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57

第57章

“红4军党内不正确的思想，是由于红军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

党内成份复杂、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中等‘大气候’所造成的，

遇着一定的‘小气候’必然要发作起来。当然，‘一种形式主义

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也是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话说毛泽东此时的处境确实很困难，他为克服红4军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努力奋斗，但党内意见常常不统一，使他十分焦虑，常常夜不能寐。他对干部要求很严，有时对一些干部的缺点错误的批评毫不留情，使人下不来台，难以接受，因而这些人对他有意见，这使毛泽东感到了一种奋斗中的苦恼。

1929年6月14日，党内的现状和矛盾，一点点、一幕幕在毛泽东的脑海中闪现出来。

从红4军内党的组织状况来看，在1929年5月间，全军约有4000人，党员有1329人，占33.2%，其中工人成份311人，仅占23.4%；农民、小商人、学生等成份则占70%，其中尤以农民成份为最多。这种状况，在高度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频繁的转战，由于对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不够，致使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在党组织内泛起，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等，这些思想倾向与毛泽东自三湾改编以来所创造和规定的党与军队建设的原则及政策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并经常引起党和军队领导层内对以下问题的激烈争论：

关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问题：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首创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具体表现为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置党代表，发布命令要有党代表副署；全军设立党的前敌委员会，一切问题由党来研究决定，交由军队执行。但是，有军阀主义残余和单纯军事观点的一些人，却对军委、支部讨论决定问题的制度，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有的人还把党的领导说成是“书记独裁”而加以反对。红4军到赣南、闽西后，什么“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前委不要管打仗，管军事。”这些反对意见连同一些怪话都提出来了，什么“一支枪也要党管吗？”“马弁有没有饭吃也要管吗？”“司令部对外”的口号实际上是这种观点的集中表现。在表面上，这些提法是领导的方式方法问题，但对党代表、支部权力的限制或反对，实质上已经危及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

关于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问题：

毛泽东一开始就认为，在党的领导下，用红军战争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红军战争的根本任务。离开了这个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但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思想的一些人，则提出不要根据地的“流动游击”政策，喊出了“走州过府”，“扩大政治影响”的口号；或把建设根据地，视为地方党的事，与正规的红军无关。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不愿意在农村做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

关于红军中政治思想工作问题：

自古以来，当兵吃饷，但在井冈山时代，红军官兵除了穿衣吃饭外，从未发饷钱，实行“军时共产主义”，而广大指战员“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这就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功效，坚强的政治工作、政治教育，是红军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主义残余的人，则把军事与政治对立起来，视政治工作人员为“闲杂人”，“卖狗皮膏药”的，否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在这些人看来，红军的任务就是打仗，军事好了，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光靠政治工作，是打不垮敌人的，解决问题，最终还是靠军事、靠打胜仗。因此，军事要领导政治，政治工作机关也要附属于军事机关。

关于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的问题：

从三湾改编起，毛泽东使红军内部官兵待遇平等，官长不打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建立“士兵委员会”，经济公开等民主主义作法形成一种制度，对于保持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改造旧军队、争取俘虏，从根本上划清人民军队与反动军队的界限，起了重大的作用。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但是有单纯军事观点的人，则主张军官权威高于一切，长官说了算，取消士兵委员会。有军阀主义残余的人，更是强调不打不骂，士兵就不好带，对逃兵则要枪毙。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反对实行民主主义。还有一些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主张事无巨细都要经大家讨论，一个人不同意即成立“否决权”；这就又变成了极端民主化。

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对政治形势的估量和对红军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分歧。这些问题和争论，在红4军党内军内一直是存在的，只是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更为公开化罢了。

不可否认，在前所未有的情况下，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如何建设农村环境中的党，对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红军和党的领导人，都是一个新课题。毛泽东所创造的红军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正确的原则、方法，在非无产阶级思想基础深厚的环境下，没有大的政治力量，没有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一下子就被指战员们全部接受，也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人们对一些新原则、新东西一时难以接受，尤其是从旧军队中过来的人，进而产生怀疑和抵制，也是不足为奇的。

就在这天晚上，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开始奋笔疾书，给林彪写出了一封长达8000言的党内通信。他给这封长信中写道：

“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4军党的和1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才暴露出来。”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1、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竭尽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做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2、我在4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提出的中心理由。3、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因能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4、4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会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然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的一天！”

毛泽东把红4军党内争论的问题概括为14条，他写道：

“不明白4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4军到现在两个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主要点有以下各端：1、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2、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3、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4、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5、罗宵山脉中段政权问题；6、地方武装问题；7、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8、对时局的估量；9、湘南之失败；10、科学化、规律化问题；11、4军军事技术问题；12、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13、分权主义与集权；14、其它腐败思想。”

“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4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就是4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军队中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制度何以这样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常在一切斗争状态之中。”

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错误的时常发作，都与党的领导的削弱有关。个人主义与小团体主义的滋长，又给这些错误思想和问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毛泽东写道：

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4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做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鲜明的表现，就是罗宵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见解。其表现就是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境的斗争，对于从红军中拨枪支援地方武装，总是难得很。

这种流寇思想还影响到城市政策和军纪。一些同志认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科学一点才好。只有坚决地克服那种非科学的态度，和红军中存在的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做斗争，才能建设红军成为真正人民的军队。

毛泽东在信中，“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了红4军党内的这场争论，他写道：

“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想根源，在于红4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在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思想，这是由于红军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党内成份复杂、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中等‘大气候’所造成的，遇着一定的‘小气候’必然要发作起来。当然，‘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也是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中央派到红4军来工作的某些同志，不察实际情况，硬搬教条，照抄‘本本’，焉能不出问题？！”

毛泽东在信中回答了有关“家长制”的指责，他写道：

“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做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4军内是否有家长制，不然随口去说必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含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么，我们看一看，4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4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都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3纵队有去年5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此次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4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

毛泽东的结论是：

“前委领导中没有‘家长制倾向’，党的领导的加强是必要的。”

毛泽东对在军委问题上的争论作了分析，他写道：

“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明显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然而表现出来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

针对“既要4军，就要有军委”的说法，毛泽东写道：

“现在只有4000多人的一个小部队，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的要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的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要我寻出理由，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

毛泽东明确表示现阶段没有设立军委的必要，但他在信中却没有一概否定这场争论，而是肯定地写道：

“党内有争论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红4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红4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极大的进步。”

同时，毛泽东也严正告诫说：

“红4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毛泽东将这封长信刊登在《前委通讯》第3期上；同时也刊登了林彪写给他的那封长信。他刊发这封长信以及公布林彪写给他的那封长信，目的在于说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统一党内思想认识，消除分歧，结束争论。孰料这两封长信刊出后，争论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广泛和激烈了。

6月15日，朱德也写出了《答林彪同志谈前委党内争论的信》，他在这封信中，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毛泽东、林彪及朱德3个人的3封信都公开亮相，使彼此的争论也公开化了。

林彪在会议上说，我的信专指军委问题。林彪还说：“朱德用手段拉拢部下”，“希图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羁绊”。

毛泽东和朱德作为党和军队主要领导人的观点不一致，使争论更难以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热闹了，甚至连毛泽东、朱德的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

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他对于这场争论的公开化与激烈化，有些始料不及。他细心地观察和思考着出现这场争论的原因和实质，努力寻求解决争论的根本有效的方式和方法。

就在此时，由广东潮州、梅州地区回窜的陈国辉部已经逼近了龙岩城。红军党内的争吵归争吵，仗还是要打的。毛泽东、朱德为了迷惑敌人，造成红军要开往江西的假象，率红4军进抵新泉休整，故意让开永定到龙岩的大道，让陈国辉回来，以便聚而歼之。

6月17日，毛泽东、朱德在新泉“望云草室”接到闽西特委送来的报告，说是陈国辉主力在毛泽东骄兵之计的“引导”下，已经趾趾高气扬地全部返回到了龙岩城。毛泽东、朱德马上下达了向龙岩进军彻底消灭陈国辉部的命令，率领红4军1、2、3纵队及红59团，挥戈南进。

6月18日晚上，朱德、陈毅等人在小池圩“赞生店”楼上召开有各纵队司令员参加的军事会议，却没有通知毛泽东参加，只让谭震林参加了会议，由谭震林负责向毛泽东传达会议的决定，毛泽东、谭震林、江华和前委、政治部工作人员随同刚刚由闽西地方游击队编成的红4军支队张鼎丞部行动。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吩咐小池区委，发动群众协助红军站岗放哨，严密封锁消息，将敌人蒙在鼓里。

6月19日拂晓，已经完成包围龙岩计划的红4军和红59团，兵分4路发起了闪电式攻击，经过激烈的巷战，将陈国辉部主力消灭于东门外见龙桥一带。

四面楚歌的陈国辉装扮成一个老百姓模样潜逃了，他的2000余名部下全部被歼。红军缴获了迫击炮4门、机枪10挺、步枪900余支、子弹不计其数。这是红4军进军闽西以来的又一个大胜仗。

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孤军气犹壮，一鼓下汀龙。

陈毅这首《反攻连下汀州龙岩》一诗，生动地表现了红4军全体将士的昂扬斗志和胜利的喜悦，记录了红4军二次入闽以来的斗争进程。

三打龙岩的重大胜利，震撼了闽西地区的反动统治基础，土地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初步形成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包括连城、长汀、武平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6月20日，前委和龙岩县委在中山公园召开了有3万多军民参加的祝捷大会，欢庆三克龙岩及消灭陈国辉旅的重大胜利。

祝捷大会首先追悼在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指战员和龙岩革命烈士。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说：

“将来，自由的中国要纪念每一个在革命事业中牺牲的士兵和老百姓，他们的家庭可以领到抚恤金，他们的子女可以受到公费教育。”

红4军三克龙岩后，决定在龙岩进行休整。前委秘书处安排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龙岩北山下的新邱厝，这里离司令部、政治部较近，山上松柏蔽日，环境十分幽静。

此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令毛泽东非常痛心的事，当然也有一些是很有趣的事，以至于使他终生难忘。详情容后细述。

且说此时形势稍安，召开红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求得党内争论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矛盾各方面人物的共识。由于毛泽东和朱德都不便于出面，前委便决定由陈毅主持红4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于是，红4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和前委的工作人员便着手筹备召开红4军党的七大。

毛泽东很重视这次大会。他的想法是通过这次大会，总结红4军下井冈山以来的经验教训，批评和纠正在新形势下部队中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期望能在他所主张的正确路线上统一思想，促进红4军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游击战争的进一步胜利。他满怀希望地找陈毅谈话，要求陈毅支持他的正确主张，在代表大会期间能够做出一个好的决议来。

毛泽东却不知道，为了召开红4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前委成员及其它各方面的人物，每天也都在相互交换着意见。

此时的陈毅只有28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没有认识到这些争论的重大意义，而是要趁机表明自己的独立见解。所以，他并没有理会毛泽东的意见。

6月22日，红4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在龙岩城一所中学里召开了。在到会代表中，有红4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大队长及大队以上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会场设在学校的厅堂里，前委委员们都坐在一个平台上的长板凳上。

陈毅主持会议并代表前委作了报告。

陈毅在报告中部分地采取了毛泽东在6月14日长信中的分析，指出了这场争论产生的原因；同时，他在一些问题上，又不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说，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如“组织不完备”，“领导兼职太多”，“过去党的批评精神缺乏”，“负责同志间工作方式与态度不好等，也是引起争论的原因。

陈毅对于党内争论的问题，提出要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反对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要“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改进支部生活”“反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等等。

陈毅在报告中关于争论的焦点军委问题，耐心地做了说服，没有使设立军委的意见成立；他提议大力加强前委领导，并对刘安恭、林彪的言论和行动进行了批评。接着他话题一转，又对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军政领导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据陈毅的二儿子陈丹淮记述说：

“他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对刘安恭的宗派活动姑息。他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方式；批评毛泽东经常说的‘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中创造’这样正确的观点，是对马列主义信任不够；批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说法，而片面地强调是共产党员就有发言权，说错了可以纠正。这些意见表现了陈毅当时的思想水平，在很多问题上，认识是很模糊的。陈毅还说：‘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不好办。我是进出之间为难，两大之间为小。我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就是怕红军分裂，希望你们两方团结起来’。”

朱德听了陈毅的批评，没有讲话。

毛泽东则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傅柏翠后来回忆说：“那次会上，毛不像平时那样谈笑风生，那么深入浅出地悬河泻水般滔滔不绝，娓娓而谈，而是态度严肃，正襟危坐，他的话简短到不能再简短了：‘许多意见可以保留，现在毋须答辩，让将来的事实证明。’话虽短，不一般，句句有所指，字字有着落，令人心里为之震动。”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大家对我的有些批评意见是很对的，对我有好处的批评，我会考虑。”“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将来，让事实来证明是对是错。”

毛泽东还特别说明：我们红4军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这不是家长制。他再次申明自己的观点：要从实际斗争经验出发，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由于陈毅在大会上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所以代表们对几位领导人提出了很多意见。有些意见是中肯的，有些意见则是偏激夸大的。刘安恭就利用一部分人对毛泽东的不满，乘机排挤毛泽东。林彪、罗荣桓等人在会上发言，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政治主张。但是，像林彪、罗荣桓这种意见的人在会议上只是少数，多数人则是反对毛泽东的意见。

红4军七大会议只开了一天，最后通过了陈毅按其报告精神起草的《红军第4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党内争论问题及分兵问题》。在这个决议案里，毛泽东和朱德都受到了批评。

决议批评毛泽东“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还说：毛泽东见前委有“不生”“不死”的状态，不去积极挽救，反而提出辞职不干，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关于“红4军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的判断，是不正确的。决议对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也提出了批评。决议说：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责任，故而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决议说朱德的3条意见中，第一条“完全不是事实”，第二条又是“失于武断不合事实”，第三条有点“互相攻击的意味，是最要不得的”。决议宣布：给予朱德“书面警告”的处分。

红4军七大会议重新选举了新的前委，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13人为新的前委委员。

由于陈毅的发言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所以会议在选举前委书记时，不少人居然不投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的票。对毛泽东的赞成票和反对票正好相等。在这关键时刻，陈毅投了自己一票，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陈毅投了毛泽东的反对票。结果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这是陈毅第2次取代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正所谓：暗流从来行舟难，小河沟里也翻船。

自信算计无遗策，推心置腹也枉然。

红4军七大，没有能够解决红4军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反而引起了领导层的重大波动。陈毅会后解释说：这只是‘过渡内阁’。

年轻时候的陈毅颇自信，他曾自比周瑜，有诗为证：1940年春，陈毅在与张茜结婚时赋诗一首，有句云：“灯影摇红喜可知，催妆为赋小乔诗。”

这正是：能诗能文血气刚，唇枪舌剑露锋芒。

气吞如虎少年将，虎符二度属陈郎。

欲知毛泽东在红4军七大会议后去向何处？请看下一章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58

第58章

“我平生精密考察实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

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

回来，这个路线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话说在红4军党的七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陈毅极感失望，这次近乎‘夺权’的会议，给了他很大的刺激。因为，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次由下级‘造反’而成功的例子。在这以前，毛泽东曾多次遭到别人的打击，甚至被撤职。但那毕竟是在中央，是由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所做的。因而这次陈毅的‘由下而上’的‘夺权’，是他难以容忍的。

毛泽东在龙岩新邱厝住所听取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的工作汇报时，他愤然地说，要离开红4军，到蛟洋去。毛泽东还对邓子恢说：

“闽西局面已经大定，特委对各地工作要有个纲领才好。”

在红4军七大后不久的一天，新前委在龙岩翁家花园召开会议，决定在新泉将闽西地方红军和部分赤卫队合编成红4军第4纵队，由傅柏翠任司令员，李力一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会议一直开到傍晚才结束。毛泽东和朱德一块儿离开会场，看看将到新邱厝，毛泽东说：

“军长啊，吃晚饭的时候到了，你就莫走啰，我来请你品尝一样美味的东西。”

朱德说：

“好哇，有啥子好吃的东西，尽管摆出来，我的肚皮可叫了。”

贺子珍见他们回来了，就从厨房里端出一锅带着香味的热腾腾的清汤。大家坐好后，朱德打开锅盖一看，顿时皱起了眉头，他说：

“怎么，这锅里还有这么多燕毛毛在飘动呢？”

贺子珍一听，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早上，警卫员小吴拿来了个纸包包，往桌上一放就走了，也没有说是什么东西，是从哪里搞来的，也没有说这个东西该怎么个煮法。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就这么一放水煮起来了。”

毛泽东在一旁听着，笑了起来，说：

“这是好东西，叫燕窝。是邱老房东特意送来慰劳我们的。我已经叫小吴按价付款了，东西是我们自己买下来的。”

贺子珍望着一锅带毛的燕窝汤，很难为情地笑了。朱德见他们如此说，也笑着说：

“这有啥子，把燕窝毛毛统统捞起，就是上等的补品了。这要比井冈山的南瓜汤好喝多了！”

