌的爱人毛秉琴，用6元钱操办了一席晚餐，毛泽东请了几个好友何叔衡、陈昌、方维夏、谢觉哉、彭璜、王季范到家中小聚。朋友们看到饭菜同往常一样简单，吃到最后，毛泽东和杨开慧才向客人宣布说：“我们结婚了。”

毛泽东和杨开慧以其惊世骇俗的结合，在其周围人中引起很大的反响，人们把他们两人的婚姻誉为“理想的罗曼蒂克”

其实，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婚事这样简朴，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才这样做，相反，毛泽东此时手里还握有巨资。原来为支持留法勤工俭学，章士钊募捐了两万块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支配。虽然已经用去了大部分，还有剩余的一部分在他手里。公私分明的毛泽东，从不为自己动用其中的一分一毫，而是要把这些钱全部用于革命事业。不仅如此，就连母亲为女儿办嫁妆的百十块银元，杨开慧也交给毛泽东，用于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

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前，都住在集体宿舍里，结婚后，杨开慧继续在学校学习，每逢周末，她便从学校出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而又甜蜜的。然而，毛泽东并没有过多的沉溺与卿卿我我的儿女之情中，他的心里牵挂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

毛泽东和杨开慧互相帮助，学习马列理论，开展社会活动。杨开慧经常和共产主义小组一道，听毛泽东联系中国国情和湖南省情，讲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答大家提出的疑难问题，深受启迪。

1921春，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鼓励与帮助下，毛泽建考取了长沙城内小吴门西的伍家井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能够进入学堂，对于别人来说，或许不算什么。可是，对于毛泽建来说，着实不轻松。虽说她在上屋场，靠自学认识了不少字，但毕竟还没进过学堂，没有系统地学习过。

毛泽建是个心性很高、不甘人后的女子，她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发奋读书，时常学到深夜。

毛泽建勤奋好学，进步很快，成绩在班里总是名列前茅，尤其是刺绣课，更为突出。

1921年春，毛泽东在一师附小高小部办了一个工农子弟补习班，招收18岁以上的失学青年。毛泽民一边工作，一边在补习班里学习。毛泽东给浙江的许志行写了一封信，要他来长沙读书，也把他安排在补习班里学习，并负责他的一切费用。

补习班所学课程，以补习国文算术为主。所选国文教材，大多是五四时期进步的文艺作品。毛泽东总是向学生热情地灌输革命思想，深入浅出地给他们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引到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这些青年在思想上、学习上都有很大提高，有的还能写较长的文章，反帝反军阀的思想十分鲜明。第一师范附近的居民都知道“夜校的毛先生”。

1921年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陈昌等人继续回到浏阳，以金江高小为据点，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进行教育改革。陈昌向毛泽东请求从自修大学派一些人去当教员。

1921年3月，毛泽东与从法国归来的萧子升发生了激烈地争论。萧子升说：

“像刘邦和项羽那样争夺天下的争斗，就像街头顽童为争一个苹果打架斗殴一般。”

毛泽东说：

“你不同意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多遗憾。”

在新形势下，新民学会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毛泽东和萧子升也存在着意见分歧。萧子升主张保存新民学会，以无政府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毛泽东主张解散新民学会，他提出先进青年可以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毛泽东说：

“你是跟我们走，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

毛泽东和萧子升这一对老同学老朋友，就此在思想上彻底分道扬镳了。尽管毛泽东此后还不断地争取萧子升，但最终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此是后话，待后再说。

3月14日，毛泽东、何叔衡、贺民范等28人发起组织长沙中韩互助社，目的是为了支持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毛泽东担任了中韩互助社通信部中方主任，何叔衡任宣传部中方主任，贺民范任经济中方主任。社址设在船山学校。

1921年4月，毛泽东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其他负责人，为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正当权益，一起倡议劳动立法，并积极参与领导劳动立法运动。

原来在1921年4月，取代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的赵恒惕，为了愚弄人民，巩固他的既得地位，在长沙各报刊公布了《湖南省宪法草案》，假惺惺地征求民意，许多政客为之捧喝。

4月25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湖南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登载于该报开辟的“省宪草案讨论”专栏。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指出：

