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连载：毛泽东大传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18
第318章
　　“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
话说1965年1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不点名地批评刘**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死开会。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15000人，搞一个县，28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习嘛。
　　我跟前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40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你一个新县城，28万人口，下去15000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28个人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15000人扎根串联，为什么扎根串联！冷冷清清。”
　　“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种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生产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与会者听毛泽东如此一说，纷纷议论起来。毛泽东待大家平静下来以后，接着说：
　　“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得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3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联。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名。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与会者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邓**也说：
　　“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
　　1月5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他说：
　　“我听说有6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4个人，没有第5个人嘛。”
　　有人提出文件中关于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
　　“时间问题，全国67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28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宋任穷说，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
　　“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陶铸谈到了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毛泽东说：
　　“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2次会议也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10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月6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们陆续来到北京，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尔后，各小组讨论“十七条”，由邓**、彭真、陈伯达负责修改。
　　1月9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了斯诺。
　　斯诺是在1964年10月8日来到中国的，他首先和周**谈了话，然后就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斯诺在参观中看到中国在3年自然灾害后经济好转得这样快，感到很惊奇。
　　斯诺这次见到毛泽东后，首先请求毛泽东准许他把采访全过程拍成电视记录片。他由衷地对毛泽东说：
　　“好多年前，我请你把你的生平告诉我。开始你反对，我争论说，让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是什么力量推动你工作，这是有用处的。如今又有谣言说你病得很重，如果在屏幕上向全世界戳穿这些谣言是极大的夸张，那不是很好吗？”
　　毛泽东带着苦笑回答说：
　　“关于这个，可能是有些怀疑吧。我不久就要去见上帝了。”
　　经毛泽东同意后，进来了一位摄影记者，开始拍摄斯诺采访毛泽东的全过程。这次会见和往常一样，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回答斯诺提出的各种问题，两个人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气氛相当轻松活跃。斯诺首先谈到了中国革命对他的影响，他说：
　　“我22岁到中国，我的主要的政治教育是在中国得到的。”
　　“那是什么时候？”
　　斯诺回答说：
　　“1936年。最集中的是和主席一起的5个月。那时在保安的时间太短，不过那次旅行在很大方面改变了我的生活。那几个月比我在俄国当战地记者的两年半学到的还要多。”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
　　“可能这是真的，你在中国比较自由些。”
　　斯诺说：
　　“我认为我能认识你，是极大的荣幸，也为我个人带来许多好处，我也希望我能把你的思想转告别人。我真心觉得你的成就是伟大的，当然不是一切都是好的，但总之做了许多伟大的事情。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环境。很多人发生疑问，在比较安逸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想的？”
　　毛泽东答道：
　　“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革命继续下去，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另一种可能是青年人否定革命而干坏事，同帝国主义讲和，让蒋介石集团的残余分子回到大陆，站到国内仍然存在的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一边去，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工作。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些。”
　“主席一面搞革命，一面给许多教授提供了职业，现在可能很多人成为‘毛学’专家。”
　　“中国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写了一部著作，叫《老子》，后来注解《老子》的在100家以上。现在我的这些东西，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1000年以后大概会显得可笑吧。”
　　“1000年是很长的时间。”
　　“今后的1000年比过去的1000年可能变化大。”
　　“深刻的技术革命，征服宇宙空间。但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你可能讲得过分了，我自己都不相信。”
　　“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经历过这么多的变革，从开始作为一个学生，到参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为历史学家、哲学家。”
　　“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看几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来，我是坏人是定了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
　　斯诺问：
　　“主席还是认为原子弹是纸老虎吗？”
　　毛泽东说：
　　“我不过讲讲而已，真打起来会死人的。但是最后它是要被消灭的，那时就变成纸老虎了，它没有了嘛！”
　　斯诺说：
　　“现在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每个国家都要有自己的原子弹。”
　　毛泽东说：
　　“就是不许可中国有原子弹。中国并不想要一大堆原子弹，既然未必有哪一个国家敢于使用原子弹，它们实在是毫无用处的。为了进行科学实验，有几颗也就够用了。中国手里连一颗原子弹都不想要。事实证明，到处兴风作浪的不是‘竹幕’后面的中国人嘛！正是那些反对中国的帝国主义自己。说中国掌握了原子弹就是给世界带来灾难是不公平的。你也看到了，中国可没有拿着那个东西到处吓唬人，倒是那些对我不放心的人，在到处搞核威慑。什么‘大规模报复战略’呀，‘灵活反应战略’呀，都是用原子弹、氢弹威胁世界和平。美国人就没有承诺不首先使用**，中国承诺了，从原子弹爆炸成功的第一天就承诺了。中国的这个政策，是不会变的。”
　　斯诺谈到了赫鲁晓夫，毛泽东说：
　　“我们这里赫鲁晓夫的照片没有多少，书店里照样有赫鲁晓夫的书。世界没有赫鲁晓夫还行！赫鲁晓夫阴魂不散，他这种人总是有的。”
　　斯诺问：
　　“现在的苏共新领导能不能说是三七开，七分是对的？”
　　“苏共现在的领导？这很难说，我不讲这个话。外面讲他们要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关系有什么改进？”
　　“可能有点，但是不多，使我们丧失了一个写文章批评的对象。”
　　“在苏联有人说中国有个人迷信。”
　　“恐怕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有的，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接着，斯诺谈到了中美关系，他说：
　　“在过去的15年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中美两国、两国人民被分开了，对此我个人自然感到遗憾。今天，悬隔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是，我自己并不认为这将演变成战争和历史上的大悲剧。”
　　毛泽东说：
　　“这也可能你是对的。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我们不会打到美国去，这我已经说了，你们可以放心。”
　　“在现在的情况下，你认为中美关系有改善的希望吗？”
　　“是的，我看有希望。但这需要时间。要等候，总会有这么一天，历史的力量一定会再次把两国人民联结起来。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
　　“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
　　“我准备了好多次了，就是不死，有什么办法！好多次好像快死了，包括你说的战争中的危险，把我身边的卫士炸死，血溅到我身上，可是炸弹就是没有打到我。”
　　“希望在我走之前，请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说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
　　“主席的话非常好，特别是同前面的话联系起来，就是中国不会打出去，中国在忙于自己的事。我本人看到了这一点。”
　　“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交谈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毛泽东说着说着，半闭上眼睛，声音慢慢低了下来。斯诺见毛泽东有点累了，就说：
　　“我从来没有会见过约翰逊总统。但这次我回去，他可能找人让我去见他一次。如果你有任何特别信息给他，我也许能够转交给他。你有愿意对他说的话吗？”
　　毛泽东说：
　　“没有。美国人的手伸到全世界，我们早已提过要他们收回去一点，他们照例不听。”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和斯诺一起共进了晚餐。斯诺起身告辞时，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出人民大会堂门口。在大门附近，没有卫士。毛泽东在零度下的夜晚没有穿大衣，他不顾斯诺的反对，又要送斯诺去乘汽车。到了汽车跟前，毛泽东跟斯诺握手，要斯诺多保重，他说：
　　“天有不测风云。”
　　眼看着斯诺上了车，毛泽东还独自在那里站了片刻，以传统方式向斯诺挥手告别。直到斯诺乘坐的汽车开动后，他才转身回去。
　　1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大幅照片。毛泽东在1960年会见斯诺后，中国的新闻机构没有进行任何报道，这一次斯诺被《人民日报》的新闻介绍为《西行漫记》的作者。
　　斯诺于1月19日离开中国后，2月17日在巴黎的《新直言》周刊、东京的《朝日新闻》上刊登了他同毛泽东的谈话。英、德、意等国的报刊相继转载，唯独美国各大报未予登载。斯诺回到美国后，把他这次在中国整个采访过程中拍摄的电影记录片命名为：《人类的四分之一》，充分介绍了新中国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又经过多方努力，始得和约翰孙见面，但这位美国总统傲慢地应付了几句，便让送客。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估计是十分准确的。
　　且说1月11日，毛泽东将中央工作会议上华东组在8日那一天提出的意见，批给刘**阅。
　　华东组的意见是：“后十条”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华东组的意见还说：“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