说着，就动手用筷子打捞起燕窝毛来。贺子珍摆好饭菜，曾志刚好从政治部回来，也赶忙过来凑热闹，大家高高兴兴地又吃又喝。朱德还咂着嘴说：

“要得，要得，味道就是好！”

毛泽东看到朱德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也只好笑着说：

“既然军长说好吃，我们大家都吃好哇。”

再说闽西特委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根据闽西各地主要是溪南里的经验，起草了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纲领，其中包括取消租债，分配土地，分青苗，男女平等，自由结婚，保护商店，肃反，建立赤卫队、少先队、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等问题。

这个纲领当即印发各县，在开展各地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为进一步总结闽西革命斗争经验和确定今后的斗争方针，闽西特委在前委的指示和建议下，于6月27日正式决定召开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9年7月8日，毛泽东与夫人贺子珍，还有被调职的谭震林、蔡协民、曾志、江华等人，离开红4军部队，徒步前往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毛泽东是以前委特派员身份去指导闽西特委召开的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等候中央的批复，以便转道厦门往上海，再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后来以闽西特委秘书长身份暂时留在闽西特委工作的江华回忆说：

“在离龙岩城时，闽西特委给我们每人发了30元钞票，任命我为闽西特委秘书长。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们的马也扣留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蛟洋是一个美丽的村庄，四周万山环抱，峰峦叠翠，一条潺潺清溪弯弯曲曲流过村庄境内，真可谓是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毛泽东一行人被安排在文昌阁居住。毛泽东对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说：

“闽西的局面基本稳定，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必须及早召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邓子恢告诉毛泽东：

“大会已定在本月11日开幕。”

经过闽西特委积极筹备和酝酿协商，各级党组织选出了50多位代表，于7月10日到达上杭蛟洋集中。毛泽东与部分代表交谈之后，发现他们对整个闽西的革命形势、社会状况，缺乏全面了解。毛泽东对邓子恢说：

“我建议推迟大会开幕日期，先让代表们到各地进行有关土地、政治、党务、武装群众、物价、洋货入侵与工农业破产等项社会调查。搞它1个星期，待情况摸清了，我们再正式开会。”

邓子恢等人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将代表们派回各县作1个星期的调查。与此同时，代表们推举邓子恢等5人为代表会议主席团，13人为代表会议决议起草委员会，边调查研究，边为会议起草政治、土地、组织、政权、宣传、工运、军运、妇女、共青团、济难会等各项决议案。毛泽东也参加了代表们的调查研究工作。

7月20日，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蛟洋“文昌阁”正式开幕。

参加代表大会的有张鼎丞、邓子恢等特委执行委员会委员11人，红4军第4纵队代表3人，各县委及区委书记、各区各特支代表及共青团代表共50余人。毛泽东以前委特派员身份出席会议并指导工作。

会议先后由平和、龙岩、上杭、永定等县代表分别向大会汇报上一年各县党组织领导农民暴动经过情形；邓子恢代表特委作工作报告；各方面代表作专题发言。

毛泽东听了特委工作报告和代表们的发言之后，作了重要讲话。他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革命斗争形势，高度赞扬了闽西党组织和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和斗争经验，指出闽西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闽西红色根据地。毛泽东问全体代表们说：

“根据地能不能巩固？”

代表们回答说：“能！”

毛泽东又问道：

“你们有什么有利条件？”

大家被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拿起粉笔，在主席台的黑板上写下了6个条件：

1、苏区已有80万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而且暴动起来了；2、闽西各县有了共产党，这个党与群众建立了亲密关系；3、闽西各县已建立了人民武装——红军、赤卫队；4、闽西粮食可以自给；5、闽西处于闽、粤、赣三省边沿，山岭重迭，地形险阻，便于与敌人作战；6、敌人内部有矛盾，可以利用。

接着，毛泽东又告诉代表们巩固根据地的3条基本方针是：

一、深入地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发展党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大会总结了闽西党领导人民武装暴动的经验教训，总结了闽西工、农、青、妇群众工作的经验，和溪南区的苏维埃土地革命的经验。大会决定了闽西党的任务是，为创造革命根据地而斗争。并确定当前具体任务：建立红4军第4纵队，开展土地革命，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迅速没收和分配土地，建立各县、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建全各级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

7月25日，大会选举了新的闽西特委，委员15人，常委5人。选举邓子恢为特委书记，蔡协民为组织部长，蓝鸿翔为宣传部长，江华为特委秘书长，曾志为团特委书记；张鼎丞为军委书记，谭震林、卢肇西为军委委员。

毛泽东由于辛劳过度，突然又闹出恶性疟疾来，他不得已退出了会议。

恰在此时，闽西特委接到了福建省委送来的中共中央“6月来信”，来信说中央最近要召开军事联席会议，根据毛泽东4月5日的复信，同意毛泽东不分兵的主张。希望红4军派一得力代表去汇报情况。闽西特委马上将6月来信送给了驻守连城的新前委。

其实，中央早在4月27 日由周**起草的“4月来信”中，已经同意红4军不再分散，朱毛可以暂留不走。而陈毅却在7月9日以新前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随报告送去红4军七大决议案和党内争论文件。陈毅在报告中写道：

这些文件“皆关系4军重要问题，请中央详加指示。”“前委4军七次会议改选，仍觉无适当人才负高级指导的责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来代替时，就可来中央。”

7月29日，新前委书记陈毅与朱德带着新前委全体成员来到蛟洋，由陈毅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以前委委员的身份带病参加了会议。

鉴于闽粤赣3省敌军逼近闽西边境，“会剿”红4军，前锋李文彬部已经进占长汀的河田，闽敌张贞部已经占据龙岩县适中，陈毅决定红4军分兵两路：1、4纵队留在闽西，巩固和发展根据地；2、3纵队出击赣南去广东，从外线打击敌人，以打破敌人的3省会剿。

毛泽东发言说：敌人内部有矛盾，他们各自为政，所谓会剿，实际是会而不剿，剿而不会。对于敌人的会剿，我们不能硬拼，应该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术，敌人打过来，我们就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的力量。敌人一走，我们再打过去。毛泽东还说广东的敌人比较强大，红4军比较弱小，目前应该做艰苦的工作建立根据地，劝他们不要去冒险。

陈毅认为，红4军的力量不算弱了，应该多打一些地方，扩大影响，同时可以筹些款。

接下来，毛泽东与陈毅发生了一场剧烈的争论。陈毅问毛泽东：

“你能不能回到前委主持工作？”

毛泽东坚决拒绝了，在建军的原则问题上，他不能让步，他说：

“我不能回去，你们七次大会那个做法，我不能同意。我不能随随便便就回去。”

陈毅要毛泽东同意部队去打广东，并希望毛泽东能一起去。毛泽东冷静而坚决地说：

“你们要打，你们走吧，我不去。”

陈毅发火说：

“这不是我们哪个人的意见，这是中央的决议，我们是执行中央的决议！”

毛泽东极力控制住自己，不再说话了。

毛泽东的坚决态度，使陈毅感到问题严重了。他没有想到，他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事情弄到如此地步。他根据中央中央6月来信要红4军派一得力同志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指示，决定由他自己尽快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如实汇报红4军的情况，以求得一个彻底的解决。

陈毅临行前让朱德代理他为前委书记。他再一次来见毛泽东，说：

“我打算去上海去，把这些情况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中央如何解决。”

毛泽东说：

“你可以去，我也赞成你去。你把4军的详细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有好处。”

就在此后不久，中共中央根据陈毅7月9日的报告，于8月21日给前委及红4军发出了一封由周**起草的指示信，即“八月来信”。“八月来信”对毛泽东的建军主张作了充分的肯定。指示信说：

“你们应知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得多。”“在大敌当前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你们应指出红军中党的生活之正确路线，号召全体同志消灭一切纠纷，一致的拥护此正确路线向着敌人奋斗。”七大在政治路线上的缺点是“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地回答它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须，而同时又没将‘党管一切’之不妥当的涵义与解释，给予恰当的批评。”“党的书记当然更要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必须采取‘比较集中制’，才能行动敏捷，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集中制的党，绝不容许极端民主化，尤其在日有战斗的红军中，更绝对不容许有此种倾向生长。”“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这一意见非常正确。”“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引向流寇主义行径。”“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是红军的政治命脉”。决不能动摇了这一根本路线。

尽管此时中共中央对红4军情况的了解还不全面，因而，还不能作出更深刻的指示，但它已经初步给红4军党内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个结论，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而对各种错误倾向作了比较严肃的批评。

如果陈毅不急于去上海，他能够按照“八月来信”的精神及时纠正红4军七大的错误决定，就不会有红4军后来的重大挫折，也不会有毛泽东在此后一个时期的艰难困苦。只可惜中共中央的这封指示信未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也就在7月29日这一天，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前闭幕，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修改的《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和《土地问题决议案》。

闽西“一大”制定的土地革命斗争的原则和办法传达后，立即成了闽西80万人民进行土地斗争的行动指南。

毛泽东在闽西“一大”结束后，离开蛟洋文昌阁，化名“杨主任”，前往上杭县的苏家坡，一边养病，一边进行农村调查，指导闽西土地革命。他白天做社会调查，晚上在只有一根灯芯的油灯下看书写文章，每天总是工作到深夜。有一位特委机关的干部，悄悄地给他的灯盏上加了一根灯芯。毛泽东看到后，立即找到那位干部，既严肃又亲切地说：

“我们正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节约一滴油，一个铜板，都为着争取革命的胜利。红军战士能点一根灯芯的油灯，我们当干部的能闹特殊吗？”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的广大区域内，呈现出了一派“分田分地真忙”的革命景象。

闽西的分田分地工作，大体上是按照下面几个步骤进行的：

一、在工农政府的领导下，各乡选举产生没收委员会和土地委员会。乡土地委员会一般由5人至7人组成。各村选举成立3人分田小组。二、划分阶级成分。三、清查田亩。四、分配土地。五、宣布分田结果。六、插牌定界。颁发耕田证。

1929年8月初，毛泽东来到上杭大洋坝。此时，留在闽西反“三省会剿”的红4军第1纵队正在大洋坝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第1纵队第2支队长萧克，到纵队部汇报工作。毛泽东一见到萧克，就关切地问他：

“你们那里的田都分完了吗？”

萧克回答说：

“都分完了，谷子也快收割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分了就好，农民分了土地，你们部队要保护群众收到谷子，只要收到了一季谷子，你们就站稳脚跟了。”

此时，与毛泽东的境遇相比，中国的另一个农民王更加不幸，他就是彭湃。彭湃已经英勇牺牲了。1929年8月，瞿秋白得知彭湃牺牲的消息，悲痛万分，写下了《纪念彭湃》一文，他在此文中说：彭湃“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戴、顶尊重的领袖。恐怕除湖南农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瞿秋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作报告时，要求中国学生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他高度称颂毛泽东、彭湃是中国工农群众爱戴敬重的领袖，是湖南、广东农民中的“王”，号召大家好好学习毛泽东、彭湃的革命精神和深入群众的作风。

8月上旬，毛泽东离开大洋坝，在永定的灌洋、虎岗、堂堡、湖雷、陈东坑、石岭、豪坳头等地，一路视察，进行调查研究。

与闽西的情况正相反，朱德率领的红4军主力出击外线后，却处处碰壁。

原来在8月2日，红4军第2、第3纵队在朱德和前委的率领下，仓促开往闽中。由于他们对闽中的党情、军情、地情、人情均不熟悉，所以在行军打仗中，遇到了不少麻烦。

正如毛泽东所料，孤军深入闽中的红4军主力确已遇到很大困难，闽中地区敌人比较强大，而且红军还缺少群众基础，加上路途遥远，又是高山峻岭，时值盛夏，红军的行动十分困难，病号日益增多。

8月中旬，朱德在闽中计划率领红4军主力部北渡闽江、乌龙江，向赣浙皖边界游击。这显然是一个冒险计划。

8月18日，朱德以前委名义写信给闽西特委，通报了他的这一计划。闽西特委见到此信后，立即报告了正在闽西指导工作和养病的毛泽东。尔后，闽西特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复信给前委说：“我们以为，闽中山河险阻，防守不便，兼之难走，无群众，没有斗争，不能起帮做侦探的作用。过了乌龙江，则敌人消息灵通，运输便利，更有受大军包围的危险”。闽西特委在复信中提议前委再调红4军回闽西。

朱德等人见到闽西特委的来信后，不得已“乃决定返回闽西”。

8月底，朱德率红4军2、3纵队由闽中回师闽西。

在此期间，红4军1、4纵队在闽西特委领导下，和地方武装一起，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赣敌、粤敌分别退回长汀、连城、永定、湖雷。

1929年9月间，毛泽东与贺子珍从虎岗转移到100多里外的永定县金丰牛牯朴村的大青山下。赤卫队员陈添裕为安全起见，给毛泽东夫妇在密林中搭起了一座竹寮。毛泽东为这所竹寮取名为“饶丰书房”，他手书“饶丰书房”木牌一块，挂在竹寮门口。毛泽东身居竹寮，日日面对茫茫青山，吟诵唐诗宋词；夜夜谛听溪涧流水，百感交集。他在这里一住就是20来天。

这时候，毛泽东又染上了疟疾，大病一场。他一会儿发高烧，烧得烫人，一会儿又打冷战，冷得吓人。他脸色蜡黄，脸、脚、肚子都浮肿了起来，甚至连大小便都要人搀扶，好几次都徘徊于生与死之间。江西难于弄到奎宁，急得傅连暲是团团转，等了好久，上海的交通员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把奎宁送到了。可是那两个来护送药品的人，其中的一个已经在半路上被敌人砍了头。

国民党得悉毛泽东生病的消息以后，他们的报纸便兴高采烈地大肆宣传起来，纷纷载文说：“毛匪死于肺结核”。

9月21日，已经回到闽西的红4军第2、第3纵队，与第1纵队会师，一举攻下了上杭城。三省会剿军久攻闽西不克，现在又损兵折将，便纷纷引兵退去。第一次三省“会剿”至此基本瓦解。

在这相对平静的环境中（1929年，在红军两次战斗中间），朱德和他的第4任妻子康克清举行了婚礼。

康克清，原名康桂秀，她在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出生在水上漂泊的一条破渔船上。幼年时因家境贫穷被送给人家当“望郎媳”，16岁参加红军，改名为康克清。康克清和朱德在新婚第一夜，共同约定“绝不当官太太”。

这时候，在红4军中的指战员中思想依旧比较混乱，红4军党的七大中的问题，还一直接影响着部队的统一和战斗力的发挥。

9月下旬，朱德为了稳定官兵情绪，整顿部队，就以代理前委书记的身份，决定在上杭召开红4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继续讨论红4军建设中的有关问题。

朱德还派人到永定县通知毛泽东到上杭参加红4军八大。毛泽东坚持说，在党内是非没有分清之前，不想随便回到前委去；而且自己还有病，也不能参加会议。

朱德闻报，大为恼火，他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决定说：如果毛泽东不回前委和不参加八大，就给毛泽东以党纪处分。朱德再次派人去永定，命令毛泽东一定要到上杭参加会议。

毛泽东无奈，只好于9月下旬从永定合溪石塘里的“师俭楼”搬出，坐在担架上，由傅连暲、卢肇西等率领地方武装护送，经石岭、合溪的黎袍山、上杭的蓝家湾、庐丰、安乡等地，赶往上杭。

再说朱德等人在仓促之间召开了红4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朱德事先准备不足，缺乏必要的意见准备，而且在大会上又是采用的极端民主化的方法，放手让大家讨论，结果，“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2天，仍没有解决。”所以，这次党的代表大会只是“无组织状态的开了3天”，代表们之间争论不休，“毫无结果”，引起了许多领导干部的强烈不满。

罗荣桓在会议上发言，他要求请毛泽东回来领导红4军的工作，林彪和一些人表示同意。刘安恭却是依然坚持攻击毛泽东。朱德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已经深切体会到离不开毛泽东了，他爽朗地说：

“我同意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

一句话把大家说笑了。在许多政治工作人员的要求下，从中央调来不久的第2纵队党代表张恨秋，即席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在会议上朗读，获得了大会多数票通过。

会后，朱德根据会议通过的《敦请书》精神，写信给毛泽东，派人请毛泽东回来复职，主持前委工作。

这正是：朱公一生是好人，好人治军令不行。

今朝重兵握在手，方知无毛难过冬。

1929年10月初，毛泽东在赶往上杭的途中，接到了朱德派人送来的《敦请书》和他写来的信。毛泽东一看，这才知道八大会议已经结束了。他立即给前委回了一封言辞十分激烈的信，拒绝了朱德等人的要求。毛泽东在信中这样写道：

“我平生精密考察实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随便回来，这个路线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10月11日是农历的重阳节。毛泽东在前往上杭城的路途上，置身于黄花遍地的景色之中，他面对川流不息的汀江，面对绚丽多彩的山乡秋色，登高远望，不禁思绪万千，脱口吟成了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毛泽东一行人于重阳节后的一个傍晚，来到了刚刚解放的上杭县城。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上杭县城“临江楼”2楼的前厢房，蔡协民、曾志、邓子恢等人也都住在2楼上。临江楼坐落在汀江岸边，面对琴岗，依山傍水。