省宪草案“第一个最大缺点，就是人民权利规定的不够”。

毛泽东文章中写道：

“人民不分男女，均有承受亲属遗产之权”，“有自由主张其婚姻之权”，“有依其自由意志求得正当职业之权”。在这3项中，以“第3项则尤其紧要，现在无职业及失业的人如此之多，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宪法上不规定解决办法，真是岂有此理！”

毛泽东明确主张把劳动权、生存权写入省宪法，他说：

求得正当职业之权，即是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的劳动权。这是人生最起码的权利，没有劳动权也就失去生存权。

毛泽东指出，省宪草案的两个最大缺点是：

“无正当职业之人也有被选举权和关于劳动的事项全没有规定”，这样下去，“事实上仍是有钱人当选，无钱人落空”，“仍然是一种不利平民的政治”。

毛泽东提出对省宪草案作根本的修改，加上财产继承权、婚姻自主权，求得正当职业权和有正当职业者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毛泽东在该文中着重谈了劳动立法问题。他认为省宪法草案至少要在“行政”章之“实业”一款里，明白加入下列两条：

（一）无论公私营业，对于劳动之时间、工值、红利、娱乐、卫生、教育及年龄等项，以省法律定之；

（二）省政府对于同刑事法典不相抵触之各种劳动组合，须保护之。只有这样，各种行业工会乃能有组织发展之余地。

毛泽东的《省宪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的发表，使省宪讨论进一步扩大和热烈。李六如、易礼容等相继撰文揭露省宪草案的虚伪性，要求写入保护劳工利益的条文。

是年3、4月间，湖南劳工会在黄爱、庞人铨领导下发起了湖南第一纱厂收归国有的罢工运动。

1921年五一节前，湖南学联准备联合黄爱、庞人铨领导的湖南劳工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原来，湖南劳工会成立初期的会员多数是工业学校的学生。后来，劳工会逐渐在长沙华实纱厂、光华电灯厂、造币厂、黑铅厂、兵工厂、泥木、理发等个行业工人中发展会员。仅仅2年的时间，劳工会就建立了20个基层工会，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人团体。所以，毛泽东要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首要的重要问题，就是要争取这个人数众多、比较庞大的工人团体，逐渐地把它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和任树德一起去找劳工会负责人黄爱、庞人铨，商谈关于在五一节联合游行示威的事。

任树德是毛泽东结交的第一个泥木工人朋友，他为人诚实，在同行中颇有威信。因他经常到船山学社做零活，毛泽东就和他进行了多次谈话，了解泥木工人的生活情况，趁机向他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彼此之间拉近了距离，成了好朋友。

毛泽东、任树德和黄爱、庞人铨坐在一起喝茶，慢慢地聊着。

毛泽东为了缩小和黄爱的距离，并不急于谈游行的事，他有意把话扯远，说起1918年冬天，他带着新民学会会员赴京时，从北京到天津塘沽，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情景。毛泽东又说起李大钊。黄爱也说，他知道李大钊，他的朋友周**很是敬重李大钊。毛泽东告诉黄爱说，李大钊是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毛泽东还说，自己虽未与周**见过面，但知道周**也不赞成无政府主义。因为，最近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来信说，周**等人组织了“工学互助团”，正在积极研究俄式革命，他们是拥护马克思的。毛泽东巧妙地把话题转到马克思主义胜过无政府主义，经济斗争必须同政治斗争相结合上。

“我们不同意！”黄爱激动起来，他说：“我们只注意经济斗争，劳工必须在经济上求解放，而不能带一丝一毫的政治色彩，我们只需要工会，不需要什么政党。”

毛泽东知道到他们受无政府的工团主义影响很深，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被说服的，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任树德提出了“五一”节游行的事，黄爱坚决拒绝。他说：

“劳工会是搞经济斗争的，参加游行就带了政治色彩。如今为了第一纱厂的复工问题，正在和赵恒惕政府谈判，如果搞了政治斗争，就可能使复工的希望完全破灭。”

毛泽东看到黄爱的态度，也不强求。

两天以后，赵恒惕政府为湖南第一纱厂的事逮捕了黄爱，工人们准备营救，但不知该如何办。毛泽东趁机对庞人铨说：

“龙庵兄，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你们只要经济，不要政治，政治就偏要管你们，你说是不是？”