　　1月12日，毛泽东对徐寅生的讲话作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好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
　　这一天，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还寄去了500元钱。
　　原来在1月上旬，湖南一师一位姓田的老人因生活困难，曾向毛泽东写信求助。毛泽东便通过周世钊来帮助这位姓田的老人。他在信中写道：
　　惇元兄：
　　看了田仁尊兄的信，表示生活较为困难，似有求助之意。送上500元，请予转交田仁尊兄为盼。如有其他穷师友因生活困难日子难过的事，请告我，应予援助，都由你经手，这是一种社会主义援助性质。
　　　　　　　　　　　　　　　　　　　　　　　　　　毛泽东
　　此后，毛泽东又给周世钊寄去3000元钱，请他酌情送给一些生活困难的过去的老师和学友。
　　毛泽东不仅对有学识的老人、对老师、对同学敬重关怀，对其他只要是作过一点好事的人，也无不给予关照。一位曾在谭延闿督湘时做过谭延闿幕僚的周姓老人，做过一些好事，晚年穷困潦倒，靠卖字为生，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在生活上予以照顾。毛泽东就给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省体委主任程星龄写了一封亲笔信，并把周姓老人的信转给程星龄，要程星龄了解一下，如无其它问题，可给予适当的照顾。毛泽东在信中还说：
　　“人都要老的，谁也逃不脱这一自然规律。人老后精神上就不易自我解脱，再加之生活困难，就更为痛苦了。所以，我们要关心照顾老人，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困苦。”
　　1月13日下午3点半，刘**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原来，朱德、贺龙等人曾经找过刘**谈话，劝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
　　参加党内生活会的其他人是：周**、邓**、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一共17人。刘**在生活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月13日这一天，高智因参加中国与印尼通航派往印尼的代表团提前来到北京，毛泽东马上接见了他。
　　高智在离开毛泽东这两年零八个月里，一直想着毛泽东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的交代，想着老人家交代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办，所以他这次从西安经郑州到北京时，对毛泽东没有走过的西安至郑州段的铁路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观察，沿途有多少个涵洞？哪个最长？地形怎么样？路好走不好走？一一都记在了本子上。
　　且说这天下午，高智进了中南海，经过怀仁堂、居仁堂，径直来到毛泽东住的院落。此时毛泽东还在休息，高智就坐在卫士值班室等候。不一会儿，毛泽东睡醒了，机要秘书徐业夫给他倒好了茶水，向他报告说：
　　“高智来看望您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让他马上来。”
　　高智随着徐业夫快步来到毛泽东的卧室，见到了毛泽东，他双手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就那么握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泪，好长时间才说了一句：
　　“主席，我想坏了……”
　　毛泽东拉着他坐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询问他在分别后的情况。高智给毛泽东点着了烟，回身坐在椅子上，汇报了陕西的外事活动，汇报了他的工作情况，倾诉了想念老人家的心情。毛泽东说：
　　“你给我的信和小米都收到了，由于工作忙，没有亲自复信给你。你过去在我身边工作得很好，我很满意。”
　　他还鼓励高智在陕西要“积极工作，努力学习”。高智说：
　　“主席，我离开您时，您让我写了一个学习计划，可到西安后学习计划没完成。当初有些好高骛远。”
　　毛泽东说：
　　“我和你犯了一个毛病，也有些好高骛远。我想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工作忙，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我在延安住的时间长，对延安有感情。我在江西呆的时间短，只有7年，从1927年到1934年；在延安和陕北住了13年嘛！在那个时候，打了两个仗，一是抗日战争，一是打蒋介石。陕北的人民好，我还是要回去看看，还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
　　高智便把自己对西安至郑州段铁路状况的观察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满意地笑了。他和高智一聊就是45分钟，高智一看表，时针已经指向下午5时25分，便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要他把在西安的具体住址和电话留下，还拉着高智的手嘱咐说：
　　“你从印尼回来后再来见我。”
　　他还说晚上春藕斋有舞会，要高智随他一块去。
　　高智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北京之行竟是他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且说1月14日，“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后，最后定稿为“二十三条”。刘**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基本上是把毛泽东的讲话列成条文，有的作了文字加工，有的就是毛泽东的原话。这个文件虽然没有公开点名批判刘**，实际上已经把毛泽东和刘**之间长时间存在的矛盾与斗争公开化了。《二十三条》中规定说：
　　“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为“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二十三条》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的“四清”运动中的“秘密串联、大兵团作战”的“左”的偏向作了纠正，规定：
　　要正确对待基层干部，干部中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少数是问题多的和性质严重的。要尽快地解放干部，对干部一定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对待。要以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逐步做到依靠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从而实现群众、干部、工作队的三结合。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社员群众。把政策交给群众，不要在少数人中活动，反对搞神秘化和繁琐哲学。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
　　《二十三条》又提出了搞好四清运动的6条标准。同时，对阶级斗争问题作了明确的论述：
　　“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利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有些社、队、企业、单位的领导，受到腐蚀，或者被篡夺。我们的工作，在前进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实践证明，只要全党更深入地、更正确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各项规定，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那么，城乡存在的许多问题，并不难发现，也不难解决。”
　　《二十三条》中还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十几年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二十三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阵地。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它坏分子。在上面的，有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陈伯达把上面第二句改为：
　　“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
　　毛泽东表示赞赏。
　　在“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一句中，“部门”二字是周**提议加上的。毛泽东理解周**的用意，就同意了。
　　中共中央还为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专门写了一个通知，通知中写道：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为准。”
　　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1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
　　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1963年5月搞了10条。为什么只隔了3个月，9月北京又搞出一个10条？只有3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2个10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1964年8月1日推广“桃园经验”的讲话——笔者注），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
　　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110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说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110万人搞那么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需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联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
　　毛泽东又谈到了文学艺术界的问题，他说：
　　“你这个文艺，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1个团不行，用1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年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指赫鲁晓夫——笔者注），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
　　会议结束后，刘**找毛泽东谈话，他检讨说：
　　“我对主席不够尊重。没有尊重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说：
　　“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1月15日（一说29日），毛泽东看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后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以至于发展到为所欲为。”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也在旁边批示道：
　　“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
　　陈正人在信中还说：“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在旁边批道：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笔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1月间，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长远规划设想汇报时说：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福和中学老师

　周**立即指示二机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
　　1965年初，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点名批评了邓**。他说：
　　“邓**耳朵聋，一开会就在离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6年不向我回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们不是说他很有能力吗？李富春休息1年，计委谁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纪律的，有些事是对书记处讲的，书记处没有向我讲，邓**对我是敬而远之。”
　　1965年初，毛泽东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将《黄琼传》、《李固传》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
　　　　　　　　　　　　　　　　　　　　　　　　　　毛泽东
　　毛泽东批示中所说的刘、周、邓、彭是指刘**、周**、邓**、彭真。