红4军的领导人朱德、郭化若等人听说毛泽东的病尚未好，就来到临江楼看望他。毛泽东躺在病床上，告诉朱德等人说：

“我这几个月在闽西缺医少药，疟疾需再治疗一段时间，尚不能随军行动，请大家谅解。”

大家都劝毛泽东安心静养。

曾志从上杭街上西药铺里为毛泽东请来了一位医生，医生看过之后说：

“你得的疟疾，又烧又泻，持续不愈，时间长了，体质逐渐虚弱，因此身上才出现了浮肿。”

医生为毛泽东开了金鸡纳霜丸，说是特效药，服了很快就会好的。他还特别叮嘱众人说：

“病人需要增加营养，要一天吃一只鸡。再用2斤牛肉熬汤喝，可以少吃肉，主要是喝汤。”

曾志为了照顾好毛泽东，专门请来了一个男厨师，每天为他炖1只鸡，将2斤牛肉煨得烂烂的。每顿饭都要毛泽东喝1碗牛肉汤。毛泽东经过10多天的大补食物治疗，病情大有好转，身上的浮肿也全消失了。

这正是：身心具伤命一线，毛公几到鬼门关。

来日斗争无穷期，尚需催马再扬鞭。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回到红4军，且看下一章便知。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59  

第59章

“看来我这个人命大，大病一场，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

话说1929年10月22日，陈毅带着崭新的认识和中央精神，绕道香港返回闽西，回到了红4军。

早在7月末，陈毅化妆由闽西苏区出发，经厦门、香港转赴上海。他在途中多次听到群众议论‘朱毛’的厉害，才知道红4军的政治影响，远远超过了苏区的边界，已经在全国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陈毅到了上海后，找到了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同学、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负责人李立三，详细汇报了红4军的情况及七大会议的结果。李立三要他尽快写出书面材料，向中央政治局报告。

在8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将陈毅的书面材料向政治局作了汇报。据这次会议的记录记载，陈毅在材料中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是：“但一定要中央找一政治上强的人去”苏区。

在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的汇报。向忠发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李立三、周**、项英、关向应。

会议听取汇报后，决定由李立三、周**、陈毅组成三人委员会，这个三人委员会由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周**负责召集，讨论审议红4军问题，提出决议案后再由中央政治局讨论。

周**和李立三反复阅读了陈毅所写的《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5个书面材料。在《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中，陈毅最后写道：“对朱毛去留意见：1、在中央能各派1人去担任他两个的工作，则两人同时可以离开。2、如不能同时派两个人去，则先派1人去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

9月1日，周**、李立三与陈毅一起进行了第1次讨论。

在第2次讨论中，周**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着重重申了他于8月21日起草的那封指示信中的观点。他还对陈毅说：

“军队只能集权，才能行动一致。你们去年‘湘南失败’，就和放任让群众自由讨论有关。”

李立三问陈毅：

“当时如果润之和你们在一起，又会怎样呢？”

一句话问得陈毅无话可说。是啊，当时陈毅自己就曾经说过：“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周**接着说：

“这说明前委一定要集中权力，还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人物。一个能够把大家的正确意见，把委员们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的书记，这绝对不是什么‘家长制’啊！”

三人委员会在第3次讨论组织问题时，陈毅坚持他的意见，他说：

“中央可以派人去红4军，我当不了前委书记，我陈毅2次代替毛泽东干前委书记，2次放任下面搞极端民主化，正说明我管不了这一砣嘛！”

李立三问陈毅：

“你看毛泽东如何？”

陈毅没有说话。李立三接着说：

“我考虑，如果仍由原班人马负责，毛泽东、朱德都不调离红4军，只把刘安恭调回中央，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红4军党代表，但不兼政治部，朱德仍为军长，你看4军同志能不能接受？”

陈毅说：

“他两三年来坚持的绝大部分都非常正确，不但正确，而且别开生面，为中国革命创出新路。但是在组织上，我仍然担心搞不好团结，他为人……我在汇报时都说了，个个怕他。这次代表大会没有选他，出乎意外，但也不奇怪。”

周**说：

“认识一个政治家，是看他的主流还是看他的支流？我认为现在选择红4军这样一支全国红军的先锋部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他在1927年率先提出上山打游击，提出了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同时认识到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等等。这一切都代表着红军发展的未来。我相信，这样一位同志，身负重担，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的。”

陈毅见李立三、周**都如此说，便表态说：

“这次闹得有点伤感情，主要是我的错误。我没有认清毛泽东的天大的优点，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我回去带头检讨，我相信退1步是可以进3步的。”

周**见陈毅终于表了态，就特意建议由陈毅为中央起草《中央给红军第4军前委的指示》信，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月来信”。

9月28日晚，陈毅就“军阀混战的形势与红军的任务及前途以及战略”等问题，为中央给红4军前委写出了一封近万字的书面指示信。他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写道：

“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先有农村根据地，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它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它的指挥，应该集中，军队中的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不应漫无限制，搞极端民主化。”

《九月来信》指示红4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提高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作斗争，实现红军所担负的任务。《九月来信》还指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此时，中央还考虑到陈毅主持七大选掉了毛泽东，现在毛泽东复职了，如果陈毅感到回到红4军不方便，可以安排他到其它根据地工作，说现在鄂豫皖红军需要加强领导，还有广西正在准备起义，这两处可以由陈毅任选一处。陈毅说：

“我应该回红4军去，代表大会没有开好，我有主要责任，我应该回去挽回不好的影响。现在还没有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等办好了这件事，再考虑我的工作问题。”

周**说：

“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自己也说了，七大选举前委书记，你的关键一票使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中央要求你再去把他请回红4军，你不会介意吧？”

陈毅说：

“请中央放心，我一定会把毛泽东请回红4军。”

就这样，陈毅于10月1日离开上海，带着“9月来信”于10月22日回到了红4军。

此时，前委代理书记朱德正带领红4军第1、2、3纵队，按中央指示“到东江游击，向赣梅发展”。陈毅在粤北见到朱德，简单地讲了一下中央的精神，又询问了毛泽东的近况，说他要请毛泽东回来领导。朱德说：

“我服从中央的指示，不过，你欢迎他回来，他是否愿意回来，还很难说。”

陈毅说：

“这个我负责。我相信，是可以把他请回来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使毛泽东复职，使红4军团结起来。也许你们认为我到中央是为自己捞点东西，是为了我个人。我是为红4军去的。这次由我向毛泽东检讨，他会回来的。”

朱德见陈毅如此讲话，就说道：

“毛泽东对你最不满意，你知道吗？你走后，10月初我们又召开了红4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并由彭祐、郭化若起草了一封信请毛泽东回来。但是毛泽东不回来，他还写了一封回信把责任推到你头上，引起了代表的不满，就不请他了。”

说罢，便把毛泽东给前委的回信拿给陈毅看，陈毅看了毛泽东称为“陈毅主义”的那封信后，心情也沉重起来。但他毕竟是经过了一次思想上的洗礼，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那种错误倾向所造成的“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不良后果。因此，陈毅说道：

“我陈毅其它的用心是没有的，但敷衍调和模棱两可是有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陈毅在当天即派人将“九月来信”送往毛泽东在上杭的住处，并附上亲笔信请毛泽东回到前委主持工作。陈毅写道：

“我自己在主持前委工作期间有缺点错误，七大没有开好，需要公开检讨的话，这个检讨我来做。”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不在上杭了。

原来在1929年10月23日，毛泽东因敌情吃紧，也离开了上杭县城，随同赣西特委机关往上杭县苏家坡转移。途中，毛泽东因为身体好多了，心情特别好，他迈着缓缓的大步，一副悠哉游哉的样子。贺子珍与闽西社会主义青年团特委书记曾志一溜小跑地跟在后面，毛泽东回头看看正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曾志与夫人贺子珍，风趣地说：

“看来我这个人命大，大病一场，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

毛泽东一行人来到苏家坡，县委书记张鼎丞抽调1个连的地方武装配合警卫，封锁毛泽东在这一带的消息。

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见毛泽东病体未愈，非常虚弱，就托人专程去外地或白区购买牛奶、白糖等物品，送给他补养；还派人四处寻找有名的中医为他调治，使他的病情很快就好转多了。

毛泽东与贺子珍住在苏家坡村里的“槐树堂”阁楼上，蔡协民和曾志也住在楼上。楼中间是个小天井，他们两家的房间遥遥相对，彼此的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曾志曾经回忆说：

“那时贺子珍身体不好，鼻子常出血，以为是倒经。在上杭检查时，医生说是怀孕了。可能是怀孕的缘故，有些烦躁。主席与子珍一会儿说说笑笑，一会儿又打打闹闹，主席还是喜欢跟贺子珍逗着玩。此时的贺子珍很清秀，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待人又和善又亲切。虽然她像林黛玉一样弱不禁风，实际上她的性格很倔强，发起脾气来也火冒三丈，而且还像小孩一样爱哭。毛主席又爱开玩笑，开过了头，贺子珍就生气，两个人便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你打我一下，我也打你一下，就这样打起来了。但一会儿，俩人又和好如初有说有笑了。我和蔡协民就住在对面的房间里，经常耳闻目睹他们的打闹说笑。”

毛泽东每天都要读书看报，可是有一天，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2本英文书，叫《模范英文读本》，是初中2年级的课本。他就坐在窗前大声地念英语，由于他湖南口音很重，读起来有一种怪味，让人听起来发笑。曾志在教会学堂学过一点英语，她知道英语该怎么个读法。毛泽东在那边读得越认真，曾志在这边笑得越厉害。毛泽东偶尔抬头看她一眼，并不介意，依然是那样旁若无人地念他的湖南腔英语。

这期间，曾志夫妇晚饭后经常陪着毛泽东与贺子珍去村边小溪旁去散步，他们踏上溪边的一座小桥，很有兴致地看着当地的群众在小溪里捉小鱼。群众捞到了鱼，就送给他们几条。有时他们也学着别人的样子下水捉鱼，每次捞到鱼后，就如获至宝似的拿回去美食一顿。毛泽东特别爱吃鱼，他每次吃鱼，都是先将鱼头吃了，再吃其它鱼肉。大家也都很高兴干这事，总觉得自己捞回来的鱼特别好吃。

毛泽东在苏家坡住了将近40天，他一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一方面指导闽西特委开展工作。有一次，毛泽东在河边看书，忽然问身旁的邓子恢说：

“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主要责任是什么？”

邓子恢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发问，一时语塞。毛泽东缓缓说道：

“作为一个领导者，他的责任在于当好群众的传达员，就是说，应当善于总结出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和要求，及时反映到党的领导机关，党的领导机关要根据这些意见和要求进行研究分析，找出解决的方法，然后再由领导者把党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执行。”

一天清晨，毛泽东来到老贫农雷选如的家里，正巧他们全家在吃早饭。毛泽东就和大家一起吃地瓜，他问道：

“共产党好不好？”

雷选如笑着回答说：

“共产党真好，土地平分好，婚姻自由好，债务取消好，苛捐杂税取消好，样样都好。”

毛泽东又反问道：

“样样都好，就没有不好的吗？”

雷选如不由得看着手上的地瓜说：

“现在什么都好，就怕明年开春粮食涨价。”

毛泽东追问：

“粮食为什么会涨价？”

雷选如回答说：

“每年秋收以后，富农和奸商就压低粮价，大量抢购和囤积粮食，等到第二年开春青黄不接时，他们再以高价将粮食出粜，这样，贫苦农民就吃了大亏。”

毛泽东听完后，连连点头说：

“你提得对，要想力法解决。”

事后，毛泽东将雷选如反映的问题，提出来与闽西特委的领导们进行研究，决定由闽西特委作出成立粮食合作社、实行调剂粮食、防止粮价时跌时涨的有关规定，并采取了一些措施。这样，就稳定了群众的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为了有效地提高苏区干部的素质，亲自指导闽西特委在苏家坡的“鸿玉堂”举办了2期有闽粤赣3省苏区干部参加的训练班，即“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和“农民运动训练班”。毛泽东经常抽出时间结合实际给学员们讲课，为地方上培养了一批既能从事苏维埃工作，又能带兵打仗的干部。

苏家坡虽然有几十户人家，可是一所学校也没有，很多人家3代人都是文盲。毛泽东与特委文教干部商量，提出在苏家坡创办一所小学，他的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可是大家说：没有办学的钱，没有教书的先生，没有上课的地方，怎么办？这一切毛泽东都想到了，他拿出自己的20块“交通费”，作为办学经费；让特委机关的一位干部兼任教员；他又亲自编写课本；让特委机关腾出“槐树堂”的一间小厅，摆上8张课桌，8张长木凳，挂上黑板，黑板上方的白墙上还挂着红旗和列宁的画像，这就成了教室。

毛泽东给苏家坡这所学校取了个名字，叫做平民小学。开学那天，近20名男女小孩子背着书包，欢天喜地走进课堂。毛泽东亲自为学生们上了第一课。

自此以后，槐树堂里每天都响起了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毛泽东是既高兴又犯难，因为他再也不能安静地工作了。他听说苏家坡北端有一个圳背岩，岩下有一个大山洞，可容纳百余人，里面还有常年不断的泉水，是个很僻静很凉爽的地方，就决定到那里去学习和工作。

毛泽东来到圳背岩，挥起柴刀，披荆斩棘，开出了一条通往洞口的小道。这个地方四周怪石嶙峋，杂树丛生。他很乐意每天步行来到这里学习和工作。特委的干部劝他说：

“毛委员，这儿离村子有一段路，在这儿盖上1间房吧？”

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要麻烦群众了，我这儿很好，很安静，谢谢大家的关心。”

平民小学的学生们知道了毛泽东在山洞里学习和办公，就在一次下课后悄悄地摸上了山，来看望毛泽东。他们远远地看到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写东西，都躲在大树后面不敢吱声。毛泽东还是发现了他们，就招呼道：

“小孩，你们过来呀！”

孩子们走了出来，围在毛泽东身边，唧唧喳喳地问这问那，还说要他回去办公。毛泽东亲切地摸着孩子们的头，笑着说：

“快回学校去吧，等一会儿又要上课啦！我在山洞里很好，瞧，我一个人在这里多安静。”

学生们只好走了，他们给毛泽东留下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一些红薯干和一些刚摘下来的野果子。毛泽东吃着野果子，自言自语地说：

“真是一群好孩子啊！”

此后，闽西很多乡村也学着苏家坡，办起了平民小学。

1929年11月4日，陈毅不见毛泽东有任何反应，就再次给他写信说：

“我从中央回来，于22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陈毅同时与朱德及前委成员商量，筹备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他又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在写到目前部队的情况时，说有“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那样的每况愈下之感。他在报告中还写道：

“我只有照中央的办法去做：1、建立4军的政治领导，使全体同志和红军官兵集中力量对外斗争，对外斗争胜利才是我们的出路。2、建立前委的威信，制止极端民主化的发展。3、化除一些同志的成见，用布尔什维克党的态度，扫除一切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对于这个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东西，我也不落人后的要去打倒它。我回前委后已送函去催毛同志回前委工作。现已筹备九次大会改选前委。”

而此时的毛泽东，会同闽西特委在充分的调查研究详细占有各方面的材料后，正在苏家坡召开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自闽西“一大”以来，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福和中学老师

11月5日，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发出第15号通告，即《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决议写道：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实践，证明中共闽西‘一大’所制定的土地斗争的政策是正确的。”

决议同时对“抢夺式”和“平分式”的两种分谷办法，对克服农民在分田中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及奖励生产等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由于闽西党组织政策的正确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长汀、连城、上杭、龙岩、永定纵横300多里的地区内，解决了50多个区、600多个乡的土地问题，近8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闽西根据地已经由原来的3个县，扩大为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6县、纵横数百里的红色区域。

1929年秋天，毛泽东所写的《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生动地记述了闽西工农劳动大众在红4军的帮助下，按照闽西“一大”决议，分田分地欢庆翻身的动人情景。  

词曰：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忱黄梁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再说在11月13日，朱德、陈毅率领的红4军在东江失利后，重新返回闽西根据地。

11月18日，陈毅根据中央指示，在上杭官庄鹧鸪塘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和周**的指示，批评了红4军“七大”和“八大”的错误。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和周**代表中央所作的指示，对全军指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会议决定：正式恢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

11月23日，红4军再占汀州，前委立即决定由陈毅去请毛泽东回部队主持前委工作。

11月26日，毛泽东按中央指示精神，在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的陪同下，从蛟洋到达汀州，回到红4军军部，与红4军会合。

这天晚上，陈毅把毛泽东、朱德请到自己的房间里，详细地介绍了他的上海之行，诚恳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承认了“七大”的错误，并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

毛泽东也说，“八大”时他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毛泽东还赞扬中央“九月来信”写得好，问是谁写的？陈毅说：