毛泽东一方面组织劳工会和学联派代表准备和省公署谈判，开展请愿运动；另一方面准备组织游行示威。赵恒惕对劳工会和学联提出谈判的要求，根本不予理睬，群众被激怒了。五一节联合大游行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5月1日这一天，毛泽东、庞人铨组织了长沙织造、铁业和泥木等行业工人和各校学生1万多人，冒雨举行了浩浩荡荡的国际劳动节游行大示威。群众队伍里打着“劳工神圣”的旗帜，他们高呼“宁可不要命，不可不做人”的口号，沿途散发《劳动节略史》、《告工人》和《社会革命》等传单，在街头进行演讲，引起了社会上巨大的反响。

这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迫使赵恒惕政府不得不释放了黄爱。

毛泽东马上到第一纱厂去看望黄爱，他深情地说：

“正品兄，这件事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工人阶级要得到彻底解放，就要走俄国人的路，一定要夺取政权。没有自己的政权，就逃不脱资产者的压迫和剥削。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这天晚上，湖南劳工会的工人代表和一部分学生在湖南一师举行了劳动节联欢会。大家进行了讲演、游艺活动。在这次联欢会上，大家食用的纪念面包上还印有“劳工神圣”、“不作工者不得食”等字样。

在毛泽东的影响和教育下，黄爱、庞人铨在1921年下半年开始脱离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倾向中国共产党，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毛泽东为了加强同工人群众的联系，他还利用各种机会接近工人。他到工人聚居的地方去攀谈，到茶馆里去同那些“苦力”交朋友。在同工人的交往中，他了解了长沙铁路、印刷、纺织、泥木、搬运等产业和行业工人的劳动、生活和工资等情况，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然后又运用这些材料，加以概括和提高，去启发工人群众的觉悟，并逐渐把他们组织起来。

就在这一年的5月，长沙出现了一位英烈人物，震动了中华大地。毛泽东闻之，也激愤异常。这位英烈就是易白沙。

易白沙，名坤，字越村，长沙人。家居长沙白沙井附近。曾任长沙县立师范、湖南一师历史及国文教员，后任天津南开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他在5月伺机刺杀北洋军政首脑未成，去广州谒见孙中山，请求组织军队北伐，未能如愿，愤激之下，来到广东新会长陈村海边明代学者陈白沙的故里，蹈海牺牲，以死报国。

毛泽东由易白沙的壮烈，想到恩师杨怀中的英年早逝，一个个杰出人物都离去了，他悲愤难忍，挥笔写下了一幅挽联：

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

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

这正是：毁家纾难我大难，毛公取义敢为先。

忧国忧民为劳工，痛悼英烈哭先贤。

再说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议决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1921年6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成立，发表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宣言说：组合书记部“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它的任务是“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

随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长沙建立了五个分部。毛泽东任湖南分部主任，负责领导湖南地区的工人运动。

此时，除上海、北京、长沙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以外，在武汉、广州、济南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法国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6月上旬，一个神秘的外国人来到了上海，这个人看上去年近40岁，身材高大，戴一副金丝边近视镜，一副知识分子的风度，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里，透着敏锐和机智。他就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马林。

早在马林到达上海的前几天，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的代表尼克尔斯基就到了上海。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上海会见了李达、李汉俊，他们经过几次交谈，一致认为在中国建立党的统一组织的条件已经具备，应该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于是，李达、李汉俊把这个意见写信告诉在广东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在得到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同意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担负起了发起创建中国党的历史任务。

李达、李汉俊分别发函给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请他们各派代表2人，于7月间到上海参加中国组建中国党的代表大会。

毛泽东接到上海发来的开会通知后，立即到湖南通俗报馆，找到通俗教育馆馆长兼湖南通俗日报经理何叔衡，召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开会。

湖南同志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毛润之所谋，何胡子所趋；何胡子所断，毛润之所赞。”可见，毛泽东与何叔衡是一对志趣相投相辅相成的革命老搭档。

经过大家商议，决定派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欲知中国共产党成立情况如何？请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为发展工人运动争取不同政见的黄爱、庞人铨，不急不躁，可谓用心良苦。他在黄爱、庞人铨等人在现实面前碰了壁无路可走之时，立即伸以援手，助其脱困，再晓之以理，终于将他们培养成为工人运动的优秀领导人。做思想工作的人们不可不借鉴。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20