　　李固、黄琼是东汉人。李固仰慕黄琼的才学，就勉励他出仕。后来，黄琼终于应召入朝，却又在中途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后，才继续向京城出发。当黄琼到达洛阳近郊时，收到了李固写给他的一封信。李固在这封信中，非常诚恳地启发和开导了黄琼。信中所写的“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些名言，—方面批判了当时那些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以那些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以致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告诫。
　　毛泽东之所以推荐这两篇传记，除了其它原因以外，还在于李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的利益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以及李固宁死不屈的气节，深深地感动了他。
　　再说1965年，周**率代表团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在飞机即将飞临开罗前，他突然接到电报通知说，阿尔及尔发生了军事政变，布迈丁已经推翻了本贝拉总统，建立了临时政府。周**趁飞机在开罗加油时，通过邓**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召开。毛泽东和书记处研究后，同意周**的意见，让他们留在开罗一边访问，一边观察阿尔及尔的局势。谁知此时已经先期到达阿尔及尔的外交部长陈毅，却擅自放了一炮。
　　原来，陈毅提前到达阿尔及尔后，正好遇上了阿尔及尔政变。前来参加会议的许多亚非国家领导人都非常着急，他们出于对中国政府和对陈毅外长的信任，纷纷向陈毅打听中国的态度。陈毅戎马半生，性格刚直，是个有名的炮筒子，他看到各国朋友都着急，就未加思索地说道：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而且一定要开好！”
　　他把话讲得太死了，没留余地。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召开。可是，后来由于阿尔及尔局势不明朗，会议已经无法按时举行了，于是，各国代表团就纷纷离去。
　　周**从开罗回到北京，听说陈毅放了空炮，连连说：
　　“胡闹台，简直是胡闹台！”
　　陈毅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就到西花厅来见周**。他一进西花厅前院，工作人员热情地向他打招呼，他却连连说：
　　“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他走到门口，悄悄问卫士：
　　“总理干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说：“生气了。”
　　陈毅一步跨进西花厅，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像见毛泽东那样，以军人的标准姿势报告说：
　　“总理，我来了。”
　　“你无组织无纪律！”
　　周**浓眉扬起，目光灼灼，当头就是一棒。他朝陈毅疾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他又猛地停住脚步，用力盯住陈毅，转过身又是几个疾步，立在办公桌旁，背对着陈毅，以拳击桌，砰砰砰三声：
　　“这是不允许的！”
　　周**的敲击并不算重，可陈毅的脸色已经发白了，他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颈挺直，将本来已经立正的身体更加立正了，说：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
　　“就这一句就完了？”周**转过身，目光逼着陈毅，声色俱厉：“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
　　周**起伏的胸脯渐渐恢复了常态，目光和声音也缓和多了，他望着陈毅说：
　　“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说：
　　“我向毛主席、党中央做检讨。”
　　陈毅走了，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地向周**进言说：
　　“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目光严肃地望了一圈在坐的人，说：
　　“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
　　秘书也趁机小声说：
　　“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周**的气已经消了，他摇摇头，说道：
　　“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1965年初，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她一心要打开批判《海瑞罢官》的突破口，于是，她找到了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文艺评论家李希凡，要他写文章批《海瑞罢官》。江青估计李希凡会接受这项任务，没想到李希凡竟然没有答应。江青只好来找康生，她问康生：
　　“你那里有懂文艺的好笔杆子吗？思想和政治上都要非常可靠的。”
　　康生一连说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李希凡。江青摇摇头，说：
　　“这场斗争，可能会引起大的政治风波。作者要准备撤职、判刑甚至杀头和被人暗算。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把我们给端出来，当然在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才会出来讲话。所以作者一定要有政治觉悟和政治水平。一般的水平是不能胜任这场斗争的。而且这场斗争要像中苏大论战那样有声势，有气魄。”
　　康生说：
　　“如果这样，作者就太难找了。”
　　江青看出在彭真主持工作的北京，是攻不下《海瑞罢官》的，于是，她又来到上海，找到上海市委候补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借上海攻北京。江青在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张春桥商定，由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撰写《评（海瑞罢官）》。
　　1965年2月10日，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后将路过北京，周**同意和他们进行接触性会谈。
　　2月11日凌晨，周**给毛泽东写信说：
　　“我们这次对苏方过路接待规格也不算低、不算冷了。我今天上午9时至10时半的会谈，还要涉及国际形势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错误立场和观点，争论不求解决，只为今后外交来往做一交代，否则要改进国家关系，即使3月1日会议取消也很难进行。”
　　周**还建议说：
　　“主席见苏联代表团一次，自有积极作用。”
　　毛泽东接受了周**的建议，同意接见柯西金一行。
　　2月11日上午11时，周**陪同柯西金去见毛泽东，这使柯西金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在中国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
　　毛泽东拿起一支香烟，又抽出一支请柯西金吸，柯西金说：
　　“谢谢，我不会抽烟。”
　　毛泽东自己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说：
　　“你们都是讲卫生的。”
　　柯西金开玩笑地说：
　　“我是专门挑选了不抽烟的人组成代表团的。”
　　周**在旁边插话说：
　　“他们两位将军不听他的。”
　　毛泽东哈哈一笑，指着两位苏联将军说：
　　“噢，我还有朋友啊？”
　　毛泽东言归正传，似乎很认真地说道：
　　“苏共二十大，我不赞成。什么斯大林那么坏，有个人迷信。到后来又搞成一个赫鲁晓夫也搞个人迷信，我就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搞的。这个赫鲁晓夫是个好人嘛，你们为什么把他整下去呀？”
　　柯西金说：
　　“我们当然可以谈为什么把他解除了。可是，你们不是说，你们把他解除了吗？”
　　毛泽东抽着烟，说：
　　“他身体不好？我们没有把他解除，我们没有收他的照片，也没有收他的书，照样发行。”
　　他弹了弹烟灰，似乎不无遗憾地说：
　　“就是销路不行，可惜呀，销路不行。赫鲁晓夫这个同志怎么搞的？”
　　柯西金被弄得哭笑不得，便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
　　“毛泽东同志，他怎么搞的，你们最好问赫鲁晓夫他本人最方便。”
　　柯西金原想这一将，管教毛泽东无法还口，没想到毛泽东竟然说：
　　“叫他来一下嘛！”
　　周**和刘**被毛泽东逗得哈哈大笑起来。柯西金亦非无能之辈，微微一笑，说：
　　“你去叫他来嘛！”
　　毛泽东顺水推舟问道：
　　“我们现在发出邀请，你们代表团可以答应吗？这是个宝贝呀！”
　　毛泽东这一将，柯西金没有退路了，他哪里能做得了主啊？于是只好退回去说：
　　“赫鲁晓夫的问题，我们已经给你们谈过了，跟周**同志谈过，很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笑嘻嘻地问道：
　　“谈过了吗？”
　　周**插话说：
　　“我说，我们不满意那个解释，因为没有谈实质性问题。”
　　周**知道毛泽东再怎么将军，柯西金是不会对赫鲁晓夫下台问题再露任何口风的，于是就转换了话题，不料他和柯西金又在越南战争问题上争论了起来。毛泽东笑着打圆场，说道：
　　“你们两国总理吵起来了啊！”
　　柯西金说：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两个总理是不会吵起来的。”
　　毛泽东频频摆手，不以为然地说：
　　“你们两个总理总打仗，而且看来柯西金总是打胜仗。”
　　柯西金一笑置之。毛泽东继续追问说：
　　“你这次又得到不少胜利回去吧？”
　　柯西金摇摇头，说：
　　“毛泽东同志，我们没有打仗，我也没有取得胜利的任务。而且，如果有这种任务，也是无法实现的。”
　　毛泽东侧过脸问：
　　“噢，无法实现？”
　　“像周**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全世界都说周**同志是最伟大的政治家。”柯西金说罢，看看毛泽东，又望望周**，为自己的一箭双雕颇为得意，就接着说：“前天美国报纸上就是这样登的。”
　　11日中午，柯西金在苏联驻华使馆设宴，答谢周**对他的热情招待。下午1时半，柯西金一行离开北京回国，周**到机场为他们送行。
　　此后，勃列日涅夫在1965年3月不顾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召开了制造分裂的共产党、工人党会议。至此，中苏两党关系不可挽回地再次彻底破裂。
　　1965年2月18日，廖沫沙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一篇题目为《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的文章，公开作了自我批评。
　　2月19日下午4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周**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第一次会见了毛泽东。毛泽东手举着香烟，幽默地说：
　　“中国人民欢迎你们。我们见到你们很高兴，我们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的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的主意，我们不是谁要剥削谁，我们是互相帮助。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要提防。”
　　毛泽东突然把话题一转，问起坦桑尼亚发生的兵变。周**插话说：
　　“在他们发生兵变时，我正在非洲访问。”
　　毛泽东笑着问：
　　“那次兵变是不是他搞的？”
　　众人都笑了起来，尼雷尔急忙否认。周**说：
　　“当时，坦噶尼喀、乌干达、肯尼亚接连发生兵变，3国都请了他们的军队进行平息，但坦噶尼喀是头一个把他们的军队送走了。”
　　毛泽东突然问尼雷尔：
　　“听说你们那里野兽很多，有斑马吗？有老虎吗？有狮子吗？”
　　尼雷尔作了详细地回答，又说：
　　“周**总理访问我国的时候，我要陪同他看看我们的野兽。”
　　1965年2月20日至26日，毛泽东在长沙，此后回到了北京。
　　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
　　1965年3月2日，刘**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了文艺界的整风，试图尽早把文艺界的批判运动风停下来。邓**在会上说：
　　“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就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踏着别人肩膀自己上台。对文艺界的错误批判要赶快刹车。”
　　身为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彭真，也提出学术讨论要降温。
　　这样，《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编者评论和文章，提出不要否定古典文学作品，也不要否定有缺点的现代文艺作品。
　　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
　　1965年4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中，免去齐燕铭、夏衍的文化部副部长职务。
　　4月9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病逝于成都。
　　4月27日，江青在谈到柯庆施的时候说：
　　“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
　　4月28日，29日，毛泽东在武汉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关于战备计划的汇报时说：
　　“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
　　谈到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时，毛泽东说：