“是大家讨论我起草的，周**同志看过，一字未改通过的。”

陈毅在谈话中还说，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六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又补为政治局委员；1928年11月，任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还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六大”以后，李立三在中央逐渐起了主要领导作用，基本上正确地贯彻了“六大”路线。李立三对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革命战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肯定。

陈毅又说，毛泽民也已经从天津调回上海，以开酒栈为掩护，继续领导党的地下发行工作。

毛泽东为陈毅的思想水平提高得这么快而非常高兴，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完全复原了。

11月28日，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朱德、陈毅都出席了会议，这是半年多以来，前委召开的第一次团结、热烈而又融洽的会议。

毛泽东除了同意11月18日前委官庄会议关于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建立闽西政权的决议外，提议要更深一层地检查红4军的一般情况。毛泽东认为，若不抓紧训练和整顿，要完全执行党的政策是困难的。

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3项决议：1、召开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2、用各种方法建立红4军的政治领导。3、纠正红4军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4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

夜深了，毛泽东一点睡意也没有，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他写道：

“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4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4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4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

毛泽东又给李立三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3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她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指陈独秀散布托派观点、成立小组织等反党活动——笔者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此时，毛泽东思念杨开慧，而杨开慧又何尝不思念毛泽东呢？她曾经写道：“没有润之的指示，我不能擅自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杨开慧明知凶险而不避，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是对共产主义的忠诚，是对党的忠诚，是对毛泽东的忠诚。

1929年3月7日，湖南《国民日报》登载了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被挂头示众的报导，随后又发了2篇欣赏人头的文章。杨开慧看到后非常悲愤，她以《见欣赏人头而起的悲感》为题写道：

“上月底湖南《国民日报》登载了2篇欣赏人头的奇妙文章。欲知时代精神者不可不读！……想不到前清时候罪诛九族的故事，现在还给我亲眼瞧到（杀朱德妻虽然未及九族，根本是这一个意思）！我从前根据我的时代眼光，对于杀人的事实，常常是这样说：杀人是出于不得已啊！虽然事实常常不是这样的……可是啊，这一次杀朱德妻的事，才把我惊醒过来！原来我们还没有脱掉前清时候的文明风气，罪诛九族的道理，还在人们的心里波动！另外，我又知道杀人不但不是悲惨的事，人头简直是普遍需要的一种艺术品！你看他们不是感情奔赴着，以欣赏人头为快的情绪！”

杨开慧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了，惟有难以割舍的是，3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岸英8岁，岸青7岁，岸龙只有3岁。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孩子可怎么办？他们可是毛泽东的亲骨肉啊！1929年3月以后，杨开慧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信：

一弟：

我好象已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的面孔！

说到死，本来于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我有点可怜他们！而且，这个情绪缠绕得我非常厉害，前晚，竟使我半睡半醒地闹了一晚。

我决定把他们——我的孩子们托付给你们。

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但是，倘若真个失掉一个母亲，或者更加一个父亲，那不是一个叔父的爱可以抵得住的，必须得你们各方面的爱护，方能在温暖的春天里自然生长，而不至受那狂风暴雨的侵袭！

杨开慧这封饱含母爱的信，不知因何缘故并没有发出。

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撰写了自传散文1600余字，记述了她自6岁到28岁这段学习生活、思想变化、父亲病逝和恋爱的经过。对于她的恋爱生活是这样写的：

“我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对于婚姻开始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挚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也知道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事，而且普通人是懂不到这一层来的。然而我好像生性如此，不能改变，用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见了他许多的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但决不表示，我认为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大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不都埋没尽了吧？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还是一位朋友——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

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若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

“我一直在追随他美丽的身影，如果他死了，我的情思要全部注入他的尸体上；我好像看到他站在那里！我会马上到你那儿去，我亲爱的人，我要吻你，吻你的脸，吻你的颈，吻你的全身！”

杨开慧在被捕前，把这篇自传散文连同她的《随感》、《散记》、信件等共7篇约4200余字的作品，一起藏在板仓住所屋后的砖缝里。直到在50多年后，1982年长沙县人民政府修缮杨家老屋时，才意外地发现了这一批珍贵的资料。很遗憾，毛泽东在有生之年，竟然无缘见到杨开慧这发自肺腑的表白和催人泪下的文字。

欲知杨开慧后来情况如何？请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流着眼泪看杨开慧的那封托孤信，可真是叫人不忍卒读，却又不忍心不读！这短短的200多字，岂止是中国文字的魅力！它是一个女人的心，一个母亲的爱，一个战士的品性，一个伟大的女革命家的形象！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60

第60章

“革命高潮，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

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

一轮朝日；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话说毛泽东为了开好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随即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他在汀州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

由于长汀地处闽西苏区的边缘，经常受到敌军的骚扰，不便于举行党的重要会议。于是，红4军决定离开汀州，向闽西苏区中心地域开进。

1929年12月3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4军开进连城新泉。毛泽东、朱德、陈毅一起住在望云草室，分别主持部队进行了为期10天的政治、军事训练，这就是有名的“新泉整训”。

毛泽东为了了解部队的真实情况，与陈毅一起冒着严寒深入各连队召开座谈会，与到会同志展开讨论，大家无拘无束，畅所欲言。

毛泽东格外重视党内的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了各级党组织的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会议和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同时，毛泽东还到新泉邻村，在官庄报公祠召开农民座谈会，征求他们对红军的意见。毛泽东的这些调查研究，实际上是为他起草党代会决议而准备材料。

12月中旬，红4军进驻上杭县古田镇。

古田是上杭县最北边的一个1000余户人家的大集镇，地处上杭、龙岩、连城3县交界。这里是一块群山环抱景色秀丽的小盆地，方圆十数里，错落地散布着十几个小村庄，古田是这些小村庄的总称。

红4军三打龙岩以后，闽西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古田与邻近的大池、小池，成为根据地最坚实的中心区域，成为红4军开展游击战争以为根基的大本营。因此，红4军决定在这里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红4军进驻古田后，前委、政治部和司令部设在八甲村。4个纵队分别布防于周围的赖坊、竹岭、溪背、菜屋等村庄。

毛泽东在八甲村主持召开了各纵队、支队、部分大队的党代表和支队以上的书记、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联席会议，进一步为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进行准备。此时，罗瑞卿已经是红4军第4纵队的党代表，他也几乎天天晚上参加会议。

毛泽东在联席会议上作了报告。他首先讲了即将召开的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目的，是为了彻底肃清存在于红4军党内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把红4军建设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接着，他以大量的事实，列举了存在于红4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正确的倾向，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打骂制度和枪毙逃兵的军阀主义残余等等。毛泽东号召到会的人们打消顾虑，充分发表个人意见。

与会人员听完毛泽东的报告后，便分组讨论，进行专题研究。有的小组讨论党的组织问题，有的小组讨论红4军宣传工作问题，有的小组讨论废止肉刑问题等等。

毛泽东深入各个小组跟大家一起讨论，他一面听发言，一面做记录，并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

“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当怎样纠正？”

在代表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毛泽东便耐心地予以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性，从而提高大家的认识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经过10多天的学习讨论，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对各种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及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找到了纠正的方法。

毛泽东在联席会议期间，主持分组起草党代表大会的各种提案，然后由谭政、欧阳毅整理、油印，经前委审查后提交大会。各组还专门研究讨论了参加大会的名额和当选代表的条件，提出了红4军党的九大代表必须具备：“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等条件。同时，还规定代表人选，必须由各支部选举产生，每个基层支部选出一名，党委机关名额可适当增加，代表中要有一定数量的青年，每个支队要有一个军事干部和一个战士代表参加。从而保证大会有广泛的代表性。

联席会议结束之后，代表们便回到各纵队、支队、大队，召开党委或支部会议，传达联席会议的精神，并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作初步检查。

毛泽东利用这段时间，在政治部2楼的住房里，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起草修订工作。

12月26日是毛泽东36岁生日，他为开好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不分昼夜地忙碌着，不可能想到远在湖南的亲人还在为他做寿。

这一天，杨开慧专门让保姆孙嫂做了几个好菜，煮了一锅面。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面，岸英兄弟别提有多高兴了。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妈妈为远在苏区正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爸爸过生日啊！

当晚，杨开慧久久不能入睡，不禁又思念起亲爱的丈夫。她在《散记》中写道：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妈妈也记得这个日子。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没有我在身边，他不会注意的。”

且不说杨开慧如何伤感，先说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就绪的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情形。

12月28日这一天，大雪初晴。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溪背村廖氏宗祠（曙光小学）隆重开幕。会场设在祠堂的正厅里，在正厅和外边的天井中，燃起了一堆堆炭火，使会场内外的气氛更加热气腾腾。

会场上高悬着4条标语，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反对盲动主义！”、“反对冒险主义！”、“反对机会主义！”

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120多人。陈毅为大会秘书长；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主持了会议。

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并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他还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

毛泽东代表前委作了关于代表大会8个决议案的报告，并多次讲了话。他不仅谈到红4军和根据地，还谈到国内局势和他当时所了解的国际局势，重点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人民军队的建设经验，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强调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人民军队。

朱德代表红4军军部作了军事报告。

全体代表热烈地讨论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毛泽东的报告，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共同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决议全文长达2万多字，一共分为12个部分：

一、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党内教育问题；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六、废止肉刑问题；七、优待伤兵员问题；八、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九、政治决议案；十、废止枪毙逃兵决议案；十一、接受中央指示决议案；十二、拥护中央对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案。

其中，第一部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后来改名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收入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8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1、单纯军事观点；2、关于极端民主化；3、关于非组织观点；4、关于绝对平均主义；5、关于主观主义；6、关于个人主义；7、关于流寇思想；8、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毛泽东在决议中明确规定了红4军的10项教育材料，提出了18种教育方法。

关于组织建设，决议明确规定：

“以后新分子入党的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这5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下级对上级要有详细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能借口工作人员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间不够，来掩护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

关于军队建设问题，决议规定：

“军队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代表大会改选了前敌委员会。

毛泽东反对“八大”的做法，否定了那种“分割式的以各纵队为条件”分配前委委员的方法，他提出：只有符合3个条件的人才可以当选为前委委员，而不必考虑各纵队之间的人选比例。毛泽东提出的3个条件是：“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

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善益、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11人为前敌委员会委员；

选举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3人为前敌委员会候补委员。

选举毛泽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在以上人员中，有5人原本是在基层工作的，毛泽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提名他们为前敌委员，这5个人是：湘南农民宋裕和、田桂祥、黄善益，还有独立团老兵李长寿以及罗荣桓。

毛泽东对刚到根据地的冯文彬说：

“罗荣桓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

古田会议后，罗荣桓被毛泽东调到红4军第2纵队担任政委。

古田会议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由于毛泽东在事前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和大量的准备工作，各方面条件都很成熟，所以，会议只开了2天时间就顺利地结束了。后来，由李立三、周**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对古田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决议，给予很高的评价，他们认为在毛泽东复职后，红4军“中心的政治领导已确立”，“可以使中央放心”。

有一天，陈毅告诉毛泽东说：

“在上海中央开会时，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曾征求过我的意见，是否去鄂豫皖或红7军那儿工作。”

毛泽东说：

“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陈毅还能说什么呢？他高兴地说：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啰。”

再说还在古田会议筹备期间，蒋介石就已经开始策划闽粤赣3省军队“会剿”闽西革命根据地了。古田会议结束之时，蒋介石的第2次3省“会剿”已迫在眉睫。江西的金汉鼎部，已占领汀州，由汀州经河田向连城袭来；广东的陈维远旅向永定、上杭一线移动；福建的刘和鼎部56师已进占龙岩，其先头部队到达小池，离古田只隔一座彩眉岭，仅有15公里。敌军来势汹汹，企图一下子扑灭红4军。

这时候，红4军的给养也已经告罄，所以，古田会议一结束，毛泽东立即召开前委军事会议，研究部署红4军的作战方案。毛泽东认为，敌人主要目标是红4军，只要红4军一走，敌人必定寻找红4军作战而离开闽西。这样，闽西红色区域仍可求得独立地巩固和发展。于是，前委决定：

红4军全部“离开闽西”转战江西，向武夷山中部和赣南进军，以求达到粉碎敌军之“会剿”而后“巩固闽西”之目的。

部队分兵两路：由朱德率领1、3、4纵队，先行出发，北击连城，入连城筹款，然后经清流、归化、宁化，西越武夷山，转战赣南，直捣金汉鼎的后方，在江西开展游击战争。这一行动的目的，一方面是打到敌人后方去，转移敌人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实现原定的争取江西的计划。

另一路由毛泽东率领前委机关和由罗瑞卿为政治部主任的第2纵队以及赤卫队向龙岩小池开进，在小池诱敌，阻击东线刘和鼎之56师，牵制和迷惑敌人，掩护朱德率领的红4军主力西进，然后相机撤出战斗，到江西同朱德的大部队会师赣南。

前委的作战计划决定后，闽西特委有的领导人想不通，写信给前委，要求红4军留在闽西。毛泽东为此批评了“闽西的同志眼光小”，他还在特委来信的信封上批了“离开闽西，巩固闽西”8个字。

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等人专程前来为红4军送行时，毛泽东又关切地询问特委在工作上还有什么困难？邓子恢说：

“敌人‘会剿’形势这样紧张，红4军4个纵队都走开，靠闽西赤卫队恐怕难以应付，能不能留下1个纵队，配合地方武装，打击敌人，帮助巩固发展闽西苏区？”

毛泽东听邓子恢这么说，便向他详细地分析了敌情、闽西的斗争前途和红4军的作战部署。他说：

“闽西的同志要把目光放大一些，坚决地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敌人从来都是跟着红军主力部队走的，红4军转入江西后，将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赣敌金汉鼎部必然要往回撤，敌人的‘3省会剿’必将是‘会而不剿’，这就叫‘离开闽西，巩固闽西’。”

毛泽东一席话，解开了闽西特委领导人心中的顾虑，使闽西特委对敌人“3省会剿”的形势有了正确的估量。

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接到了红4军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写给他的新年贺信。毛泽东是林彪最敬仰的人，他想和毛泽东谈谈心里话。于是，他在信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中国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面对国民党的3省会剿，红4军应当分散打游击，采用流动游击的方式去扩大红4军的政治影响。由于军情紧急，毛泽东暂时把这一封信搁置在了一边。

1930年1月3日，闽西大地，阴雨连绵。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第1、3、4纵队先行离开古田，开始向赣南转移。

前委机关暂留古田，毛泽东亲自率领第2纵队突袭龙岩小池之敌刘和鼎部，掩护主力转移。

1月5日，朱德率红4军1、3、4纵队到达连城，江西会剿军也跟着进入连城。

毛泽东率领的第2纵队胜利完成掩护红4军主力的任务后，又返回了古田镇。

此时红4军虽然处于敌人的会剿之中，但毛泽东的心情却是平静而沉毅的，因为对于如何打破国民党军的3省会剿，他早已胸有成竹了。现在他想到了新年前夕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写给自己的贺信，他认为林彪的思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思想，并以此教育全军，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利用短暂的停息时间，给林彪写一信，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战略主张。

1月5日，毛泽东在古田赖家坊的“协成店”住处，给林彪写出了一封关于《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7000字的长篇复信。他这样写道：

福和中学老师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是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

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

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悲观。去年5月18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

你认为，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的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只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式的大革命。

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与中国的形势不适合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我说你欲用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不是说你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你显然没有此二者，因为此二者完全没有争取群众的观念，你则是主张‘放手争取群众’的，你不但主张，而且是在实际做的。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的就在于这一点。

毛泽东将这封信写好以后，给林彪送去了1份，他又让红4军政治部油印了几十份，发到红4军各大队党的支部和地方党组织。

1纵队党委秘书欧阳毅收到了毛泽东给林彪的长信，他一看是批评林彪的，就没有直接交给林彪，而是交给了纵队党代表彭祜。林彪看了此信后，脸色郁闷，没有吱声，顺手把信放在桌子上了。

后来在1948年2月28日，林彪得知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发表毛泽东这封信，立即从东北写信给毛泽东说，希望这封信在重新发表时不要点他的名，希望删去有关批评他的话，理由是“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避免“种种无益的猜测”。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意见，删去了他的名字和有关批评他的话，将这封信改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重新发表了。这是后话。

再说毛泽东就要带部队出发了，因为贺子珍已经怀孕6个多月了，不能随军，他就找到曾志，交代说：

“曾志，我要带部队去江西，贺子珍怀孕了，无法随我走，她留下来，由你负责照顾她。”

曾志一听毛泽东这样说，以为是毛泽东让她离开工作，专职去照顾贺子珍，不由得火了，大声说：

“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时间伺候她生孩子？”

毛泽东本意是嘱托曾志关心一下贺子珍，没想到曾志竟然莫名其妙地发这么大的火，顿时也生气了，嗓门一下子提高了：

“就是要你照顾！”

曾志也不示弱，她大声地顶撞毛泽东，说：

“就是不照顾！”

“一定要你照顾！”

“我是党的干部，我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哪能成天去护理她呀？”