第20章

“阶级斗争，是没有妥协没有中立的余地的。比如一条大河，你在里

面游泳，老不靠岸，既不爬上这一边，也不爬上那一边，终究是要被

水淹死的。在阶级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没有中立的

余地。要么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要么站在无产阶级一边。”

话说在1921年6月29日黎明，毛泽东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新婚燕尔的娇妻杨开慧，与何叔衡一起和一部分朋友在草场门外进行了一个小型的聚会，吃了一些猪肉，还照了相，尔后谢绝朋友们的送行，大家相互之间一一握别。李振翩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从事政治活动，我则专心学医，将来定可重逢。”

李振翩哪里想到，他和毛泽东的重逢竟然是在分别50多年后的中南海里。此是后话。

且说这天下午6时许，毛泽东与何叔衡离开了长沙，秘密前往上海。

此时乌云蔽天，风雨欲来。毛泽东与何叔衡登上了去武汉的轮船。因为从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车船，毛泽东、何叔衡只能从长沙乘船北上，先到达武汉，然后，才能再由武汉转赴上海。

非常凑巧的是，在去汉口的船上，毛泽东又碰上了坐在同一船舱里的老朋友萧子升。萧子升是要取道上海回法国去。此时的毛泽东正在研读《资本主义制度概论》，作为朋友，毛泽东不忍心眼看着萧子升落伍，他和萧子升就中国的政治前途问题，一直争论到深夜。

1921年7月4日以后，毛泽东和何叔衡、萧子升到达了上海。此时离开会的时间尚早，第二天，毛泽东就邀萧子升一起去杭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度过了整整一天。萧子升非常羡慕杭州的山水，不住地赞叹其壮丽美观，毛泽东打断他说：

“这是罪恶的产生之地，多少人用他们的金钱来干可耻勾当。”

他们在杭州只住了一夜，就又去了南京。

毛泽东返回上海时，其他各地的代表也陆续在7月23日前到达了驻地。

“一大”代表们的住宿，是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出面，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用了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子学校楼上3个房间。毛泽东和其他9位代表，汗流浃背地住进了已经定好的房间里。博文女子学校此时正放暑假，非常安静。临街的两间房里，靠东边的一间住着张国焘、周佛海、包惠僧；靠西边的一间住的是王尽美、邓恩铭；毛泽东、何叔衡住在临街房后面的一间房里，房间里光线很暗。毛泽东用两条长凳子架起了一块板，就算搭好了床铺。其他代表没有床，由王会悟买来了苇席，一人一张，就睡在楼板上。

只有广州代表陈公博是带了新婚妻子李励庄来的，他们夫妻俩不住女校而是住在豪华的大东旅馆。陈公博花了很多时间，陪着他那漂亮的妻子上街逛商店购物。

“一大”的筹备工作，最初由李达、李汉俊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负责；后来北京的张国焘，在5月中旬就早早来到了上海，所以他就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23日晚上8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开幕。

树德里3号是李汉俊和他的哥哥、同盟会的元老李书城的寓所。这是一栋装有黑漆大门、砖木结构的灰红色两层楼房。这栋房子外表平平，并没有什么特色，底层没有窗户。

楼上是李书城夫妇的寝室，一大的会场就设在楼下的客厅里，客厅中间摆着一张大餐桌，代表们围坐在餐桌周围，桌上放着茶杯和文件。餐厅内没有特别的布置，陈设简单，但气氛却十分庄重。

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共有12人，他们代表了全国53名党员，一说是57名党员，据以下统计实为54人。

这12名代表及其所在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是：

长沙小组的代表毛泽东（28岁）、何叔衡（42岁）；长沙组其他成员是萧铮、彭璜、陈子博、贺民范，共6人。

武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35岁）、陈潭秋（25岁），武汉组其他成员是包惠僧、郑凯卿、赵子键、赵子骏、刘子通、黄负生，共8人。

济南小组的代表是王尽美（23岁）、邓恩铭（20岁、水族），济南组其他成员是王翔千、庄龙甲，共4人。

上海小组的代表李达（29岁）、李汉俊（31岁）；上海组其他成员是陈独秀、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沈泽民、林伯渠、李中、袁振英，共14人。

北京小组的代表张国焘（24岁）、刘仁静（19岁）；北京组其他成员是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共12人。