　　“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它的统统都吹了。”“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4月29日，毛泽东在武汉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于4月18日编印的《文电摘要》第58号上刊登的《关于棉花收购、分配和战略储备情况》后，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
　　江青：
　　此件可阅。形势大好。
　　　　　　　　　　　　　　　　　　毛泽东
　　我今日离此去别地爬山。又及。
　　4月29日，毛泽东到了长沙，他在这里住了22天，一直到5月21日上午。
　　1965年5月7日，空军司令员、上将刘亚楼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英年早逝，享年55岁。
　　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痛悼刘亚楼，按大将规格极其隆重地为他举办了葬礼。
　　5月9日，林彪在上海召见了吴法宪，他说：
　　“空军司令这个职务很重要，谁都想当，我考虑由你改任空军司令员，不要传出去，还没有报告毛主席批准。贺龙知道了，他会提别人任空军司令员。这个职务是块肥肉，谁都想吃。我要争取报告毛主席。”
　　吴法宪说：
　　“我一定不辜负林副主席的期望。”
　　林彪说：
　　“空军司令是个实权，不能放弃。”
　　吴法宪马上说：
　　“我这个空军司令是挂名的。真正的空军司令是林副主席。”
　　不久，林彪在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建议说：
　　“空军政委吴法宪对空军的工作比较熟悉，多年来在抓突出政治和活学活用主席著作方面成绩很大，他是一个既懂政治又精通军事的空军干部，由他担任司令员我放心。”
　　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
　　林彪立即再次召见吴法宪，他说：
　　“空军司令员的位置，我已经说服了毛主席，有些人企图争夺这个位置，把它当作了肥肉，但是毛主席已经同意了我的意见，由你改任空军司令。”
　　吴法宪激动地说：
　　“我永远也忘记不了林总对我的培养，我要世世代代地忠于林总，不管林总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直至献出我的生命。”
　　后来，林彪对江青和毛泽东提到这事的时候，曾经这样说：
　　“吴法宪担任了空军司令员的时候，激动地对我说：‘我要永远忠于林总，感谢林总对我的培养’。我对他说：‘应该感谢毛主席，是毛主席在培养你，你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吴法宪这个人，战争年代是个干将，在和平年代的路线斗争中也是一个干将，他会很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5月12日，毛泽东发表了《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国武装侵略的声明》，严厉谴责了美帝国主义，坚决支持多米尼加人民的爱国斗争。
　　5月中旬，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前，会见了秘密访华的胡志明主席。
　　胡志明身着米黄色咔叽布中山装，灰白的长须，飘在胸前。毛泽东亲切地和这位老朋友握手拥抱。宾主落座后，胡志明对毛泽东说：
　　“我这次到中国来，有3个目的，第一是问候你和中共中央其他同志的健康。第二是代表越南劳动党、越南人民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给予我们抗美斗争的各项援助。第三是祝贺中国第二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毛泽东说：
　　“第一点、第三点我接受，第二点不接受。全世界人民都感谢你们。感谢越南，不是你们感谢我们。”
　　胡志明坚持说：
　　“我们要感谢你们。不只是我个人这样看，全体越南人民都这样看。有两个中国同志，不署名捐款给我，一个寄100元，一个寄几十元，并说明是他们节省下来的薪金，捐献给越南，打美帝国主义。我们两国的关系真正是唇齿相依，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兄弟友谊。美军要增加到10万，要继续升级，要炸越南的工厂，要炸海防，甚至河内。我们已下定决心，即使敌人炸坏河堤，淹没许多地方，我们全党，我国政府和全国人民仍然坚决打下去。越南人民知道，不打败美国是抬不起头来的。我们准备打5年、10年、20年。”
　　“美国打不了20年。”毛泽东说：“美国打不赢你们，他们怕你们，你们将打赢美国。美国人少，你们人多。他顶多来个十来万人。”
　　胡志明说：
　　“美国来个十来万人，我们不担心。我们可以打败美国的陆军。我们不止有正规军，有游击队，有人民，而且气候、蚂蟥、蜂子、蚂蚁、沼泽都是我们的同盟军。我们还有坚固的后方，这就是中国。”
　　毛泽东说：
　　“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来自湖南，咱们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不要客气。”
　　胡志明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摸出一张条子，递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看，原来是一张绘制着越南要抢修抢建的12条公路的示意图。
　　该吃饭了，毛泽东邀请胡志明一同进餐。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奇特的想法，对胡志明说：
　　“我想到你们那里去，秘密去。”
　　胡志明说：
　　“欢迎你去，但现在局势是这样，敌机常轰炸。”
　　“我就是要去看轰炸，要去轰炸的地方。好几年没有看到轰炸了。”
　　“等形势好一点请你去。”
　　毛泽东固执地说：
　　“形势好转我又不去了。我就是想现在去。以前，我被国民党、日本、美国的飞机轰炸了几十次，几百次，就是没有炸到我。现在，我想到你们那里看看，即使到靠近的地方也好。可以秘密去。”
　　胡志明劝道：
　　“你目标太大，越南的孩子都认得出你来。”
　　“可以化装成一个中国专家就行了。”
　　“怎么化装都认得出来。等适当的时候，我会请你去的。”
　　“我就是想现在去。”
　　胡志明自然是不能答应的，他婉转地说：
　　“等下半年，看情况如何再定吧。”
　　后来在5月25日上午，周**接到毛泽东与胡志明会谈的电话通报后，立即召集总参和交通部、外交部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开会讨论落实援越问题。6月9日夜晚，周**亲自安排的援越部队就要出发了。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代表中央军委和3总部，欢送由王名辉率领的第一支中国援越部队进入越南境内。
　　不久，中国援越部队在约翰逊宣布美军直接出兵参加越南战争的第二天，秘密抵达了越南北方。此后，大批的援越部队先后进入越南，使越南北方能够抽出大批部队和青壮年，有组织地开赴老挝和越南南方，拓宽“胡志明小道”，进行抗美战争。大批中国解放牌汽车紧急运送**物资到越南南方，有力地支援了南方解放战争。
　　欲知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后去向何方？有何特殊意义？且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65年1月9日接见斯诺时候的心态，完全是一种大决战前夕的状态，斯诺是没有也不可能猜想得到的。
　　毛泽东在1960年和这一次与斯诺的两次谈话中，都做出了准备与美国政府接触的暗示，很遗憾，美国政要人员是不可能理解毛泽东的这种特有的处事方式的。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19
第319章
　　“现在20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将亲手参加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话说1965年5月21日上午11点，毛泽东在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夫妇和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副厅长高文礼的陪同下，从长沙市陈山招待所乘汽车前往火车站。
　　毛泽东的专列于12时50分到达株洲，换乘苏制吉姆汽车，经醴陵、攸县，于下午7时许到达茶陵县城。
　　毛泽东吃过晚饭，就在县委办公室里安置了自带的一张床和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具，像窗帘、被褥、便桶之类，在这里住了一夜。
　　5月22日一早，茶陵县委书记找到汪东兴说：
　　“毛主席来茶陵，你应该事先告诉我们，我们好做安排。”
　　汪东兴说：
　　“主席怕惊动群众和干扰你们的工作。我们这次是路过茶陵去井冈山的。”
　　县委书记说：
　　“我的房子可以让毛主席住。毛主席住在办公室里，我们心中十分不安。”
　　汪东兴说：
　　“住办公室也蛮好。主席睡惯了自己的床，我们按照毛主席的基本生活习惯带来了一些用品，不麻烦你们了。我代表主席谢谢你们，请你们放心。”
　　县委书记说，县委的领导同志们想见见毛主席。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说：
　　“当然要见嘛！路过一次茶陵也不易呀。38年前路过茶陵时很狼狈。那时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一部分被敌人追赶着，一部分被敌人阻截着，到茶陵吃住都困难。这一次来可不一样了。”
　　毛泽东喝了一口龙井茶，点燃一支烟，高兴地说：
　　“你先安排好，待我吃过饭就见他们。”
　　早饭后，毛泽东接见了茶陵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张平化夫妇、李强、徐业夫和汪东兴陪同接见，毛泽东与他们合影留念。照完相，毛泽东对大家说：
　　“这次我们就不多谈了，要赶路，谢谢大家。”
　　众人热烈鼓掌，目送毛泽东上了汽车。
　　毛泽东一行经莲花县到达永新县，在县委招待所休息，吃午饭。然后，毛泽东接见了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副省长王卓超、周克用、黄荣庆和永新县委负责人。永新县委的负责人问毛泽东午饭吃好了没有，毛泽东说：
　　“这顿饭又吃到当年在永新吃过的新鲜腊肉、鸡、鱼、青菜，味道都不错，比当年吃得更香，而且是从从容容吃的。”
　　毛泽东接见完毕，又乘车向宁冈县井冈山方向前进，于天黑之前就到了井冈山北麓茅坪位于山腰的谢氏慎公祠和祠后他曾经居住过的八角楼。毛泽东没有下车，乘车围着八角楼转了一圈。然后又驱车上了黄洋界。
　　毛泽东一下车就快步走向山顶，他对身边的人说：
　　“这就是黄洋界！当年我们就是利用黄洋界的险要地形，经过和敌人的几次较量，把敌人赶下了山。那时为了减少伤亡，保存自己，我们在这里构筑了一些工事，给敌人很大打击。”
　　毛泽东又对汪东兴说：
　　“东兴同志，你去那边看看，还有没有当年工事的痕迹？”
　　汪东兴按照毛泽东指示的方向前去查看。毛泽东和张平化夫妇在黄洋界上合影留念。汪东兴去不多时，回来报告说：
　　“主席，有几个地方还依稀可以看出有当年构筑的壕沟式工事在。”
　　毛泽东又仔细查看了已经修复一新的当年守哨红军战士住过的营房，而后怀着复杂而沉重的心情，缓缓走上38年前初上井冈山时所踏过的山坡。
　　是日晚，毛泽东来到茨坪宾馆。他微笑着对身边的人们说：
　　“这可和当年大不一样了！那时敌人前堵后追，我们靠两条腿拼命走，1000多里路走了半个多月。这次来坐汽车，两天就到了井冈山，还是机械化快！”
　　5月23日，毛泽东对汪东兴说：
　　“请你办两件事，第一，拟一个电报给中央、周总理，告诉他们，我已安全抵达井冈山，请他们放心。这里山高路远，如没有急事暂不要送文件来。第二，安排工作人员和湖南来的同志分批参观一下井冈山。最好请当地熟悉情况的同志帮忙介绍一下情况，让年轻人增加些历史知识。你抽时间去参观一下井冈山博物馆，回来向我讲讲展览室的情况。”
　　5月25日，毛泽东找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等人谈话。张平化要汇报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毛泽东说：
　　“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张平化不可能知道，此时的毛泽东胸中正酝酿着将要发动的一场气势磅礴的风雷。接下来，毛泽东深情地回忆了历史，他说：
　　“我离开井冈山已经38年了。这次故地重游，回忆起38年前的那段历史，心情总是非常激动的。为了创建块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我是想回井冈山看看，一别就是38年啊！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高兴、激动。没有过去井冈山艰难的奋斗，就不可能有今天了。
　　什么事情都是开头难。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反革命事变，宣布**。5月21日，发生马日事变，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围攻省工会、省农会，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了反革命事变。中国革命遭到了巨大的挫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才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后来瞿秋白他们在湖南弄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可以出政权’的话。他们大为恼火，认为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就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给撤了，以后又说中央委员也要撤了。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井冈山，说是把我的党籍也开除了。这样一来，井冈山人也火了，不服气，为我打抱不平，要向中央写报告恢复我的党籍和名誉。我劝他们不要写了，开除就开除了，有啥子要紧？他们真开除了我的党籍，我还是要干共产党的。井冈山人听了我的话，很认真地说：‘开除了你的党籍，你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师长总还是可以当的吧。’”
　　毛泽东笑了笑，接着说：
　　“你们说，井冈山人对我还不好啊？”
　　他继续回忆着历史，说道：