毛泽东这才知道了曾志发火的原因，原来是她领会错了自己的意思，口气也就缓和了下来，说道：

“你这个同志呀！我是让你关照她，哪能让你一天到晚去护理她呢？只不过是要你关心她一些罢了。”

曾志知道自己错会了毛泽东的意思，连忙压低声音向毛泽东道歉，她说：

“我跟贺子珍是好朋友，过去行军都常在一起吃饭睡觉，我从来都关心她，照顾她，你不说我也会这样去做的。刚才是我误解了你的意思。”

“理解了就好！那就多多拜托你了！”

曾志后来曾经回忆说：“在那时，我们年轻人虽然崇敬毛主席，但却并不惧怕他，那时他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没有变为神，所以我敢胆大妄为地与毛主席吵架！我想这大概是我此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毛主席发火，后来每当想到此事，心中都深感内疚。”

1月7日，毛泽东和罗瑞卿等人率领在小池完成掩护任务的第2纵队和前委机关，按照既定方案离开古田，跟踪红4军大队主力。

毛泽东带领部队一出发，曾志便将贺子珍接到她的住处，因蔡协民去厦门省委汇报工作，她就与贺子珍同睡一张床，合盖一条被，在一起共同生活了20多天。由于贺子珍想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就到龙岩党组织办的一所中学念书去了。

再说毛泽东率部由连城以东的姑田进入清流、宁化、归化县境，向武夷山行进。他在第2纵队这一时期，与罗瑞卿朝夕相处，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罗瑞卿也从毛泽东那里学到了许多领导方法和指挥艺术。

1月9日，朱德依照原定方案，率部进入江西，挺进赣敌金汉鼎的后方。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红4军由闽入赣，如期调动了敌军。国民党军“3省会剿”总指挥金汉鼎发觉红4军大队入赣，其老巢受到威胁，为保自身利益，除留少数兵力驻守长汀、上杭外，迅速将其主要兵力从闽西撤回江西，以防堵红4军。

此时，福建国民党军内部又发生了内讧。盘踞在闽西北的暂编第2师师长卢兴邦，联合海军陆战队省防司令林忠，袭占福州，逮捕省府人员，并以一部向暂编第1师控制的漳州挺进。参与会剿红4军的刘和鼎部因福州政变，急速开往泉州至福州一线，参加讨伐卢兴邦。

粤军陈维远部见总指挥金汉鼎和刘和鼎相继撤兵，亦赶快撤兵回了广东。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2次3省会剿闹腾了一阵后，便不攻自破了。

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经连城、宁化、广昌，到达东韶红色区域，等候第2纵队前来会合。

1月中旬，毛泽东率部越过武夷山，向江西广昌挺进。在征途中的红4军行军队伍，同迂回曲折群峰起伏的武夷山，在纷飞的大雪中相互交织成一幅雄伟壮丽的画图。

毛泽东回首往事，憧憬未来大好的革命形势，情之所至，于行军途中写下了富有诗情画意、充满革命激情的著名词章《如梦令.元旦》：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1月下旬，毛泽东探悉红4军主力大队在东韶，遂率领前委机关和第2纵队由洛口入东韶。

1月24日，毛泽东、罗瑞卿等率前委机关和第2纵队到达东韶，与朱德、陈毅率领的红4军主力大队会师。

此时的赣西南，革命形势已有了较大的发展。毛泽东鉴于国民党军主力离红4军都比较远，周围仅有一些小股敌人，环境比较安定，就当机立断，决定以纵队为单位，将红4军4个纵队分兵于宁都、乐安、永丰、藤田4县，以15天为期，开展游击活动，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地方武装和红4军，巩固和扩大赣西南红色区域。同时在红4军内部掀起一个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热潮，各部按照决议内容，逐条检查本部队各支部存在的问题，自上而下地掀起了一个反对不良倾向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召开了红4军第2纵队大队以上干部会议，总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经验。他总结了革命军队管理教育的7条原则：

一、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二、干部要深入群众；三、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四、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五、说服教育重于惩罚；六、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七、赏罚要分明。

毛泽东在讲到第6个原则时，给大家讲了一个三国故事，他说：

“三国时老将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了一个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立下军令状，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愿受军法处置。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

毛泽东最后说：

“时代不同了，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有高度阶级觉悟的，我们用不着激将法。但是，我们却要学习诸葛亮善于做宣传鼓动工作，用宣传鼓动提高战士的阶级觉悟，启发大家的革命英雄主义。”

毛泽东率领红4军又进入了一个稳定的上升发展时期，而此时的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在家乡却是度日如年。

杨开慧对毛泽东的思念日甚一日，她苦苦等待，又是大半年过去了，不但没有见到来信，情况反而越来越紧张，形势越来越险恶。

1930年1月28日，杨开慧在《散记》中写道：

“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是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合起来，还睡不到一晚的时辰。十多天了，半个月了，1个月了，总不见来信，我简直要病了。我设一些假想，脑子象戏台一样，还睡什么觉？人越见枯瘦了。太难过了，太寂寞了，太伤心了。这个日子我简直想逃避它。但为着我这个小宝，我终于不能逃避。又是一晚的没有入睡，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里去。小孩，可怜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一头里是他，一头里是小孩，谁也拿不开。我要哭了，我真要哭了。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他，我怎么都不能不爱他！”

这正是：战乱夜夜扰离人，散记字字值千金。

等闲不是弱女子，铁石人儿也惊心。

欲知杨开慧母子后来情形，请看本卷后边内容。

东方翁曰：红4军“九大”与“八大”的反差太大了，毛泽东的方法是先民主后集中。民主是有引导的民主，而不是七嘴八舌；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而不是主观武断的集中。“九大”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而不是仓促的、充分的而不是粗疏的准备工作，很快就结束了，顺利地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收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工效。应该说古田会议是每一个领导者解决重大问题的典范。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61

第61章

“‘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话说在1930年2月3日，红4军第3纵队到达永丰，赣西特委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派人找到前委，报告了赣西的一切情形。

原来，早在1929年11月15日，担任吉安八乡靖卫团总指挥的共产党员罗炳辉，在赣西特委机关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率部起义，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使革命形势得到发展。到1929年底，赣南革命根据地的范围已发展到兴国、于都、宁都等县的广大农村。而彭德怀率领的红5军也由湘鄂赣边于1930年1月来到了赣西，开展游击活动。1930年1月18日至20日，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红5军军委在遂川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更好地发展革命形势和红军的统一指挥问题。会议决定，将江西地方红军第2、第4团及吉安延福地区的独立第3团，还有罗炳辉领导吉安靖卫团起义后编成的独立第5团，加上永新、莲花、宁冈的赤卫队，共二三千人，合编为工农红军第6军，由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李文林担任第一旅党委书记兼政委。会议还决定把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为新赣西特委，同时成立前敌委员会，以便统一指挥5军、6军军委和合并后的特委。

联席会议后，红5军、6军按照1929年11月原赣西特委提出的攻打吉安的计划，立即对吉安形成包围态势，准备相机夺取吉安。然而，由于缺乏经验，在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关于攻打吉安、关于如何分配土地等问题上，赣西党内产生了严重分歧，以致“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在半生半死的状态中。”正当赣西党内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和红4军重返了赣西南。

毛泽东了解了赣西的情况后，当即以前委的名义写了一封长信致新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及红军2、4团，为部署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准备于2月10日在东固召开联席会议，并提议，赣西南此时应召开一次代表大会。

前委将信发出后，组成了以书记毛泽东为首的3人代表团，前赴吉安县的陂头村新赣西特委处。

此时，新赣西特委正在召开扩大会议。因斗争、行动问题的急需，毛泽东决定：将新赣西特委扩大会议扩大为有毛泽东为首的前委、合并后的新赣西特委、赣南特委、红5、6两军军委参加的联席会议。

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倡导的联席会议在吉安县陂头村正式举行，到会代表有：

原前委代表团的毛泽东、熊寿祺、宋裕和；赣西特委的代表曾山等5人；红6军军委代表黄公略、刘士奇及刚于2月调入6军的陈毅等4人。

红5军军委彭德怀、滕代远，因赣河阻隔，不能到会，来信委托黄公略、陈毅、刘士奇同时代表红5军军委。

到会的还有：赣西特委所召集的扩大会议的代表，各行委、中心县、区委负责同志，共青团代表，以及红6军各纵队负责人，苏维埃党团李文林等，有40多人，江汉波亦以江西省委巡视员的资格参加了联席会议。

会议推毛泽东、曾山、刘士奇为主席团成员，主持会议。由于联席会议提前举行，赣南特委代表未能赶上参加，会议决定另外再开赣南工作会议，解决赣南的问题。

这次会议，主要是布置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一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传达了古田会议精神，阐述了党的工作应以乡村为中心的战略思想，部署了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计划。毛泽东在会上分析形势时说：

“江西的条件很好。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美的支配。这些都是夺取江西全省政权、夺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严肃批评赣西南在土地革命问题上迟迟不分田的错误，是一种极端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以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只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土地革命的重要，而不实际去分田。并且宣称苏维埃在这个时期，还属于宣传时期。他们采取先宣传而后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放弃当前广大群众的英勇斗争及争取群众的任务。江汉波的思想，确实代表了赣西南党内的一部分右倾分子，影响不小。毛泽东说：

“今后一要分，二要快，红色政权一建立，就应没收一切，重新分配。”“这是为了争取广大贫农群众所不可忽略的紧要策略。因为‘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会议讨论了夺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和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的问题。经过热烈地讨论，与会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统一了认识。会议确定“党的主要任务是：

1、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是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2、深入土地革命。3、扩大工农武装。”这三个任务之实现，“将使南方各省反动势力次第消灭于红旗之下。广大群众团聚在红旗的周围 ，成为推动全国革命的一大动力。”

然而，会议上在讨论如何分配土地的政策上发生了分歧。

原来在土地问题上，赣西南党内过去存在着两种意见，一是没收一切，平均分配；一是没收豪绅地主反动派及富农剩余土地，按照劳动力分配。这次会议的代表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依然十分激烈。李文林、江汉波等人主张按劳动力为标准分配，毛泽东说：

“分配的方式应按人口平均分配。只有平分，才能夺取整个群众，否则，不能夺取群众。”

毛泽东批评了李文林、江汉波的意见是富农路线，力主实行男女老少平分的政策。毛泽东的意见一提出，立即引起了热烈地讨论。会议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

“土地革命的当前目的，是动摇封建基础和争取广大群众，因此应把所有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尽量分与一切需要这些东西的人。只有不便分配的（高山大塘），才由苏维埃管理，仍归人民公共使用。”

会议还充分肯定了原赣西特委提出的“打吉安”的口号是正确的，“确是执行广大群众的要求，过去业已发动了群众动摇了敌之基础。”确定了攻取吉安的军事行动计划，把攻取吉安作为目前行动的总目标。会议提出了“打到吉安去，建立赣西苏维埃政府”，“打到吉安去，彻底分配土地”，“打到吉安去，扩大工农武装”，“打到吉安去，消灭军阀混战”等6个中心口号。

攻打吉安的军事行动分为两步：第一步不是打吉安城，而是困吉安城，同时首先占领与吉安为犄角的吉水、安福、泰和等县，目的是使白色统治更形孤立。第二步再攻占吉安。

红4军受命攻取吉水。

为了更好地统一领导赣西南地区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克服目前存在的分散状态，决定：将中共中央任命的、指导4军及随4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敌委员会，扩大为领导红4、5、6军的共同前委，并吸收地方党领导参加工作，统一指挥湘、鄂、赣、粤、闽的斗争。红4军另外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

联席会议一共开了4天，最后成立的新前委由17名委员组成，他们是：毛泽东  郭贞  曾山 王怀  方志敏  朱德 潘心源  黄公略  刘士奇 彭德怀  谭震林  陈毅 邓子恢  张鼎丞  袁国平 李文林  滕代远

由毛泽东  曾山  刘士奇 朱德  潘心源5人为常委

由黄公略  彭德怀2人为候补常委

由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新前委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承认，仍随红4军行动。

会议又决定将赣西、赣南两个特委合并成立赣西南特委，准备召开赣西南党的代表大会及江西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

2月14日，毛泽东发布了《前委赣西南特委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告第一号——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毛泽东在通告中具体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他写道：

目前军阀混战，蒋阎又积极酝酿南北大战的形势之下，蒋介石在短期内，无增兵江西的可能。

在江西赣东赣北，至少可牵制张辉瓒部一部兵力，张部只能用3团兵力对付赣西；谭道源一师不能回来；金汉鼎受闽西工农牵制，同时，他又要参加争夺福建地盘，一时不容易到赣西。

赣西及兴国、于都、宁都、南丰各县，共有赤色群众150万；宁冈、永新、莲花、永丰、乐安、宁都6县县城都是我们的；泰和、吉安、吉水只有县城在敌人手里，四乡都在我们手里；安福、新喻、分宜、峡江、南丰、于都，都各有一部分在我们手中；兴国有大部分是赤色区域。加上红4、5、6军都到了赣西各地，尚有许多地方武装；军民斗争的情绪十分高涨。

据此，毛泽东在通告中又写道：

“打吉安是赤色区域广大群众的要求，是有条件的，因而是正确的。攻取吉安是目前行动的总目标。”“攻取吉安的第一步，则是要先占领与吉安为犄角之势的吉水、安福、泰和等县城，以包围和恐吓吉安。”

2月15日，毛泽东按照陂头会议的决定，又主持召开了赣南工作会议，以解决赣南的问题。

参加会议的有前委的熊寿祺、宋裕和、黄公略，有省委巡视员张怀万，赣西南特委全体常委，赣南各县区贡责人，一共30余人。

赣南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有：政治报告，讨论政权、土地、武装、组织、行动等问题，批评赣南党组织前段比较右倾的错误，接受陂头“二七会议”的全部决定。

赣南工作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朱德根据“陂头会议”的决定，为夺取江西全省政权，在军事上攻取吉安，巩固红军的后方，率领红4军由广昌向吉安中鹄区施家边进发，准备向吉水发动进攻。

2月的赣西，正是大雪纷飞的季节，红军踏着积雪前进。毛泽东骑着马，看着这白雪、高山、红旗，禁不住诗兴大发，在马背上哼成了《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

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朱德一听便大声说：

“好词，好词！前几句道出了今天行军的情景，真切。后一句‘十万工农下吉安’，气势雄浑，锐不可当。”

且说蒋介石得悉红4军集中在吉安、泰和附近的赣江两岸，急令驻吉安之第50师第148旅加强防御，并急令鄂、湘、赣3省国民党军向赣西南集中：从湖北调独立第15旅唐云山部到江西；令第18师第54旅主力和第52旅一部在乐安、宜黄地区集中；令第12师金汉鼎部集中宁都地区；伺机对红4军发动进攻。

2月20日，国民党军独立第15旅唐云山部经南昌、樟树镇，到达吉水县城和乌江镇一线。

毛泽东根据这一情况，立即召集前委会议，经过研究，大家认为不宜在吉水地区对敌军大部队作战，因为这个地区是地主武装、会道门、红枪会活动的区域，红4军得不到群众的帮助。

于是，前委果断地放弃攻打吉水的原定计划，立即率部改变前进方向，向富田退却，准备采取“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利用红军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尔后消灭孤军冒进之敌。

红4军迅速退到了富田地区。此时，部队已经筹足了给养，以前1个月发不到两文零用钱，现在可以发到三四元了；以前在山区行军，现在已到了平地，指战员们士气旺盛。而且这里是红色区域，群众热烈拥护红军，全力支援红军战争。因此，红4军得以在富田地区养精蓄锐，待机破敌。

此时，其它各路国民党军都在原地未动，只有独立第15旅唐云山部不知红4军战术的奥秘，而是把红4军的退却看成是逃跑。他们发现红4军后撤，随即兵分3路，孤军深入，向红4军逼近，进至距离富田20公里的水南、富滩一带：其左路两个营进至水南，右路两个营进至值夏，中路两个营进至富滩。

前委决定，抓住独15旅两个团兵力分散、态势孤立的有利战机，集中兵力各个歼灭该敌。

2月24日，红4军在红6军第2纵队的配合下，以一部兵力迂回敌之侧后，牵制右路、中路之敌；集中主力，猛攻水南左路敌军，经半小时激战，歼其大部。“计被我军击毙敌团长罗奇1名，官兵约50名，伤170余名，俘虏官兵200余名。”

第二天拂晓，红4军以一部兵力插入敌后，主力猛攻右路、中路之敌。

“我军向施家边前进，与敌之第3团相遇，唐逆亲自督战。剧战至下午6时许，敌始完全溃散。经一天激战，歼其大部，此役唐逆云山头部负伤甚重，旅参谋长阵亡，死官兵200余名，伤者多不胜数，俘虏副营长以下官兵900余人”， 残敌仓惶渡过赣江，逃往吉安。

水南、值夏、富滩之战，歼敌独立第15旅三分之二，俘敌1600余人，缴获24挺重机枪，8门迫击炮及大量的**。“自经此役之后，一般赣省军阀地主豪绅，大为恐慌。”这一胜利，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