广州小组的代表陈公博（31岁）；广州组其他成员是谭平山、谭植棠，共3人。

东京小组的代表周佛海（24岁），东京组其他成员是施存统（原邀代表，未到），共2人。

另外出席会议的还有原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曾受李汉俊委派到广州与陈独秀联系，回到上海后参加了会议。

此外，在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还有张申府、刘清扬（女）、周**、赵世炎、陈公培，共5人。因他们离国内较远，没通知他们参加。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15人中，最年长的是42岁的何叔衡，最年轻的是只有19岁的刘仁静，平均年龄28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

在一大代表中，毛泽东熟悉的人除了何叔衡以外，还有在北大时认识的张国焘、刘仁静2人，李达、李汉俊、包惠僧等人，也只是和他有过书信往来。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个佃农家庭。曾两次赴日本留学，学习理科；1918年6月，李达第3次到日本，放弃理科，专攻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夏回国后，他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及中国党组织。

毛泽东这是第一次见到李达。

毛泽东熟悉的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陈独秀因为受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邀请，在广州政府任职；北京支部书记李大钊是因为北京大学年终校务繁忙，无法脱身。但这次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都是由共产国际代表和李大钊、陈独秀商量决定的。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因他未出席，所以，在开会前临时另定主持人选。会议主持者需要经常与各地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而李达、李汉俊都不喜欢交往，特别是他们与马林接触后，彼此关系也不够融洽，所以就推举张国焘为会议主席，由他来主持会议。

毛泽东和周佛海为会议秘书，担任记录工作。刘仁静担任国际代表的英文翻译。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应当具体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经与会者同意，这次大会的议程包括：听取各地小组活动的报告；起草、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毛泽东常常不修边幅，他穿着土布长衫，还常常穿鞋不穿袜子，或是让袜子耷拉在鞋面上，像是一位来自湖南乡下的道士。他在饭店吃饭时，也常常会用袖子擦去洒在桌上的残留物和酒水。后来有一位与会者曾经不怀好意地夸张地说：

“你可以从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尘。”

毛泽东除了担任会议记录外，在会议上只做过一次发言，他代表湖南6名成员，汇报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情况。长沙组和其他各地小组相比，有人称赞“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已经有了实际的工作成绩。所以毛泽东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达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

刘仁静回忆说：

“在‘一大’会议上，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采取谨慎谦虚态度，不轻易发表意见，也没有坚持什么特殊主张。”刘仁静对张国焘的印象也非常深刻，他说：“张国焘是精明能干的人，也是喜欢出风头的人。”

张国焘回忆说：

“毛泽东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长布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后，都没有提出过什么具体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

包惠僧回忆说：

“我同毛泽东是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时才见面。在见面以前，我在武汉临时支部负责时曾为工作的联系通过信。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中我对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

7月30日晚上7时，一大第6次会议仍然在李汉俊家客厅里召开，负责在楼下照看门户的王会悟，突然发现来了可疑的来访者，她立即到会场报告了这一情况。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警惕性很高，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道：

“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头离开。”

马林说完，即与尼克尔斯基先行离开了客厅，除了李汉俊和陈公博外，其他各位代表也随之散去。

几分钟后，客厅里果然闯进来了9个人：有1个人是法国巡总，有两个人是法国侦探，有两个人是中国侦探，有1个人是法国兵，还有3个人是翻译。巡总厉声问：

“你们为什么开会？”

李汉俊和陈公博说，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聚会叙谈。

“那两个教授是哪国人？”

“英国人。”

这位巡总还是不放心，他立即下令搜查，侦探们和法国兵足足搜查了半个钟头，也没有找到什么东西。值得庆幸的是，慌乱之中有人塞进抽屉里的一张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竟然没有被他们发现。

再说代表们先后从李汉俊家里出来后，来到了法租界老渔阳2号陈独秀家，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和女儿陈子美、小儿子陈鹤年接待了他们。

晚10点，张国焘让包惠僧去李家探视情况，这才知道明天的会议不能在那里继续开了。于是，大家商量决定，暂时休会几天。

1921年8月4日，代表们商量选择新的会址，王会悟建议说：

“如果在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可以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去开。南湖风景优美，我可以雇一只大画船，一面游湖，一面开会。”