　　“1927年9月份，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有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浏阳的农民和安源的工人武装，在修水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我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当时秋收起义的目标是攻打长沙，结果在围攻战中，原来收编的旧白军残部邱国轩团叛变。加上敌众我寡，我军又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就告吹了。
　　秋收起义的部队于1927年10月转战至永新、宁冈两县交界的三湾村，战斗中我观察到这支队伍在战斗中有不听指挥、纪律松懈、不会做群众工作的现象。有的人还有旧军队中不良习气。另外，还有官兵关系不平等、缺乏民主空气等问题。我提议部队在此整编，把原来的4个团改编为1个团。实际当时剩下2个营，7个连，不足1000人。对于那些对革命灰心丧气、摇摆不定的旧军官，根据整编原则，愿者留，不愿留者发给路费让其回家。这样，愿意留在革命队伍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过惯艰苦生活的、政治上坚定的贫苦出身的工人、农民以及革命军人。人虽然少了，但却精干得多了。
　　后来我们上了井冈山，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后，在井冈山站稳了脚，扩大巩固了井冈山这块革命根据地。所以人们现在说，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今天井冈山各方面比起38年前是大不相同了，上山坐汽车，住楼房，吃饭是4菜1汤，穿的是干净整齐的衣服，真是神气多了。但是我劝大家，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不愧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没有井冈山过去艰苦卓绝的奋斗，就不会有今天革命的胜利。胜利真是用生命换来的呵！”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几口，接着说：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腐化、蜕化和变质，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续？怎样继续？”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占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5月25日晚，毛泽东对历史的深深地回忆和对现实的缜密思考，激情与诗兴大发，提笔填写了《水调歌头&#8226;重上井冈山》，其词云：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换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5月26日，毛泽东起床后用过饭，就在住地附近散步。他对陪同散步的井冈山管理局负责人说：
　　“我这次回井冈山来看看，感到井冈山的变化很大。修了公路，通了汽车，解决了上山难的问题。”
　　管理局负责人说：
　　“现在井冈山已经修建好了两条公路，一条是由黄洋界到宁冈、永新，一条由拿山、泰和去吉安。还有一条由井冈山到遂川，这条路正在修建中。”
　　毛泽东问：
　　“井冈山现在建有博物馆、纪念碑，还有这么好的宾馆，来客多不多？”
　　管理局负责人说：
　　“不少，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来井冈山参观的人很多。”
　　毛泽东说：
　　“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燎原之火。井冈山的斗争，指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方向。当时有人提出井冈山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疑问，我们以实践回到了这个问题，坚持了井冈山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斗争的实践，被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这些根据地做后盾，就不可能取得全国的革命胜利。革命成功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你们应该利用井冈山革命的这些历史，多宣传井冈山的革命传统，让后来的年轻娃娃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
　　管理局的负责人问：
　　“当年井冈山的斗争那么艰苦，战斗那么频繁激烈，许多同志英勇献身了，您知道现在还有哪些老同志健在吗？”
　　毛泽东说：
　　“从全国来说，当年在井冈山战斗过的人还不少，包括现在党政军领导岗位上的领导同志如朱德、林彪、罗荣桓、陈毅、陈伯钧、陈士榘、何长工、彭德怀、谭震林、陈正人、江华、萧克、曾志、彭儒、贺子珍等。袁文才、王佐不在了。现在在西藏军区工作的张国华同志，原来是王佐部下的兵，是个很能干的同志。”
　　5月27日下午3时，汪东兴拿着中共中央派人送上井冈山的文件，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此时，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写诗。这就是毛泽东在井冈山填写的第二首词：
　　　　　　　　　　　　　　　　念奴娇&#8226;井冈山
　　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5月29日，毛泽东起床散步后，对张平化、刘俊秀、汪东兴说：
　　“井冈山是座好山，风光好，空气新鲜，是休息健身的好地方。我们已经住了1个星期，该走了。”
　　张平化、刘建秀说：
　　“能有这次难得的机会陪同主席重上井冈山，心里非常高兴。现在井冈山的人民迫不及待地要见主席。”
　　毛泽东说：
　　“我们难得上山一次，一定要见他们。昨天我让东兴同志安排了，不知安排得怎么样了？”
　　汪东兴说：
　　“我按主席的意见，将人分成4批会见。”
　　毛泽东说：
　　“就照你的安排办，下午见面，见完就走，不要他们送了。”
　　下午4时，毛泽东接见井冈山人民的活动就要开始了。此时井冈山上人声鼎沸，欢声雷动，到处都有人高喊：
　　“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井冈山人很有秩序地分批同毛泽东见了面。毛泽东每接见完一批，仍然频频向人们挥手致意。最后，他在欢呼声中登上汽车，开始下山了。井冈山人民群众自动拥到道路两旁，为自己的领袖送行。
　　毛泽东一行经拿山、泰和县直达吉安地委招待所。由于这一天太劳累，毛泽东吃过晚饭就休息了。
　　5月30日，毛泽东起床后问汪东兴：
　　“今天如何安排？”
　　汪东兴说：
　　“一大早，吉安地委的同志就要我转达他们要见主席的愿望，我答应报告你后再定。”
　　毛泽东说：
　　“那就见吧，照照相。”
　　毛泽东会见了吉安地委常委、吉安市委的负责人，和他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会见结束后，乘汽车经峡口、分宜到达樟树的火车站，和张平化、刘俊秀等人依依话别，上了专列。
　　1965年6月2日，毛泽东在杭州读了国际关系研究所5月3日编印的《帝国主义动向》第15期，针对里面所载的《从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越南问题上的争吵看美国扩大战争的动向》一文，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江青阅。这是一个研究所的分析，可一看。他们认为有可能马上打仗。我看也许如此，也许暂时还不会。一二三年之后才打，我们就有准备了。但我们要放在马上打的基础上部署工作，中央已作了决定了。
　　　　　　　　　　　　　　　　　　　　　　　　　　毛泽东
　　　　　　　　　　　　　　　　　　　　　　　　6月2日于杭州
　　6月6日，毛泽东在同汪东兴谈话时说：
　　“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
　　6月7日，毛泽东读了中央办公厅5月29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173期，关于上面所载的《山西省农民讲习所办得很好》一文，给江青写了一个批语：
　　江青阅。共4件，如精神好可以一看。
　　　　　　　　　　　　　　　　　　　　　　毛泽东
　　毛泽东在杭州期间，要到柳莺宾馆去看望住在那里养病的胡志明，他交代警卫处长伍一说：
　　“胡主席身体不好，不要通知他说我要去看他，你们工作人员知道就行了。不然的话，胡主席就要先来看我了。我是主人，他是客人，应当我先去看他。”
　　从刘庄到柳莺宾馆，只需要七八分钟时间。毛泽东的车子一开动，伍一就吩咐工作人员打电话告诉了胡志明。毛泽东的车子刚进柳莺宾馆的大门，胡志明已经从房间里走出来迎接了。他见毛泽东下了车，就快步迎上，问候道：
　　“毛主席好！”
　　“胡主席好！”
　　毛泽东也微笑着快步向前，紧紧地握住了胡志明的手，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走边交谈起来。叶子龙和伍一就在他们身后十几步远的地方警卫着。这一次会见，只是属于礼节性的看望，毛泽东和胡志明并不谈实质性问题。几分钟后，叶子龙、伍一见毛泽东向他们招手，知道会见就要结束了，赶紧走上前去。毛泽东问叶子龙：
　　“胡主席这边的工作是谁在负责？”
　　叶子龙回答说：
　　“伍一同志。”
　　毛泽东把伍一叫到跟前，拍拍他的背，对胡志明说：
　　“我每次来杭州，都是他管我。这次，我就把他让给你了。”
　　胡志明高兴地连连说：
　　“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与胡志明亲切地握手告别。胡志明见车子开走了，就问伍一：
　　“毛主席在这里，你为什么不跟过去呢？”
　　伍一微笑着回答说：
　　“照顾好胡主席，跟照顾好毛主席一样重要。”
　　胡志明闻言非常感动，他深情地感叹道：
　　“毛主席很伟大，做中国人真幸福。”
　　6月16日，毛泽东和周**、彭真、李先念、薄一波听取了余秋里、谷牧关于第3个五年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说：
　　“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5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3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6月20日这一天，正是星期日，毛泽东在上海单独约见古典文学史专家刘大杰。刘大杰因为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因此他颇为拘谨。毛泽东见刘大杰如此，就问道：
　　“你是哪里人？”
　　刘大杰说：
　　“我是岳阳人。”
　　毛泽东闻言，即刻朗声吟诵起杜甫的《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毛泽东在谈文论史时，说：
　　“屈原写过《天问》，过了1000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
　　他还说：
　　“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1965年6月26日，已经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对卫生部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他说：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15%的人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的还是老爷。广大的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应改为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
　　毛泽东提出医学教育要改革。他说：
　　“医科大学生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6年级毕业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也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医疗的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5亿多农民。”
　　毛泽东主张医生应该下乡。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一些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他的都到农村去，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这就是时人和后人常说毛泽东的《六&#8226;二六指示》，这个指示在医学界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卫生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公开全面地宣传贯彻。他们认为，在这个指示中，有不少是无法办到的。
　　6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派人给章士钊送去桃子、杏子各5斤，并附上一信。
　　原来章士钊从1960年开始撰写《柳文指要》，到1965年上半年，上下两部近100万字的初稿已经完成。毛泽东闻知此事，说是自己也爱柳文，要章士钊将书稿送他一阅。章士钊便派人将上部书稿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附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5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含之同志身体如何？附此向她问好，望她努力奋斗，有所益进。
　　　　　　　　　　　　　　　　　　　　　　　　　　毛泽东
　　1965年7月3日，毛泽东在北京师范学院的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20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将亲手参加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
　　“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施行。如何请酌。”
　　欲知毛泽东对青年一代的期望能否实现？不在本传内容之列，请读者诸君自去研究好了。