红4军于战后在值夏休整了3天。

前委决定红4军全部和红6军第2纵队一起北进，经吉水、新淦直下樟树，然后或北上进攻南昌，或东进攻击抚州。

随后，红4军及红6军第2纵队北上进到乌江南岸。这时，乌江正涨水，部队已经无法徒涉过江，国民党军又已集结兵力于吉水、永丰一线，阻止红军北进。前委当机立断，放弃原计划，返回水南休整。

1930年3月10日，红4军开到东固。

此时一是红4军探知兴国、于都一带没有敌兵；二是于都北乡群众要求红军攻打马安石土围子的靖卫团。于是，红4军就应群众的要求，去于都发展工作，同时，也想在于都一带解决给养，观察敌情之变化。

红4军遂移师至兴国，到兴国后，又探知敌金汉鼎部已全部入闽，与刘和鼎部夹击卢兴邦以争夺福州。赣州空虚，即决定攻打赣州。

就在3月15日这一天，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由曾山任主席。

3月中旬，红4军一部进至赣州城郊，方知原来获得的情报并不准确，金汉鼎部第17团由万安返回赣州，尚未开拔。第17团闭门固守，红4军不能入城。

3月16日，红4军从东、南、西三面猛力攻城。赣州城高墙厚，素有“铁赣州”之称。红4军没有重火器，因此连攻3日，未克。

毛泽东在赣州关山坪视察了红4军围攻赣州城的战势，立即指示：停止攻城。

3月18日，毛泽东在赣州市郊楼梯岭，主持召开前委和红4军军委会议。他说，红4军应该撤围赣州。毛泽东还说：目前吉安、吉水、水丰一带敌人兵力较强，北进再打吉安无把握，暂时不能走北进的路；南下去广东北江，对于夺取江西亦无意义。“红军应乘金汉鼎部入闽和蒋冯阎酝酿战争不能分兵到赣南、闽西地区兵力空虚之机，打通闽粤赣3省边界的联系，把这一广大地区完全赤化，作为红军前进发展的根基，从而进一步夺取江西全省政权。”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4、5、6军在赣南、闽西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分兵发动群众的工作路线，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时间以3个月为期。

于是，前委在赣州城郊楼梯岭发布了《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通告中说：

“过去赣西南与东江等处，很久不分配土地，不建设苏维埃和忽视赤卫队组织，是十分错误的。红军游击时，亦易犯这种只求扩大不求深入的错误，每处住不到三五天又开走，做了些宣传，也组织了几个小小的农工会，几个嫩芽般的支部。但红军一走动，马上就塌了台。”

通告还对红军分路游击，提出了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和波浪式向前推进、即“伴着发展”的原则。通告说，在原来党和群众组织的基础较好、而且有小块甚至大块公开的红色区域、有长期武装斗争经验的县份，“红军到了这些县内，要有计划地帮助原有红色区域的党及群众去组织政权，建设武装，分配土地，加强党与团本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将原有区域扩大到全县，并推广到邻县。比如，在赣南就该扩大宁都、于都、安远、寻乌4县整个的赤化。在闽西要将武平县、长汀各县整个赤化。这样，就把瑞金、会昌、石城包在中间，再图发展闽赣的联系就成功了。寻乌的红色区域与东江红色区域原来是通的，这样3省的接连都成功了。若不使这五六县工作深入，单是走马观花地游击一番，如去年赣南45天工作，则闽粤赣接连的任务，就不知何日才得实现。在一定时间，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地区，同时即深入此地区，是很有效力的工作方法。红军各部队工作时，应将指定时间，支配于指定区域。应该做深入工作的地区，工作时间要支配多；不做深入工作的地区，工作时间要支配少。如4军3纵队在于都，哪块是要支配时间多的，哪块支配时间少的，要有计划，工作才能更有效。”

通告又规定了红4、5、6军的游击区域。

3月19日，毛泽东和朱德以红4军军长、政治委员的名义发布《第一次攻赣州的经验教训的训令》。训令说：

“本军此次攻打赣城，即以强攻之决心，实行奇袭之手段，乃以下述缺点之影响，致未克奏效，殊为憾事。兹将是役之缺点及战后之教训，大略列下，以资他山之鉴。”

《训令》列出攻打赣州之缺点教训7条：

1、敌情之判断不确；2、地形未预先观察；3、事先无充分准备；4、上下决心不一致；5、战场报告不确实；6、不按时实行总攻；7、指挥不适当。

3月20日，毛泽东以前委的名义，为红4军及红6军2纵队在赣南、闽西分兵活动的计划，给赣西南特委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4军3纵队，3月19日从赣州城外向于都开陇，20日到江口，有两三天停顿，然后进入于都。第一步在于都至少工作1个月，要与地方党部合力把于都全县发动起来。3纵队的主要工作是于都。第二步在瑞金，第三步在汀州。

你们须经常指导3纵队的工作及各方面的工作。兴南、宁南、于北的工作，要督促他们赶快向南开展，与3纵队干部合拍，不然3纵队工作是孤立的。与兴、宁、于北接不起气，3纵队一走，热的群众又冷下来。如去年4月时一样，那就不好。因为于都有很多地方武装，若不能缴掉它，始终要作怪。

当前情况，红6军2纵队不忙去宁都，3纵队走时，2纵队去接3纵队的防是要紧的。”

“前委、4军军委及1、2、4纵队，3月20日从赣州城外开往南康，21日可达。有二三天整顿。两三天后，或往大庾一转，或者不往。他们是要开往安远、寻鸟，使二县的工作深入。尚须有一个时期住东江一处，然后转入闽西会师。”

红4军按照这个计划，1、4纵队继3纵队出发后，随军部开往池江，2纵队则开往南康。

世上的事儿说起来也真是无奇不有，毛泽东明明在这儿忙得不亦乐乎，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却在1930年3月20日这一天的《国际新闻通讯》上为他发了1个讣告，读来让人啼笑皆非。抄录全文如次：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然，毫无疑问，敌人会因此而感到高兴。

毛泽东同志出身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早在学生时代，他就领导了反对中国军阀的斗争。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他立即投身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当中。1919年在北京爱国学生发起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在长江地区广泛开展了宣传活动。在安源煤矿，他建立了一个模范工会，为现在湘赣地区的工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了大批干部。

毛泽东同志从1923年起就是中共中央委员。他坚决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武汉时期特别是这样。当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中遭到失败时，他违背机会主义领导者的意志，继续在湖南农民群众中战斗，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1928年初，他的军队和朱德同志的队伍会师，建立了工农红军。他们占领了湘赣边界的广大地区，并在每个地方建立了苏维埃。红军的活动严重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国民党派出邻省的7个军企图消灭这支红军。根据策略上的需要，毛泽东和朱德的部分红军撤离湖南前往广东和福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那里的革命运动正方兴未艾。福建省大部分地区已在苏维埃的控制之下。由于毛泽东的进军，那些被打垮被驱赶到粤东山区红军和农民又重新开展了生气勃勃的斗争。去年夏天，国民党从6个省抽调6万多人的军队，又一次进攻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红军。但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并未能赶走这一支1万人左右的红军队伍。相反，战争使国民党军队不断崩溃，整旅整旅的士兵开小差，甚是起义参加红军。

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他还帮助揭露和清除了在城市贫民、农民和工人阶级中的某些人那里存在的改良主义。这些改良主义思想是国民党左派、第三党及陈独秀造成的。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闲言少叙，再说在3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又发布了《整顿军风纪的训令》，训令中说：

“照得本军在此工作，原为争取群众，训练本身，故于军纪风纪一层，自应严为遵守，岂容稍有松懈，致生不良影响于群众中，是以不嫌三令五申，务望各官兵一体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使红军精神及一般主旨深入于一般群众，则实革命之利，亦各官兵之所乐为。故凡违反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至于花街柳巷，尤禁荡检闲游，以免一染恶疾。”

3月29日，毛泽东、朱德连发3道命令：《关于爱惜公物，不得擅自购置装具的命令》、《官兵考绩问题的训令》、《征募和教育新兵问题的训令》。

关于官兵考绩问题，训令强调说：

“红军在游击时期，其重要任务在打倒阶级敌人，武装工农，帮助地方建立政权，扩大赤色区域。为达到此种任务，所以在战时要能使官兵一致，奋勇前进，歼灭敌人，解除其武装而武装工农。在平时则一面官兵须一致做宣传、发动和组织的工作，一面各级主管官须负责训练本部士兵。因此，在这种重大责任之下，红军官长的本身训练和训练士兵是很重要的工作。”

由此，训令说，为了使军官之调用适宜，能将士兵中勇敢进步比较有能力者提升任用，使全军官兵的教育训练都能够在比较有计划的推动之下得到良好的效果，特决定具体考绩办法，这就是：士兵教育归纵队，军官教育归军部，实行培养实际工作能力的道尔顿测验制，调制官兵考绩表；加强机关各部处人员的教育。

关于征募和教育新兵问题，训令强调要“多征忠实勇敢之工农分子扩大红军”，纠正“只图征募小公差兵及任意增添挑夫，极少注意战斗兵之补充”现象；强调对新兵要集中训练至相当时期和程度，始行补充进入连队。

这正是：峰回路转度难关，红旗指向赣西南。

欲知闽西、赣南根据地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官兵考绩问题的训令》及《征募和教育新兵问题的训令》，甚至连《整顿军风纪的训令》在内，观其语言其词令，显然不是出于毛泽东之手笔，诸君如若不信，一查原始资料便知。笔者因无缘于原始资料，无法辩正，故存疑于此。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62

第62章

“婆婆折磨媳妇，媳妇最不满意。但媳妇自己当了婆婆之后，又

去折磨媳妇，媳妇满意不满意呢？你们将来不要打骂士兵。不然，

士兵也会不满意你们，那还怎么团结一致去打倒国民党军阀呢？

你们都是要当干部的，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个道理。”

话说正当红4军在赣南闽西地区实行大规模的分兵发动群众的时候，国民党军开来2团兵力围追红4军，毛泽东、朱德立即将红4军第1、2、4纵队集中行动。

1930年3月底，红4军攻克大庾县城。

毛泽东在大庾城省立第14中学，召开南康、信丰、南雄等县党的领导人会议。接着，毛泽东又在大庾城吉安会馆，召开南康、南雄、信丰、大庾、崇义、上犹6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对组织政权、建立武装、进行武装斗争，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等作了指示，号召大家建立赣西南革命根据地。

1930年4月1日，毛泽东率领红4军主力，越过大庾岭，向南雄进军，打败敌军吴文献部两个营后，进占南雄县城。

此时，从整个革命根据地的形势来看，广东东江西北的7县——玉华、兴宁、丰顺、梅县、平远、焦岭、大埔的红色区域，已经与寻乌的红色区域相通；赣南4县——宁都、于都、安远、寻乌原有的小块甚至是大块公开的红色区域，也有逐步扩大到信丰等地的可能。而信丰地处赣西南中部，东面与安远接壤，西面与广东的南雄邻近，如果打开信丰城，建立县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就可以直接促进南部的龙南全部、定南和西北部的南康、南雄等邻县，举行农民暴动。创造和发展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打开和闽粤赣根据地的联系。  

可是在4月3日，以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却发给红4军前委一封指示信，下达了《党和红军的总任务和策略路线》。

原来在1930年3月，周**已经离开了上海，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自六大以来的工作及解决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问题。此时的李立三成为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李立三在《党和红军的总任务和策略路线》中指示说：党的总任务是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和“准备实现全国的总暴动”，而红军正是实现这种前途的“直接动力之一”。因此，“猛烈地扩大红军与坚决地向中心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这种中心城市，以“扼长江中枢的武汉之更有意义”。

李立三在指示信中批评红4军说：

“‘造成粤闽赣3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者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途，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而且割据保守更是失败主义的表现。”

指示信还批评红4军武装农民、发展地方武装的策略方针是“不自觉地受了保守观念的支配，没有猛烈扩大红军的决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指示信要求红4军要“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要“改变分散武装农民的策略而为集中武装农民建立红军的策略”，使红军猛烈地扩大，实现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

此时的毛泽东尚不知道李立三的这一指令，他正在按照自己的战略计划行动。

4月7日，毛泽东率部由南雄继续向信丰进军，在途径梅岭时，红4军政治部主任李力一问毛泽东：

“有何消息？”

骑在马背上的毛泽东，边行军边观赏梅山的秀丽景色。梅岭自古多梅树，唐代便有：“南枝落，北枝放”的说法；唐代李嶠在《鹧鸪》中说“南枝日照暖，北枝霜露滋”；清朝人陈世濤的《庾岭吟》中有“北枝未放南枝开”的诗句。毛泽东由景想到诗，由诗想到现实国内的南北局势。他听李力一突然一问，便随口答道：

“有！”他用马鞭一指山南，说：“南枝先开。”

接着又指向山北说：

“北枝后放。”

4月9日，毛泽东发出攻打信丰县城的命令：

由林彪率领红4军第1纵队攻打南门；由政委罗瑞卿等人率领第2纵队攻打北门；第4纵队攻打西门。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鏖战，红4军消灭了负隅顽抗的地主武装三四百人，活捉了国民党县长吴兆丰。

第二天，毛泽东在信丰城亲自主持召集红4军负责干部，开了一天会，他部署部队：立即开展群众工作，首先要深入发动群众，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财产，分给贫苦的群众。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

毛泽东同时指示说，要动员群众把城墙拆掉一部分，为以后攻城减少困难。

由于负责这项工作的红4军政治部主任李力一经验不足，工作一时深入不下去。几天后，毛泽东就亲自领导发动群众、分粮分田的工作。于是，这项工作很快地就开展起来了，并顺利地建立了信丰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队、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组织。

此后，毛泽东和朱德又发布了加强体力与提高射击技术的训令，这是红4军司令部接连发出的第8号训令。训令说：

红军作战在武器上不如敌人，全凭着沸腾的热血、誓死斗争的决心和敌人肉弹相搏，用血染成赤色区域。所以，每次胜利全靠官兵的奋勇猛进。这样，就要靠有强健的体力才能一天奔跑百多里路，抢十多个山头，打几场恶仗。同时，红军没有制弹厂，没有固定的后方，子弹无多，应该特别爱惜，射击精确才能杀伤更多的敌人。没有强健的体力，纵有百分的革命精神也无从施用；没有良好的射击技术，就不能有效地杀伤敌人。“因此，锻炼身体增进体力，熟悉瞄准增进射击效能，是现在红军军事训练中的第一要着。”

训令要求红军早操时间多做持枪体操，或徒手体操；晚上游戏多做各种运动，如竞走、踢球、演习、叠罗汉。在休息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可酌量设置简单器械，如单杠、吊绳、秋千、吊环、爬城索等，实行器械体操。另一方面，要特别注意射击教育，举行射击比赛。

在红4军、红6军的相互配合下，赣西南的斗争形势发展很快。自前委3月分兵3个月后，赣西南有组织的群众，从陂头“二七会议”时的150万人发展到300万人左右，红色区域扩大到3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建立了红色政权——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至此，赣西南地区已经由原来零星的红色割据区域，发展成为有统一领导的、连成一片的大块革命根据地。特别是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奠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赣西南特委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了“苏维埃区域的好现象”：

第一，在经济上得着了解放：地主当权时代，农民受各种捐税、重租、重利的剥削，无不叫苦连天，到了苏维埃政权建立了，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都喜形于色。

第二，农村军事化：每个赤卫队少先队都能正常下操，举行群众大会时，群众的队伍非常整齐，如红军一样，甚至妇女也有很多懂得，现在红军独立团，有妇女参加。

第三，政治水平的普及：苏维埃政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的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增强，无论3岁小孩，80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

第四，文化运动的自然发展：许多地方先后开办列宁学校、培训班以及特委、苏维埃政府办的红军学校、看护学校、干部学校、各种适宜于斗争需要的教育机关。很多不识字的女孩子，参加了革命以后能写得很短的信及标语之类的东西。

第五，推翻了封建基础：苏维埃的圣地，斗争较久的地方，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地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供着家神“天地君亲师”，现在都换成了“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以前买卖婚姻，现在完全废除了，婚姻自由，不需金钱。但没有如反动派造谣所谓共产共妻的鬼话的现象。

在闽西已经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的农村里，由于“封建剥削取消了，农民分得了土地，谷子收起了，农民家里塞满了谷堆子，都愁没有谷仓存储。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农民不须再靠挑担为生，得尽其劳动力去经营土地；土匪、盗贼、乞丐、烟赌绝迹，村村夜不闭户，野无游民；水利大大畅通；土地因人工充足而得到改良；肥料由人力制造及资本购买而增加，田禾异常丰收，一般说来比上年可增加百分之二十。这证明了土地生产在封建束缚解放之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可以想见一般农民是如何心满意足了。