大家都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于是，李达就让王会悟当晚去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的火车班次。

8月5日早上，王会悟为安排会务，她与董必武、何叔衡先行出发。陈公博借口和他来度蜜月的夫人李励庄很害怕，他们夫妻二人乘坐火车去了杭州西湖、灵隐寺游玩去了。李汉俊和2位国际代表也没有去嘉兴参加会议。

在毛泽东建议下，萧子升同他一起，与其他几位代表乘坐第二次班车，于上午8点钟到达嘉兴，在张家弄鸳湖旅馆落脚。毛泽东和萧子升同住一个房间，他仍然力劝萧子升参加会议，萧子升没有同意。

上午9点多钟，代表们离开旅馆去南湖，在租来的一条16米长的游船上，品尝着南湖的鱼，继续开会。王会悟还为代表们准备了一副麻将牌，以打牌为掩护。

代表们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决议案》，二个是《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决议案》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每个月向莫斯科的总部汇报一次。规定党的纲领是：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时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4、联合第三国际。”

《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组织工会，发展工人运动。

大会最后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为中央局委员，中央局候补委员为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由他们组成临时中央局。

陈独秀为临时中央局书记； 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为临时中央局组织部主任。

福和中学老师

下午6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部议程完毕，宣告会议闭幕。代表们乘坐晚间火车回到上海。

后来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时，第一次明确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由前边所述，我们已经知道了 7月1日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确切日期，但毛泽东此言一出，中国共产党从1938年开始，就把每年的7月1日，当作了自己的诞辰纪念日。这可能是毛泽东从传统的规定节日习惯出发而提出的意见，7月1日不但好记，也确实符合传统的习俗。

毛泽东和萧子升回到住处，与萧子升睡在一起，他热得满身是汗，没有洗澡。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毛泽东激动地用长沙老乡之间谈话的口吻对萧子升说，他似乎正在思考着他所要进入的更广阔的世界：“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

第二天，毛泽东和萧子升就分手了。萧子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和毛泽东经常讨论社会主义问题，彼此虽都以老朋友真诚相待，都希望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可是越谈越谈不下去，以至谈崩。在争论各自选择道路的时候，有时竟夜长谈，忘记睡觉。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都很伤心，甚至潸然泪下。但是，我们都以友情为重，谁也没有出口伤人。”

后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到了萧子升的结局，他说：

“和我一同游学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可是萧瑜却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

这都是后话。再说在1921年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从上海回到长沙，立即开始了筹建中国共产党湖南地方组织的工作。据易礼容回忆说：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先去潮宗街文化书社找到易礼容。毛泽东看到社里人多，谈话不方便，就把易礼容邀出来，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旁边谈话。毛泽东说要成立共产党，易礼容说：

“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3000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是要死30个人，救70个人，损失太大，我就不干。”

毛泽东说：

“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是瓜熟蒂落。”

易礼容说：

“瓜熟蒂落，就干吧。”

此后，毛泽东与何叔衡、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组织湖南共产党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这是毛泽东在建党活动中的一个重大特点。

此时，长沙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仍然是毛泽东的公开身份。他在这个学校里，认识了也在这里教英文的周谷城。说起来，周谷城比毛泽东小5岁，在五四运动前，他俩还都在长沙读书，一个在省立一师，一个在省立一中，虽然不同校，却有着杨怀中、徐特立等几位共同的老师。

毛泽东多次在一师演讲，动员师生们参加国民革命。周谷城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毛泽东在夏曦的陪同下，一双赤足穿着草鞋，裤管卷到膝盖以上，在一师大礼堂的讲台上运用手势，以生动的比喻向工农群众和师生们讲阶级斗争的道理，毛泽东说：

“阶级斗争，是没有妥协没有中立的余地的。比如一条大河，你在里面游泳，老不靠岸，既不爬上这一边，也不爬上那一边，终究是要被水淹死的。在阶级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没有中立的余地。要么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要么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而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终究是要被无产阶级消灭的。”  

现在，毛泽东与周谷城同住在一个学校里，又同是教师，而且均对对方有好感，所以便时常交往走动，过从甚密。毛泽东常常是晚饭后来到周谷城住处，两人促膝长谈，每每深夜方止。有一次，毛泽东看见周谷城的书架上有本英文版的《资本论》第3卷，他很感兴趣，拿起来翻了翻，半开玩笑地说：