　　东方翁曰：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绝不仅仅是为了怀旧。在他决策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思想大决战前夕，此举和横渡长江一样，更多的是一种坚定的政治抱负的展示。也可以说，他所填写的《水调歌头&#8226;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8226;井冈山》这两首词，既是对往昔峥嵘岁月的回忆，也是对未来在思想战线上进行艰难斗争的一个宣言。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20
第320章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话说1965年7月17日深夜，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在中共“爱国一家”的号召和周**的安排下，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搭乘一架波音707客机回国。
　　7月18日凌晨，波音707客机飞行在中国南部边境云海中，进入广州市区上空，李宗仁凭窗俯瞰故土的山山水水，激动地对他的夫人郭德洁和秘书程思远说：
　　“我回来了！16年前，我飞离广州的时候，万想不到再会回来，可是世事变化常常出人意外，由于祖国的召唤，今天我又回来了。”
　　李宗仁是在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后于1949年12月经香港飞往美国的。他身在异乡，寂寞孤独，思念祖国之心日益迫切。本传前文已经说过，经过程思远多次归国联络，奔走于中美之间，排除险阻，终于使他回到了祖国。
　　言归正传，且说波音707客机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徐徐降落。周**、陈毅、叶剑英、张云逸等人在机场迎接李宗仁一行。李宗仁走下飞机，激动地抱住周**，半天说不出话来。周**说：
　　“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
　　李宗仁认出了他在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老战友、大革命以后的老对头张云逸，他握着张云逸的手说：
　　“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你，胜之兄！”
　　张云逸说：
　　“德邻公，不要客气，今后我们都是一家人。回来就好，叶落归根！”
　　7月18日这一天，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毛泽东对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兴趣甚高，他请求章士钊再将《柳文指要》的下部寄给他看。于是，章士钊就将这部近百万字的鸿篇巨著下部寄给了毛泽东。章士钊深感自己的著作有不足之处，就在全书的总序里表示，当世硕学，如有所匡正，得以补过，“何时获知，当即力事补正”。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泽东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高二适，是南京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他在《<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中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接着，毛泽东又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后来，高二适的文章于7月23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7月18日，毛泽东就江青转来的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5月12日关于美术学院使用人体模特儿一事给江青的信，写了两段批示，其一是说：在美术创作中应当使用人体模特儿。其二是写给周**等人的，他写道：
　　定一、康生、**、**、**、彭真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Mod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泽东
　　7月20日，李宗仁一行乘飞机抵达北京，在机场上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民主党派负责人和著名民主人的热烈欢迎。李宗仁感动得热泪盈眶，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拱手致谢。这位国民党的末代总统与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也紧紧地握手。溥仪对李宗仁说：
　　“欢迎你回到我们伟大祖国的怀抱里来。”
　　李宗仁在机场候机大厅里宣读了回国声明，他说：
　　“16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坚决奋斗，使国家蒸蒸日上，并且在最近已经连续爆炸成功了两颗原子弹。这都是我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凡是在海外的中国人，除少数顽固派外，都深深为此感到荣幸。我本人尤为兴奋，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对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今后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是日晚，周**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李宗仁和夫人。李宗仁极为感激，他说：
　　“周总理在庄严伟大的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使宗仁能与各位首长各位朋友欢聚一堂，我一方面感到惭愧，一方面感到欢欣鼓舞，对此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恳的谢忱。”
　　“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咎既往，欢迎我回到祖国，这种宽大精神，更使我感动。”
　　7月21日，毛泽东给陈毅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陈毅和毛泽东二人私交很好。许多高级干部见了毛泽东，毕恭毕敬，不苟言笑。而陈毅在毛泽东面前就比较随便，二人一见面，陈毅总是先来个立正敬礼，大声说道：“报告主席，陈毅来了。”毛泽东一让座，陈毅就放开了，二人海阔天空地聊，从工作、学习到历史、文学。他们二人还是诗友，陈毅嗓门粗大，声如洪钟，还带有诗人那种特有的热情奔放，说到兴奋处，手舞足蹈，伴着充满激情的开怀大笑，极富感染力。毛泽东向来喜欢陈毅的个性。
　　这一次是陈毅给毛泽东写信，请教写诗的一些技法。他还把自己作的一些诗，送给毛泽东修改。于是，毛泽东就在给他的复信中写道：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
　　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西　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盅酒），山裁（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
　　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反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又，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
　　7月21日这一天，毛泽东还给华罗庚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写道：
　　华罗庚同志：
　　来信及《平话》，早在外地收到。你现在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十分欢迎。听说你到西南视察，并讲学，大有收获，极为庆幸。专此奉复。
　　　　敬颂
　　教安
　　　　　　　　　　　　　　　　　　　　　　　　　　毛泽东
　　后来，华罗庚的专著《统筹方法平话》再版时，作者署名为“齐念一”。有人问华罗庚是怎么回事？华罗庚笑着说：“我这样做，是要永远铭记7月21日，那一天主席给我写信，表示欢迎我为人民服务。”人们这才明白，华罗庚是把7月21日的谐音“齐念一”当作了自己的笔名。
　　且说7月26日上午，李宗仁一行正在北京东郊纺织厂参观，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说是毛泽东在中南海要接见他们。李宗仁等人坐车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毛泽东在游泳池休息室里等待着他们。
　　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正沿着游泳池往前走，毛泽东热情地迎上前去，同李宗仁和他的夫人亲切地握手，高兴地说：
　　“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
　　他又握着程思远的手说：
　　“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毛泽东让大家坐下，突然对李宗仁说：
　　“嘿！嘿！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毛泽东的幽默使李宗仁一时不知所对。程思远脱口说道：
　　“我们是搭上慈航渡登彼岸了，尊敬的毛主席。”
　　彭真跟着说：
　　“是的，登了彼岸。”
　　毛泽东、李宗仁及其他人都开心地大笑起来。李宗仁对毛泽东说：
　　“这一次回到祖国怀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首先应对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谢。几天来我们在北京地区参观访问，亲眼看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感触颇深。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大而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说：
　　“祖国比过去强大了一些，但还不很强大，我们至少要再建设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李宗仁告诉毛泽东说，海外许多人都怀念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都渴望回到祖国来。毛泽东说：
　　“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毛泽东建议李宗仁到全国各地去看看。李宗仁十分乐意。
　　毛泽东邀彭真、程思远和他一起游泳。于是，彭真和程思远便下水跟着毛泽东在一池碧水中前行。毛泽东时而仰泳，时而侧泳，游得那么从容不迫，真如“闲庭信步”一般。程思远游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夸奖他说：
　　“你游得不错嘛！”
　　程思远说：
　　“跟不上主席啊。”
　　毛泽东游了一会儿，上岸晒太阳。他让程思远坐在他的身边，询问程思远的学历和在海外的情况。程思远说：
　　“海外也有很多人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美国总统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他是要部下研究中国。近来一个国民党人对我说过，他也用毛泽东思想办事，他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
　　毛泽东听了，笑着问：
　　“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
　　程思远答不上来，就照实说：
　　“不知道。”
　　“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毛泽东盯着程思远说。停了一下，他又说：“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吸取过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下午一时许，毛泽东要在丰泽园设宴招待李宗仁一行，于是，众人便来到了菊香书屋。
　　饭前，李宗仁谈谈话中对台湾问题久悬未决深以为虑。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
　　“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毛泽东问坐在一旁的程思远：
　　“你的名字为什么叫程思远？”
　　程思远答道：
　　“因为对于自己的前程总应当想得远一点，所以，才回来跟毛主席、共产党。”
　　毛泽东对程思远的回答很满意，又问道：
　　“你有别字吗？”
　　程思远回答：
　　“没有。”
　　“那好，”毛泽东马上说：“我来给你取个别字。中国古代有位大散文家叫韩愈，字退之。现在我给你取个别号，叫近之。远近的近，之乎者也的之。之者，共产党也。近之，从今而后靠近中国共产党。你看如何？”
　　李宗仁表示赞成，程思远也表示感谢，他说：
　　“这是主席给我最大的光荣。”
　　毛泽东提议和大家一起照相，然后吃饭。这是一个丰盛的宴会，有各种各样的京津名菜。宴会气氛也很热烈。李宗仁感动万分，多次感谢毛泽东的盛情招待。
　　下午3时，徐冰部长附着程思远的耳朵说：
　　“可以散了吧？”
　　于是，程思远便对李宗仁说：
　　“德公，现在可以向主席道谢了吧？”
　　“急什么，少壮派！”
　　毛泽东用目光盯着程思远，语气好像严厉，其实十分慈祥。
　　7月31日，刘**、董必武、邓**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了李宗仁。
　　1965年8月3日下午，法国总统戴高乐的特使、文化事务部长安德烈&#8226;马尔罗，准备将戴高乐的一封信交给中国政府首脑，他被领进人民大会堂一个墙上装饰有传统的中国书画的大厅里。马尔罗一眼就认出了身边簇拥着一群部长的刘**的那张“长脸”，于是，便走上前去和刘**握手问候。此时，毛泽东独自站在近处。
　　马尔罗把戴高乐的信件递交给了刘**，刘**没有作答。
　　毛泽东同马尔罗及法国驻华大使握手问候，而后坐下来交谈。他问道：