1930年春，恽代英到闽西根据地视察后，他写下了《闽西苏维埃的过去和将来》和《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两篇文章，热情地赞扬：“闽西不是什么普通的革命，他是造反，他是要闹一个天翻地覆，把全世界翻转过来。”“闽西10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在政治上确实已表现了伟大的成绩。”

再说在1930年4月间，毛泽东在信丰针对第1纵队教导队中存在的问题，向教导队全体指战员作了一次极为生动的讲话，着重阐述了红军官兵关系和反对单纯军事观点问题。他说：

“红军官兵都是革命同志，完全不同于白军官兵关系。你们现在是教导队的学员，结业以后回去当长官。长官同士兵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因此，要讲道理，要说服教育，不要打骂人。”

毛泽东以婆媳关系饶有趣味的比喻说：

“婆婆折磨媳妇，媳妇最不满意。但媳妇自己当了婆婆之后，又去折磨媳妇，媳妇满意不满意呢？你们将来不要打骂士兵。不然，士兵也会不满意你们，那还怎么团结一致去打倒国民党军阀呢？你们都是要当干部的，所以，我给你们讲这个道理。”

4月16日，红4军政治部为了贯彻执行古田会议决议，在赣南会昌发布了《宣传员工作纲要》。

《纲要》根据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上对红军宣传工作提出的要求，就红军宣传员的职责范围和工作方法，具体作了18条规定。其中特别规定了宣传员的职能之一是深入社会调查：

“每一宣传员出发工作时，要注意当地的社会调查，将每天调查所得的结果报告调查统计股，作成总的统计。每一宣传员要随时注意调查土豪及一切反动分子的情况，迅速报告保卫科设法处置。”

4月17日，盘古山特委书记徐复祖率领矿山暴动的300多名赤卫队员，开赴会昌参加红军。

徐复祖在陈家祠找到了毛泽东。他刚进到屋里，见毛泽东正在阅读文件，就静静地等候。毛泽东发现身后有人，转过身来，问道：

“你是……”

徐复祖作了自我介绍，毛泽东马上起身倒了一碗水，递给徐复祖，说：

“早就听说盘古山有个徐复祖，组织过多次暴动，地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介绍介绍情况如何？”

徐复祖向毛泽东详细地汇报了盘古山矿工人的生活状况和最近火烧黄坑的战斗经过。毛泽东认真地听完后说：

“你们这次行动准备充分，战术运用恰当。我写篇文章，将你们的斗争经验介绍给其它地方的同志。”

毛泽东顿了顿又说：

“盘古，盘古，盘古开天地，名字老了点，叫仁风山如何？”

徐复祖说：

“那好哇！山下有个仁风圩，是上下山的必经之路，把盘古改为仁风，当地群众不会感到陌生的。”

毛泽东说：

“为了便于邻近各县革命力量的联合，可以将盘古山特委改组为安远、于都、会昌、赣县4县特区委。以盘古山赤卫队为基础，建立红军22纵队，利用山区的有利条件，在边界开展土地革命。”

徐复祖完全赞成毛泽东的决策。毛泽东当天就从红4军中抽调了4名干部和一名司号员，协助盘古山特委做好这两项工作。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安、于、会、赣4县特区委和红22纵队很快就在陈家祠宣布成立了，徐复祖任特区委书记兼纵队政委，谢海波担任纵队长。红4军还向红22纵队赠送了48枝枪和1000多发子弹。

4月22日，徐复祖、谢海波率领红22纵队回到盘古山，开展反土豪劣绅、反山霸的斗争。毛泽东也在这一天晚上，在陈家祠的豆油灯下，伏案写出了一篇专门介绍仁风山斗争经验的文章，指导当地的革命斗争。

4月底，毛泽东率红4军按前委原定计划，又经会昌筠门岭到达江西寻乌，消灭了寻乌澄江的地主武装。在寻乌的一个小镇子里，红4军与当地古柏领导的游击队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

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一座祠堂里召开了一次红4军活动分子大会，有百十号人参加。毛泽东讲了形势和对策后，让大家讨论，献计献策。在讨论中有一位干部站起来发言说：

“我们部队不够精简，特别是女同志，有的怀孕，有的身体不好，不仅拖累了部队，还分散了指挥员的精力，既然这儿有地下党组织，不如将体弱的女同志留下来。”

他这一引头不打紧，会场里顿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许多人趁机高喊：

“把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来！”

曾志听着大家的议论，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她听到如此强烈的呼声，再也按捺不住，一下子爆发了。只见她腾地立起身来，大声说道：

“你们男同志就是歧视女同志，反对军队有女同志。这里到处是地方反动武装，即使有地下党组织，也很薄弱，女同志留下来能生存吗？你们这是借刀杀人！”

毛泽东见曾志说得太过分了，十分气愤，就站起身来，用手指着曾志说：

“曾志！你是女皇啊！难道就是你关心女同志吗？”

众人见毛泽东动了气，都不吭声了，会场里顿时鸦雀无声。曾志虽然仍是气呼呼的，却也不敢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也有不少人替女干部们说话，于是，更多的人也就随声附和，接受了曾志的意见，再也不说留下她们的话了。

此后，红4军分兵在寻乌、安远、平远等地做发动群众的工作，逐步地扩大红色区域的范围。

1930年5月上旬，毛泽东在寻乌县委所在地西井天主教堂，指导寻乌县委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县工农民主政府。

此时，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指导下，一部分领导人的“左”倾教条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他们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完全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来指导中国的革命。他们指示各根据地，普遍开展反富农斗争，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提倡组织集体农场，实行集体生产，在党内还展开了反“富农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仔细地研究了寻乌的情况。他认为寻乌地处闽、粤、赣3省交界处，是江西赣州与广东梅县之间商品、物资的一个集散地，只要明了这个县的情况，对3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就可以基本明了，而它对于全部了解工商业状况和中国的富农问题也有作用，对于有计划地帮助寻乌红色区域的党和群众组织政权、建设武装、分配土地，把红区从寻乌推广到邻县，从而巩固和发展赣南革命根据地，沟通和推进闽粤赣三省红色区域等，都有重大的意义。

因此，毛泽东决定选择寻乌亲自进行调查。他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对寻乌城的概况和知情人士作了一番初步调查。正是在这次调查中，毛泽东结识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人。

郭友梅是万安县人，12岁就来到寻乌，已经47年了。他做过寻乌两任商会会长，是城里本钱最小的一个杂货店的店主。范大明51岁，是城区一个饱经风霜的贫苦农民，现在是县苏维埃委员。他们对寻乌城的历史和现实的盛衰荣辱情况，十分了解。

毛泽东正是在调查中，写下了《调查研究》一文，即《反对本本主义》，此文主要是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即“本本主义”思想。毛泽东写道：

“斗争的发展，使我们离开山头跑向平地了，我们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依然还在山上。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那是非错不可的。”

“我是要下决心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足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敦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象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倘能因此引起同志们尤其是做农村运动和红军工作的同志们，研究城市问题的兴味，于研究农村问题之外还加以去研究城市问题，那更是有益的事了。

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去研究个别地方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容易了。倘如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这种研究方法是显然不对的。”

“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社会调查。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会害了这些同志自己。”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事当前，不去调查它的实际情况，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

“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各种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这篇文章很快印成小册子，在红4军中和革命根据地内传阅。

毛泽东在寻乌不仅第一次系统地调查了城镇，同时又调查了农村。

几天后，毛泽东离开寻乌县委所在地西井天主教堂，搬到县城南门外马蹄冈一栋坐北朝南的石砌楼房里居住，在这座楼上的中厅里，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的寻乌调查。

在这个中厅里，天花板上悬挂着一盏宝盖灯；中厅的中间放着两张八仙桌，桌上放着接待客人的茶壶茶碗，四周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凳子和椅子。

那些参加开调查会的客人，每天都准时来到中厅，一共有11人。其中有过去在衙门管过钱粮、现在已经失业的小官吏赵镜清和城郊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亮凡以及郭友梅、范大明，这4个人是经常来参加调查会的。此外，还有一些工农出身的区乡苏维埃干部、教师、店员和60多岁的前清穷秀才郭清如等，也定期参加调查会。这样，参加调查会的人各行各业、年老年少的都有，更使调查全面可信。

毛泽东深知，那种“象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象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的“挂狗肉账”式的调查，用处是不大的。因此，他的这次调查搞得非常详细、具体、认真。

毛泽东在开调查会时，坐在中厅的一张八仙桌旁，其他人都聚在宝盖灯下，围坐成一个半圆。他亲切、谦逊地接二连三发问：

寻乌城里有几家工商业？商业、手工业店铺各有多少？各个行业老板的姓名，是土商、还是客商？雇了店员没有？本钱多少？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态度怎样？到会人员就一边屈着手指报名计数，一边同别人小声商议，努力把毛泽东要的材料说得更准确些。

毛泽东始终口问手写，一条条、一件件细细地问，静静地听，认真地记。他碰到听不懂的土话，就请古柏“翻译”一下，遇有疑义的，就给时间让大家讨论。

毛泽东调查了47家商店、94家手工业店铺，内容非常广泛：从寻乌的历史到现在的盛衰荣辱，从寻乌的地理环境到政治区划，从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到政治经济，从旧有土地关系到土地革命，以及妇女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等等。毛泽东对每一个问题，又调查得细致入微。关于“寻乌的土地斗争”情况，他就调查了17个问题：

1、分配土地的方法；2、山林分配问题；3、池塘分配问题；4、房屋分配问题；5、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6、城郊游民要求分田；7、每人得田数量及不足生活之补贴；8、留公田问题；9、分配快慢；10、一个“平”字；11、抵抗分田的人；12、原耕总合分配；13、暴动在分田之后怎样处理土地；14、非农民是否分田；15、废债问题；16、土地税；17、土地斗争中的妇女。

这次调查会一共开了十多天，光毛泽东写的第一手材料就有近10万字。

此外，毛泽东还深入田间、作坊和商店进行调查，收集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材料。

在端午节后的第2天，毛泽东又召开了有50多人参加的调查总结会。毛泽东一开始就说：

“我来寻乌调查了近20天，承蒙诸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获得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今天请大家来核对材料，叫做集思广益。”

这次大型会议，整整开了2天。毛泽东问了大家100多个条目，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风俗习惯，都问到了。问得最多、最细致的还是寻乌的商业、农村各阶级的状况和土地斗争情况。其次如水陆交通、山林特产、进出口货、市场店铺、人口成分、土地占有、田租债利、店员和雇农的家庭、婚姻等等都问到了。

毛泽东通过调查，主要解决了这样几个问题：

1、制定了限制富农的政策。2、制订和检验了土地革命各方面的政策。

寻乌的农民，以两个理由反对用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欢迎用小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他们一是怕把自己区域的土地分出去，二是不赞成移民。不但是从这个区移到那个区不赞成，就是从这个乡，移到那个乡也不赞成。毛泽东生动的描述说：“‘上屋搬下屋，都要一箩谷’，说的是搬家要受损失。”“摸熟了的田头，住惯了的房屋，熟习了的人情，对于农民的确是有价值的财宝，抛了这些去弄个新地方，要受到许多不知不觉的损失。”另外还有因为地理的原因，如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地方的农民不肯移到闭塞的地方去，也同样是经济理由。毛泽东说：“那种以为农民的地方主义，是由于农民的思想陈旧，即承认是心理的原因，不承认是经济的原因，是不对的。3、解决了对城市工商业者和城市贫民的政策。

就在毛泽东为反对教条主义而努力工作的时候，他却受到了中共中央更为严厉的批评。

欲知毛泽东受到何人批评，且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寻乌调查是毛泽东一生进行调查研究活动留下的史料中最详实的一次，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堪为负有领导责任者的范本。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063