“你看这些书，不怕惹麻烦吗？”

周谷城愣了一下，坦率地说：

“我看该不会惹什么麻烦吧。”

从此，毛泽东对周谷城刮目相看，他时时从自己那里拿来一些共产主义的小册子，送给周谷城看。

毛泽东在被聘为第一师范第22班国文教员后，他就推荐由何叔衡来接任他为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

毛泽东在一师校务会议上，提出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可以参加校务会议，学校的经济要公开，不要开除学生。他的这些意见获得了校务会议的通过。

是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开始选择地址，筹措经费，创办自修大学，以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并掩护党组织的活动。他们在船山学社社长仇鳌和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的支持下，促使省政府同意他们利用长沙小吴门正街船山学社社址和每月400块银元的经费来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杨开慧参加了该校的筹建工作，并利用自己担任学联干事的身份，筹集经费。自修大学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培养干部的作用。

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创办的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培养新型干部的学校。也可以说，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所最早的“党校”。

毛泽东对中国的旧式学校在学生时代就深恶痛绝。早在1902年前后，中国开始废除书院，兴办学校，到辛亥革命后，中国学校教育主要是模仿日本的教育方式，其最大的问题是课程多，学生负担重，管理不善，束缚学生思想。1915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表示了对束缚学生意志的旧式学校的不满。所以，他很早就想对旧式教育制度进行“去弊取利”的改革，创办一所新型的学校。

毛泽东为使自修大学体现新的办学思想，他在1921年8月中旬起草了著名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在8月16日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毛泽东在大纲第一章“宗旨及定名”中明确地写道：

“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交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湖南自修大学’。”

此后，毛泽东又起草了让人读起来很有兴味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他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写道：

“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所谓书院可毁，在他们研究的内容不对。书院研究的内容，就是‘八股’等等干禄之具，这些只是一种玩物，哪能算得上正当的学问；就这一点论，我们可以说书院不对的很！”

但书院也有好处：“一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自得。故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

但是，现代学校有一特长，就是他‘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

“现代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过是一种商行行为罢了！”

“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

“学校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究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20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总的坏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灭掉灵性，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

毛泽东对传统教育强烈不满，他便创造出“学阀”一词，这是从“军阀”一词套用而来的。他在宣言中写道：

“学阀冷酷无情，用学问做交易，只知给学生灌输知识，并要学生的酒喝。”

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

毛泽东在《宣言》中还指出了学校和书院共存的3个弊端：

一是“书院和官式大学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学，固不待言；实及了而偶不及，即有本为优才，经入学考试而见遗的，便从此绝其向学的路。现在，确实有好些有志青年，没有得到求学的机会，实在可叹可惜！”

二是“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

三是“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

既然各有利弊，就应该作改进之图。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上明确地写道：

“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是一个“取其利去其弊”的新式学校。“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

“一则除住校学生，因房屋关系须稍示限制外，校外学生则诸凡有志向学以上均可入学。二则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则自修大学在现在这‘金钱就是生命’的时代，固不能使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也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比较官式大学便利得多，花费也就自然少了。”

毛泽东在宣言中强调说：

“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湖南自修大学于1921年8月成立了领导机构，由贺民范挂名为校长，由毛泽东担任自修大学教务长，实际负责一切事务。毛泽东请仇鳌为自修大学题写了校名。

自修大学招收学员极为慎重。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明确写道：

“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对于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为此，学员在入校前，先要以通讯的方式答复以下问题：

（1）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形怎样？（2）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4）愿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办法？（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6）对于社会的批评。

“凡要入学的，须将上列6项，用通信方法详细写出，寄交本校学生会总书记转交学长评阅，再行当面接洽决定。”

这正是：开天辟地一声雷，纪元新开战鼓催。

革命尚需有后辈，我办大学育蓓蕾。

欲知湖南自修大学能否创办成功，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及《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既是一种人性化、科学化的新式教育宣言，同时也是对“现代教育”的再次严正挑战。凡是学有所得的人们都知道自学的重要性，而那些学有所成的人，他们的成就也不都是靠老师灌输出来的。中国有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人性化教育，个性化教育，早已成为世界教育界人士的共识。可是在我们当今的教育界，这种现代化的教育模式，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