　　“听说你们去了延安，有什么印象？”
　　马尔罗是个中国通，大革命时期曾在中国活动过。他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后，也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过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毛泽东回答说：
　　“这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马尔罗说：
　　“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的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毛泽东说：
　　“他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变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马尔罗问道：
　　“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毛泽东说：
　　“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
　　他还低语道：
　　“我要独自和群众站在一起——我在等着。”
　　马尔罗谈到法国脱离美国控制和中国离开苏联阵营时，用了“联盟”一词。一直没有说话，夹着香烟的右手在嘴边和烟灰缸之间来回摆动的毛泽东，突然将双手举向空中，又猛然放下，说道：
　　“我——们的同盟！”
　　毛泽东又面带讥讽地说：
　　“你——们的，我——们的。”
　　毛泽东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
　　“我们的工农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作家总是反对马克思主义。”
　　法国大使接过话头说：
　　“中国的青年对您制定的路线是坚信不疑的。”
　　毛泽东反问道：
　　“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法国大使以他最近的中国南方之行，证实他对中国形势的乐观看法。毛泽东说：
　　“你看到的只是一面，你没有注意到另一面。我们的革命不能只是简单地巩固已有的胜利。”
　　这天下午，刘**始终一言不发。
　　8月5日，毛泽东给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写了一封信，并附上《柳文指要》全书。他在信中写道：
　　行老的《柳文指要》“颇有新义”，“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它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
　　8月6日，海军某部在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吴瑞林的指挥下，在“8&#8226;6”海战中击沉了企图对大陆沿海偷袭的国民党海军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12号”。
　　8月6日，全国政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李宗仁和夫人回国茶话会。李宗仁在会上说：
　　“我在十多年前就写信给海外的朋友们说，天下大势已定，我们国民党人和海外爱国人士应该本着服输的精神，让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建国，国家建设好了，我们大家都有份。我后来觉得与其坐而言，何如起而行，所以决定身先回国，深望此一行动能引起台湾军政人员和海外爱国人士同声响应，相率来归，促成国家的最后统一。耿耿此心，想为海内所共谅。”
　　此后，中共中央统战部安排李宗仁夫妇到北戴河疗养。然后，又安排他们到东北、广东、广西等地去参观游览。
　　8月8日，毛泽东接见了几内亚教育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办教育也要看干部。一个学校办的好不好，要看学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要看他们政治水平如何。学校的校长、教员是为学生服务的，不是学生为校长、教员服务的。”
　　8月11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罗瑞卿关于战备问题的汇报，其间，他曾经插话说：
　　“修正主义也是一种瘟疫。”“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我曾经说过，人长了个头，头上有块皮。因此，歪风来了，就要硬着头皮顶住。62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那一次，如果我们点头了，你们在座的其他人，当时可能反对，也可能不一定。这样的经验很多，国内国外、正面反面的都有。这些经验，我总是要讲的，或者在全会上，或者在明年社教运动搞完了开‘九大’时，我要正式讲一次。”
　　前边已经说过，“62年刮歪风”，只有毛泽东和林彪顶住了。他现在说的“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自然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含蓄地来评述那一次重大斗争，常委们自然是心知肚明的。
　　1965年8月，中央组织部又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参加县、地、省领导工作的报告》。报告中说，对新生力量要大力培养，大胆提拔，特别优秀的可以破格提拔。要反对重资格、排辈数、论级别而不强调注意党和革命事业的长远利益的保守思想和习惯势力。

福和中学老师

1965夏天，叶群向李作鹏调查罗瑞卿在大比武中的一些问题，她还交代说：
　　“你要注意罗瑞卿这个人，他是有野心的，想当国防部长，拉人组织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但是你放心，他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他的阴谋得逞不了。”
　　李作鹏说：
　　“请林副主席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林副主席的半点事情的。”
　　1965年夏季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的1间客厅里，接见了来自长沙的客人毛福清。
　　毛福清眼前的毛泽东，不但发福了，而且高大魁梧，身穿米黄色的衬衫，青色的裤子，脚上是青丝袜子，一双布鞋。已经不再是她认识的那位文质彬彬、少年英俊的读书人了。她端详着毛泽东的面庞，怎么也找不出当年那个毛泽东的影子了。毛福清激动地喊了一声：“三哥！”禁不住两眼热泪涌流。
　　毛泽东用双手握着年近6旬的毛福清的手，说：
　　“你是福清妹妹，我还是在你小的时候看见过你。”
　　本传在第一卷中已经说过，毛福清原籍在韶山冲，是毛泽东的远房妹妹，她4岁那年，过继给在长沙三泰街开“彭福泰棉絮店”的姑姑毛贵英、姑爹彭华做女儿。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因为爸爸很少资助他，所以生活上非常拮据，就常常去本家姑妈毛贵英和姑爹彭华家里，有时就在他们家食宿，姑妈总是要给他做些好吃的。毛泽东也把毛福清当做自己的亲妹妹一样看待，教她识字。那时，姑妈姑爹也按旧习俗给毛福清裹脚，是毛泽东好说歹说劝姑妈、姑爹给她放了脚，这才保全了毛福清的一双自然脚。本传在第二卷中还叙述过毛泽东在1925年8月受到军阀的追捕，在姑妈毛贵英家突然遭险，幸亏毛福清机灵，才躲过了一场大难。
　　再说宾主落座后，毛泽东问道：
　　“福清妹妹，你的那双脚走路还方便吧？”
　　毛福清说：
　　“方便，方便。还是托三哥的福。”
　　毛泽东想起在姑妈家避难的事，又问道：
　　“我那次走了以后，姑爹姑妈受连累了没有？”
　　毛福清说：
　　“自从那次三哥走后，家里受到牵连，父亲被迫关闭店门，远走他乡谋生，生活非常艰难。不久，父母因病无钱医治，相继过早的去世了。”
　　毛泽东听后，陷入了沉思。他想起姑妈毛贵英对自己的种种看顾，不禁潸然泪下。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为了报答姑妈毛贵英和姑爹彭华的一饭之恩和掩护之功，总是惦记着他们一家人。他曾经请湖南省委领导人代为寻找，可惜没有找到。这么多年后，还是毛福清写信来，才取得了联系，才有了这次难得的兄妹相会。
　　兄妹两人不知不觉交谈了1个多小时，工作人员连催3次请毛泽东休息，毛泽东才起身对毛福清说：
　　“你们受苦了，我想留你在这里多住几天。”
　　毛福清说：
　　“三哥，你是主席，工作很忙，影响你的工作。再说，乡里快扭禾了，家里的事情也多，我住不得了，以后再来看你。”
　　“那好吧。”毛泽东叫来摄影师，说：“帮我照个相吧。”
　　于是，兄妹俩站在一起，留下了一张合影。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你替我拿点钱给她，再帮她配副眼镜。”
　　两天后，毛福清依依不舍地离开三哥，回到了长沙。
　　8月30日，毛泽东手书了一幅“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日”墨迹。（见西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防报》刊张亚龙文及毛书真迹——笔者注）
　　1965年9月1日，在西藏工委领导下，经过多方努力筹备，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
　　早在1964年，毛泽东接见阿沛&#8226;阿旺晋美时曾经说：
　　“经过民主改革，农奴翻了身，从农奴和奴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干部，成立自治区的条件成熟了。你们应考虑正式成立自治区，实现西**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具体如何办，请周总理同你们商量。”
　　9月间，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创建者之一的许光达，将坦克第2师工兵连班长王杰英勇保护民兵和人民武装部干部的英雄事迹材料上报给中央，毛泽东为此亲笔题词：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此，全军、全国人民掀起了向王杰学习的热潮。
　　9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第3个五年计划和1966年计划的建议。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收到了彭德怀的这一封信，心里很高兴。
　　原来，毛泽东早在1965年夏季就提议要彭德怀到外地去挂职，于是，中央就指派彭真在人民大会堂与彭德怀谈话，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最终没有谈成。后来，彭德怀在9月21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他忍受不了在吴家花园的谪隐生活，要求到农村去搞点工作。
　　9月23日清晨，毛泽东召见彭德怀。彭德怀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早在那里等着。一见面，彭德怀说：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
　　毛泽东略带几分伤感地说：
　　“几年不见，你显老了。我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他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说话间，刘**、邓**、陈云、彭真也来到了颐年堂。毛泽东说：
　　“现在要建设战略后方，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说：
　　“在庐山会议后，主席问到对我的决议案如何看，当时，我向主席作了3条保证。”
　　毛泽东问：
　　“哪3条？”
　　彭德怀说：
　　“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
　　毛泽东说：
　　“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你的问题让历史做结论吧。庐山会议是历史的插曲，已经过去了，要振作精神向前看。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应该为后代多想想，多做点事情。”
　　毛泽东又对在座的几位说：
　　“战略后方最重要的是西南区，它有各种资源，地理也适宜，大有作为。彭德怀同志去，也许会搞出一点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成立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同志为主，彭德怀同志为副，还有程子华。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果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
　　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立三路线时，3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德怀同志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1、2、3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发生‘富田事变’时，有人写出了3封挑拨离间的假信，分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3人。彭德怀同志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3军团前委会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斗争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
　　毛泽东转对彭德怀说：
　　“在我的选集中，还保存了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彭德怀表示，自己的处境到西南三线工作有困难。毛泽东劝他说：
　　“你还是去西南吧！让**、**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彭德怀终于接受了去西南搞三线建设的任务。这次谈话，一直谈了5个多小时。毛泽东还和彭德怀等人共进了午餐。