第63章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话说在1930年6月9日，中共中央为贯彻冒险主义的军事方针，不断对红4军施加压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因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反右斗争的影响，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4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他对4军的发展，仍是保持游击战争的观念。……游击战术是不适合于现代的需要……现在则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所以红军应扩大充实。”6月11日，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立三”路线著称的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后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致信中共中央说，不同意6月11日的决议。李立三致函远东局，说罗伯特一贯右倾，妨碍中国党领导中国革命，妨碍中国党和远东局的关系，要求远东局改组，调回罗伯特。立三路线的形成既有国际的原因，同时也有国内的因素：在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前两年，中国工农革命形势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已经发展到10万多人，各地创建了大大小小10多块革命根据地。同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大混战，政局一片混乱。就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以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到来了。早在1930年5月中旬，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红军代表会议，对于推动红军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会议又为红军规定了“进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的任务，提出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5月下旬，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继续贯彻上海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在这一时期，中宣部的恽代英，江苏省委的何孟雄，全总党团的林育南、罗章龙等人，都曾在不同问题上提出过反对意见，李立三给他们扣上了“右倾”、“**”的大帽子，加以打击。立三路线对毛泽东的指责暂且按下，容后再叙。先说1930年6月，毛泽东、朱德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之机，依照3月赣州楼梯岭分兵、最后会师闽西的计划，并应武平一带人民的要求，率红4军从寻乌出发，北入武夷山，沿武夷山南端，到达闽西境内的武平县，解放了武平县城。接着进驻长汀、长杭境内。这是红4军第3次进入闽西。毛泽东关心的是闽西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他一到闽西，就率领少数随从人员，经上杭县千家村、才溪，抵达长汀的南阳。6月11日至13日，毛泽东依据此时闽西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局势，为了总结古田会议后半年来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等方面的丰富斗争经验，在长汀南阳乡龙田书院主持召开了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南阳会议”。前委、红4军和闽西的党政军领导人朱德、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60余人，出席了联席会议。邓子恢代表闽西特委在会上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粮价问题、流氓无产者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过去田地之分配，没有做到抽肥补瘦的办法，贫农雇农所领田地都是山田或者瘦田，生产异常之低，尤其是因为分田时要补还原耕种农民、多是富农的工资肥本，因此贫农雇农虽领了田地，却很难耕种，同时又兼以剪刀现象，遂使有些田地荒芜。”闽西特委和工农民主政府，为了解决分配土地中这种肥瘦不均、富农占便宜、贫农雇农吃亏和谷贱伤农等问题，实行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分田原则，又创办了粮食合作社，建立了工农银行，同时，还制订实施了奖励开荒、增产粮食的政策。毛泽东对闽西的斗争经验十分重视，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闽西党组织在分配土地中创造的“抽肥补瘦”的新鲜经验。联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通过了由邓子恢起草、毛泽东审阅修订的《富农问题》、《流氓问题》等决议案。《富农问题》决议案总结和肯定了赣西南、闽西土地革命斗争中一些成功的经验。决议案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是正确的，说它有利于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只有按人口平分土地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闽西就是很好的证据。闽西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今年田禾非常茂盛，估计，要比去年末分配时多收百分之二十。”如果不按人口平分，而是以劳动力为标准，只会对劳动力多的富农有利。《富农问题》决议案规定：“凡属群众暴动起来的地方，至迟两星期内要分配土地完毕”。同时，在方法上，在原来规定的“抽多补少”原则外，增加了“抽肥补瘦”的一条，从而解决了分田当中，“不利于贫农有利于富农的根本问题”。《富农问题》决议案还写道：“争取群众，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富农问题》决议案又批判了“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左”倾思想：“那种主张‘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农民在苏维埃指挥之下出力耕种，生产品按人口需要分配，剩余属于苏维埃’的做法，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客观上是阻碍土地斗争，使土地革命走向失败，根本取消了社会主义前途。”决议案说：“农民得了土地，解除了一切封建束缚，开辟了农业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表面上看，是要朝着资本主义那条路跑的。“但因为无产阶级在这民权革命当中，建设了领导权的缘故，最后的结果，是要把农业引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的。”《富农问题》不但明确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第一步——民主革命成功后，要使之过渡到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流氓问题》决议案，分析了流氓即游民的特性及其对红军建设的危害，同时明确写道：“对于由流氓组织成分产生的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逃跑主义、烧杀政策、肉刑制度、个人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小团体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错误的政治观念和组织观念，一定要用大力去排除。”就在“南阳会议”即将结束之际，中央代表涂振农来到了汀州县城，说要传达中央的有关决议和命令。于是，毛泽东决定将会议移到汀州城继续举行。在汀州期间举行的联席会议，历史上又称为“汀州会议”。中央代表涂振农正是带着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精神，来到了“汀州会议”上。涂振农传达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全国苏区代表会议精神；又传达了《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致4军前委信》。涂振农传达中共中央指示说，全国红军“要无条件扩大，在8月以前，要扩大到50万，进攻，要打破游击主义；打硬仗，要打破逃跑主义。”“打破红军中右倾观念，使同志们明确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全国红军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军师团营连排实行三三制，“总的路线是夺取武汉。”涂振农在“中央对4军的批评”中说，“4军执行了六次大会的政治路线，深入了土地革命，发动了广大工农群众，所以4军是中国红军的主力。但红4军也有错误，是新右倾主义：A.否认突然的扩大；B.逃跑主义，放松了大的敌人，放弃了大城市。《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致4军前委信》中说：关于4军发展的路线问题，“中央坚决地要4军向长江流域的路线发展，将4军的政治影响扩大而且更帮助了长江各区域党的工作。4军接到这一指示信后，必须详细讨论，很快的执行这一策略，如4军仍是用游击的方式，只来往于赣闽粤等边境，不只削弱了党的主观力量和缩小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即在4军本身的扩大与给养枪弹等的补充，都要成问题，望你们严重地注意。”红4军的任务是：“第一步要打下吉安，发动赣西割据，再由赣西与6军攻下九江，一面屏蔽武汉，一面胁迫南京。”中共中央对红4军的批评和指示，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个压力已经是相当的大了。可是就在这时候，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于 1930年6月15日又发出了一封言辞更为激烈的《致4军前委信》：闽粤委即速转4军前委：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完全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的过去的路线。你们过去的路线是对的，的确也获得了成功，但是，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经转变。同时，你们过去也有错误，这些错误在今天表现着尤为严重：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的错误：1、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做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你们甚至机械地认为只有把武装分配给农民以及红军在农村杀尽土豪劣绅，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胜利。你们没有懂得，现在土地革命已走入更高的阶段——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土地革命的彻底完成，只有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才有可能，你们因为反映了农民意识，所以忘却了一个真理。2、你们的割据观点，这同样是一个农民观点。3、你们对于资产阶级更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路线，如你们提出保护大小商人的口号。4、你们对于帝国主义更是机会主义的观点，你们非常怕帝国主义，所以，过去我们指示你们到东江，你们说东江帝国主义力量大；中央指示你们应当准备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向南昌发展，争取武汉的胜利，你们说武汉帝国主义力量大，不可能。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5、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中央新的路线到达4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4军的路线转变，对于全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4军能坚决执行，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此致革命的敬礼中央简直是泰山压顶！中共中央的态度就是这样的强硬！毛泽东怎么办？他本来对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开始就心存疑虑。但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是如此的三令五申，如果红4军坚决不执行，只能导致红军的分裂，这是党的组织原则所不允许的。在党中央一再批评和压力之下，毛泽东不得不表示接受中央的决定。对于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红军的扩大整编问题，毛泽东感觉到：红军已有相当数量的发展，游击战应该逐渐地向高一级形式发展，适当地进行扩大整编，对于攻打大一点的地方，推动革命波浪式的发展也是必要的。所以，汀州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以毛泽东、朱德等人组成工农红军第1路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正如后来朱德对史沫特莱所说：“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中央委员会的分析。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我们笼统地知道中国的情况，比辛亥革命以前清朝执政时还糟糕。中央委员会认为全国已经处在总起义的前夕，我们只好接受。话虽如此，就我们所知，我们的部队以及其他红军部队力量还很弱，装备又不好。即使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使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的。反革命的部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在装备上更不知好多少倍；我们比过去还更坚信，支持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帝国主义，会积极进行干涉，来保护那个独裁政权。蒋介石虽然正在跟冯玉祥作战，我们还觉得，他正在计划对我们发动一次大的攻势，而且不久就要开始。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毛泽东和我认识到这一点，当时红军进攻大城市的计划，是行不通的。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情报资料来反对这项计划；而且象我们这样心存疑虑是不对的。”6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在长汀南寨坝广场正式宣告成立，由毛泽东任政委，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和朱德先后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红军第1路军下辖3个军、1个红军学校，共2万余人：红4军，林彪任军长，彭清泉（即潘心源）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李涛任政治部主任。（后来罗荣桓为代政委，军委书记；）下辖3个纵队，罗瑞卿任第2纵队政委；萧克任第3纵队纵队长。红3军，黄公略任军长，陈毅任政委，周子昆任参谋长，毛泽覃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纵队。红12军，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委，林楚任参谋长。下辖两个纵队。粟裕为红12军第5支队支队长。红军学校，校长萧劲光，政委张鼎丞。萧劲光，1903年1月4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苦家庭，原名萧玉成，他2岁时死了父亲，36岁的母亲带着6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1920年秋，萧劲光和刘**、任弼时、任作民，由毛泽东、彭璜介绍到俄国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萧劲光在李富春家里，遇到了一位姑娘，她个子不高，乌黑的短发，白里透红的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她就是湖南省著名教育家朱剑凡的长女朱慕慈。萧劲光和朱慕慈结婚10多天后，告别新婚的妻子，再次赴苏联学习，几个月后，朱慕慈也受组织委派赴苏。1928年12月30日，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在异国降生。毛泽东在成立红军第1路军时，为安排红4军政委一职颇费脑筋，他需要为23岁的军长林彪挑选一个合适的搭档。林彪打仗灵活，但他的性格古怪，个性强，平时沉默寡言，别人很难同他共事。他自担任28团团长以来，同历届党代表大多搞不好关系。后来，毛泽东考虑到红4军第3纵队政委罗荣桓是一个老实人，他在武昌中山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队伍里又表现出了一个政工干部的优秀品质，他既有很强的原则性，又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正是和林彪可以互补的好搭档。尽管不少人为此捏了一把汗，毛泽东还是毅然地任用了他。早在红军第1路军成立之前，彭德怀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精神，已经于6月上旬在湖北大冶县刘仁八主持红5军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将红5军第5纵队扩编为红8军，以红5、红8军组成工农红军第3军团。由彭德怀担任红3军团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委，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红5军：军长由邓萍兼任，政委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下辖：第1师，师长李实行，政委侯中英。第3师，师长彭鳌，政委谢翰文。红8军：何长工任军长，政委邓乾元，参谋长卢义才，政治部主任柯庆施。下辖：第4师，师长黄云桥，政委黄克诚。第6师，师长郭炳生，政委彭雪枫。红3军团共计1万余人。彭雪枫，乳名隆兴，学名修道，1907年9月9日出生于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入私塾读书；1916年及1919年先后入初级小学和高等小学堂读书；1921年投奔在天津教书的伯父彭延庆，考入南开中学；1922年辍学，到北京投靠在冯玉祥第一师任秘书的族叔彭禹庭，入“第16混成旅官佐子弟学校”读书；1926年入北京汇文中学读书，由共青团员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考入北平民国大学文学系，因经济无援辍学，受党组织派遣到天津工作，改名为彭雪枫。1930年2月，彭雪枫到上海中央军委工作，后来又到了红5军。且说在此一时期，湘鄂边的红4军前委和鄂西红6军前委在洪湖苏区举行联席会议，两军组成工农红军第2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兼前委书记，孙德清任参谋长，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红4军改称红2军，贺龙兼军长，朱勉之任政委，张应南任参谋长。红6军，旷继勋任军长，段德昌任政委，许光达任参谋长。红2军团共1万余人，5000余枝枪。在此一时期，根据中央指示，还成立了全国各根据地红军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曾山、邓子恢、黄公略、彭德怀、李文林等17人组成。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6月22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第1路军总指挥部下达了向广昌集中的训令。训令说：“1、蒋桂战争极烈，双方死亡各达10余万，蒋逆亦负伤。张发奎的桂系军队到长沙。各地工农运动高涨，时局大为开展。2、本路军有配合江西工农群众夺取九江、南昌，以建立江西政权之任务，拟于7月5日以前全路军开赴广昌集中。”就在6月22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率红军第1路军从汀州出发，浩浩荡荡北上，向南昌挺进。尽管毛泽东接受了中央的决定，但疑虑的心理决定了他率领红军在执行中央关于攻打南昌的决定时，采取了极其谨慎的逐步推进方针。毛泽东、朱德率部来到于都县银坑，就命令部队就地休息。毛泽东听说距此地不远处的平安村有一个名叫竹篙寨的大溶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于北区革命委员会后方保管处就设在这里。于是，他决定前去看看。竹篙寨地处于都、兴国、宁都3县交界的中心要道，周围石山环绕，千姿百态，风景十分迷人。在众多的石山中，竹篙寨格外挺拔俊秀，其高十五六丈，远远看去像1根长长的竹篙插在那里，故而当地群众以此名之。这天下午，毛泽东和朱德来到竹篙寨山脚下，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爬上山腰，径直向大溶洞洞口走去。担任看守大溶洞任务的是赤卫队员谢思中，这位憨厚忠诚的庄稼汉子身材魁伟，皮肤黝黑，正坐在洞口“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他一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脚步声，立即警觉地站起来，只见有两位老红军漫步而来，走在前面的那位，有三十七八岁年纪，身材高大，长长的脸，两眼炯炯有神，嘴巴左下角长着一颗痣。后边那位，四十多岁年纪，个子稍矮，腰扎武装带。高个子问谢思中：

福和中学老师

“同志，能让我们进去看看吗？”

谢思中手握乌铳，反问道：

“有证明吗？”

矮个子说：

“对不起，我们忘记带了。我们只是到里头看看，不拿一件东西。”

“不行！没有证明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谢思中说罢，转身关上石门，眼看着那两人转身离去了。大约过了个把小时，谢思中看见于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洪昌高陪着那两个人又来了，看样子，洪主席对他们还挺尊敬呢。

正在谢思中诧异之时，3人已到洞口，洪昌高指着那两个人向他介绍说：

“这就是毛委员、朱军长。他们来这里视察工作，你怎么把他们挡在洞外呢？”

毛泽东见谢思中有点不好意思，就上前握着他的手说：

“同志，你做得很对。干革命工作就要有你这样的认真负责的精神。希望你保持和发扬。”

谢思中听了毛委员的夸奖，高兴极了，立刻点亮了马灯，在前边带路，将毛泽东3人领进洞内。大溶洞内凉气袭人，四周金钟倒挂，还有不少石笋、石台、石桌、石鼓。洞内深处昼夜奔流的地下河，发出“哗哗”的流水声。

这竹篙寨大溶洞确是一个好去处，整个山洞面积多达700多平方米，东南西北各有1个洞口，西方南方北方的洞口狭小，洞口外又是悬崖绝壁。唯一可供出入的东口，石门也是又窄又矮，人要进出也必须低头弯腰。大溶洞犹如一个天然碉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毛泽东观看了一遍，说道：

“竹篙寨石洞面积大，能住上1个团的兵力，这里水源丰富，若把粮食和燃料运入洞内，可以和敌人作战一两个月。这是建立后方仓库的理想之地。”

后来，于北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竹篙寨“于北区后方保管处”改名为“中央后方保管处”。

毛泽东就是在这次向长沙进军途中，吟出了《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黄公略，1898年生，湖南湘乡人。1927年入党，1928年7月参加领导平江起义，任红5军14师2团党代表，在平江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开辟湘鄂赣根据地。1929年任副师长，后任副军长，1930年春调任红6军军长，在兴国一带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黄公略的部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

此时，黄公略率领的红6军在向南昌、长沙进攻中，从湘赣接壤的根据地东进，作为右路军配合红军第1路军主力进军江西。

6月25日，毛泽东与朱德等人签发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通电中说：

“本委员会为接受第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决议完成革命任务，统帅红军第1路军向南昌进发，与红军第2、第3军团会师武汉，夺取湘鄂赣数省首先胜利，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

红1路军所属各部，按时在广昌集中。

当红军各路部队纷纷集结，向长江流域发展的时候，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闻讯后，急忙调集正在参加军阀混战的部队回到江西，加强防守力量。

毛泽东断然决定，放弃原定攻打抚州的计划，改到兴国地区集中，一面巩固和扩大赣南根据地，一面静观敌人动向，再作打算。

毛泽东、朱德不久就得到情报，国民党军邓英部主力正集结在吉安，樟树只有邓英部少数兵力；于是决定部队由兴国移师北进，攻占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樟树。

1930年7月1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红1路军《由兴国出发进攻樟树的命令》。命令说：

“敌逆军邓英部，以主力集中吉安倚固死守，峡江、吉水、新淦、泰和，亦在该逆敌军盘踞中”，“南昌之敌逆已赴援铜鼓，以图与我第5军抗敌，樟树间有邓英部之小部队。”“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以响应武汉工人暴动，扩大政治影响；诱邓敌弃吉安，退回与我野战，使赣西群众武装得以乘间占领吉安。”

毛泽东、朱德颁发了一个部队推进计划表。

随后，红1路军分为右纵队、左纵队、总预备队，向樟树前进。

7月20日，1军团进入永丰城。

是日下午7时30分，毛泽东、朱德发出第2期推进计划表。

据1929年春从莫斯科回国，调任为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回忆说：“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当时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

且说红1路军继续向七琴前进。七琴守敌有七、八百人，有电话等通讯设备，被红1路军顺利击溃，大部就歼。

7月22日，红1路军在麦斜村进一步了解了敌情，毛泽东等人已经从缴获敌军的作战文件中，了解到江西省内国民党军的主要配置情况：抚州地区有朱耀华的1个旅，吉安北阜田地区有戴岳1个旅，南昌地区有1个旅的两个团，而且是分散的。以上3个旅都属张辉瓒的18师，是能机动的。而在吉安的邓英师3个团和赣州的守敌，是不能机动的。

毛泽东、朱德发出进攻樟树的命令，要求红军要奋力夺取樟树。命令说：

“樟树镇现无白军。南昌府有敌炮、工、特务各1营，警备、补充各1团，有进至樟树顽抗我军之可能。”

7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改称红1军团，红6军改称红3军。决定把红3军政委陈毅留在赣南坚持武装斗争，组织地方武装。在陈毅去任后，由毛泽覃代行红3军政委职权。

此时，由赣西、赣南、赣西南地方武装编成的以胡少海为军长的第20军及第22军，编入了红1军团建制。

红1军团在兴国召开了誓师大会。

在7月24日这一天，红1军团一举击败樟树守敌两个营，顺利地占领了樟树镇。

红1军团占领樟树后，下一步怎么行动？按照李立三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应该直趋南昌。

此时，红1军团是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向处于劣势的南昌守敌两个团发动进攻，进行攻城战斗。但是，毛泽东、朱德没有贸然下达攻打南昌的作战命令，他们为了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召集前委在樟树召开军事会议，对敌我形势和军事部署进行讨论。

毛泽东认为南昌城工事坚固，不易攻克。因此，会议决定：不打南昌城，部队西渡赣江，前进到高安、上高地区，开展群众工作。然后向南昌对岸挺进，只以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这样，从形式上看，攻打南昌的计划仍未放弃，但在实际上部队只是在大城市的外围活动，仍然在坚持农村根据地。

朱德后来曾说：“在立三路线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但是，立三路线对红1军团的影响较小。毛泽东坚持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当时中央本来命令我们打南昌，我们知道打南昌没有把握。”

7月25日，毛泽东、朱德在樟树发布西渡赣江的命令，部队迅速渡过了赣江。

7月27日，红1军团到达高安、上高等地，以主要力量在高安县乡村发动群众。

也就在7月27日这一天，彭德怀领导的红3军团同湘鄂赣边独立师趁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4路军总指挥何健部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的机会，攻占了长沙城。

7月29日，毛泽东、朱德下达《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命令说：

“本军团以原任务于‘八一’国际反帝示威节及中国之南昌暴动纪念日进占南浔路，以扩大政治影响。拟于30日全军团进至万寿宫、石子岭一带，相机进占牛行车站。各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应即发动群众并努力筹款。”

7月30日，红1军团到达万寿宫、石子岭、生米街。离南昌约15公里一带地区，毛泽东派红12军代军长罗炳辉带一部兵力进迫南昌对岸牛行车站。

1930年8月1日，罗炳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派少数兵力向牛行车站鸣枪示威，以纪念3年前的南昌八一起义。国民党守军未还一枪，更不敢出击。

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发出撤向安义、奉新休整的命令。命令说：

“本军团为求迅速完成其北上任务起见，决诱敌离开其巢穴而歼灭之。拟于明（八二）日进至安义县、奉新县之线休息整顿，工作筹款。”

红1军团按期撤离南昌对岸一带，进入安义、奉新地区待机，进行休整和筹款。

毛泽东在率部进入奉新、安义一带后，才从报纸上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已经在7月27日占领了长沙。

这正是：事不可为强出头，头破血流无来由。

你说你的鸟道理，我有我的巧算筹。

且说8月2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1军团从奉新县来到安义社坑。毛泽东在山穷水缺的仓下村，和刘远贵、刘宗栋5位农民拉家常，他说：

“我们这支队伍叫‘中国工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穷人闹革命，就要像这根草绳一样，大家紧紧地团结起来，齐心协力闹革命，我们的力量可就大了！一定能把反动派打个落花流水。”

毛泽东的话，刘远贵等人越听越入神，“好像醒了瞌睡，心里亮堂多了”。

欲知毛泽东以后将挥军何处？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立三路线尽管严厉地批评毛泽东，好似泰山压顶，但它毕竟是鞭长莫及。更主要的还在于李立三作为毛泽东曾经的部下和老朋友，他没有在组织上对毛泽东进行什么处分或撤消其领导职务，所以毛泽东还能够应付裕如。为了糊弄中央的瞎指挥，毛泽东在‘八一’那天派红12军代军长罗炳辉带人对牛行车站鸣枪示威；最有意思的是在下章中将要讲到的他在8月24日写给赣西南特委等并转中央的信，真是妙得紧，读来让人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