　　彭德怀从毛泽东那里回去后，兴奋地对家人说：
　　“我们谈通了。”
　　彭德怀自从这次同毛泽东谈话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毛泽东的面。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于1965年11月28日离开北京，去成都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到1967年元旦，他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
　　主席：
　　您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负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驻地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到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该红卫兵共同看押。
　　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
　　　　　　　　　　　　　　　　　　　　　　　　　　彭德怀
　　彭德怀在1973年4月被查出患了直肠癌，4月26日做了切除手术。后来在1974年11月29日病逝，终年76岁。
　　再说1965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面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说：
　“吴晗可不可以批判？”
　　彭真回答说：
　　“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此时，彭真并未真正领会毛泽东这句话的巨大份量，事后，他也未体味出这句话背后隐藏的含义，当然，更谈不上准备对吴晗进行批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则深知毛泽东的意图，于是就加紧了撰写批判吴晗文章的步伐。
　　在上海，姚文元九易其稿，每一稿都是由张春桥把它夹带在《智取威虎山》剧本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请有关人士提出修改意见。文章定稿前，毛泽东不止一次地亲自审阅过，他认为文章“没有击中要害”。
　　1965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他首先问道：
　　“会开得怎么样？”
　　有人说：
　　“会上谈了关于备战的问题，很好，大家思想都通了，比较统一了。”
　　毛泽东说：
　　“比较统一吗？天天讲战争，他又不来打，那不变成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
　　接着他又问道：
　　“就讨论这个问题吗？”
　　有人说：
　　“讨论了计划、粮食、干部调整、四清4个问题。”
　　毛泽东接着问：
　　“还讨论什么？”
　　有人说，讨论到“小三线建设相当快”。毛泽东说：
　　“小三线很重要。有人说分散了怕造反。我看两条，准备打仗，不怕造反。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
　　“我现在说造反问题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很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至于美国是在地方搞起的，日本也是地方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的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各省有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毛泽东又讲了10年内战时期的路线错误，他还说：
　　“那时有些人那么迷信，凡是国际的、中央的都迷信。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总之，要按实际情况办事。”
　　10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他在余秋里讲到计划工作赞成各省搞些小钢铁厂时，插话说：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支持地方要搞5万吨左右的钢铁厂。左右者，可大可小。”“我不怕你们造反。你们制造机器，制造武器，你们就造嘛！我提倡造反，是反对袁世凯称皇帝的那种反。”“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你们不要年年造反哟，如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造反，那就吃亏哟。中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造反，那你还不是修正主义吗？而一个省也造不起来。”
　　继余秋里之后，李先念、彭真分别就财贸、党的建设作了发言。彭真在发言中说：
　　“恐怕我们的各级党委就要把党一直抓下去。因为出不出修正主义，还是在党。党里面不出修正主义，别处出了也不大要紧。”
　　毛泽东插话说：
　　“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
　　彭真讲到党的基层组织时，毛泽东插话说：
　　“靠老爷，不靠人民，你有饭吃呀？你有衣穿呀？而百分之七十是贫下中农。工厂里也有这个问题。”
　　最后，朱德、周**分别就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国际形势作了发言。毛泽东曾经插话说：
　　“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10月13日至14日，是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的1周年。勃列日涅夫仍然执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继续坚持反修。国内有些领导人还没有认清修正主义的本质，对苏联修正主义心存幻想，触动了毛泽东的创作灵感，他写出了《念奴娇&#8226;鸟儿问答》，其词曰：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这首词中的倒数第2句，源自鲁晓夫在1964年4月的一次演讲，他说道：“福利共产主义”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这在毛泽东看来，用吃喝等极庸俗的福利标准去描绘未来的理想社会，纯粹是放屁无疑。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处理与苏联和党内的矛盾，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一个真正的诗人，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在要奋斗要拼搏的时候，往往是激情澎湃，诗思如泉涌。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又一个高产期。诗言志，歌永言。在这个时期，他时时酝酿并实践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酝酿并实践着国内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因之，他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诗词，都充满着渴求战斗的激情，充满了战斗的火药味。斗争再斗争，酝酿再酝酿，他最终的结论是：必须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21
第321章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话说1965年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的仗打得很好，南方和北方都打得很好。全世界人民都支持你们，包括那些已经觉悟的人和一部分尚未觉悟的人。现在的世界是个不太平的世界。这并不是你们越南人到美国去侵略，也不是中国人到美国去侵略。”
　　“我们支持你们取得最后的胜利。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斗争中间得出来的。比如，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这是一条经验。这条经验，只有打才能取得。美国人是可以打的，而且是可以打败的。要打破那种美国人不可打、不可以打败的神话。我们都有很多经验。你们和我们都打过日本人，你们还打过法国人，现在你们正同美国人打。
　　美国人训练和教育了越南人，教育了我们，也教育了全世界人民。依我看，没有美国人就是不好，这个教员不可少。要打败美国人，就要跟美国人学习。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教我们怎么打美国人，列宁的书里也没有写。这主要是靠我们向美国人学。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支持你们。朋友愈多愈好。”
　　1965年11月10日，中央发出通知，将杨尚昆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改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任命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
　　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发表的。姚文中说：《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是影射对“单干风”、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的批判；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代表国内外敌人的利益，“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之处，在于它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实质上是涉及到了1961年以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里的一些领导人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
　　本传前面已经叙述过，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与中央其他一些少数领导人之间，经历了一致——分歧——勉强一致——严重对立的过程。毛泽东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维护“三面红旗”。在八届十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严厉地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批评刘**、邓子恢、彭德怀等人。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几年里，他又提出，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中央存在着两个“独立王国”，“出了修正主义”。实际上正是在寻找突破口。于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就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推到了历史发展的日程表上。
　　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这一天，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嘱令他的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航空版。
　　原来，彭真这个人很多心，早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就曾经有人跟他提起过：“江青在找人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张春桥来北京肯定和这事有关。”所以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他就立即到处打听有关批判《海瑞罢官》的事，追查有什么背景和后台。他还在文化革命小组会议上问康生：
　　“你知道上海发表那篇文章的背景吗？”
　　康生回答说：
　　“一无所知。我也是在文章发表后才看到的。”
　　彭真又问：
　　“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来北京是干什么的？”
　　康生说：
　　“研究《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上演问题。他找我谈话都是说京剧革命，没有谈起批判《海瑞罢官》的事。”
　　彭真说：
　　“看来上海搞这些名堂连你也瞒着，这成什么话？老让我们处于这样的被动状态，我们还怎么工作？”
　　康生回答：
　　“那你就赶快变被动为主动，也开始批判那出戏算了。《海瑞罢官》确实有问题，我听好多同志反映过这出戏的问题，起码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彭真对此极大不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刘**、陈云、邓**也都对此持抵制态度。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两度打电话问彭真，请示他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范瑾就是黄敬的夫人。本传在第七卷中已经交代过，黄敬在1958年2月10日因精神病复发，病逝于广州，年仅46岁。范瑾后来再婚。
　　彭真对范瑾说：
　　“《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11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下。他在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11月13日，毛泽东看了毛泽荣的来信，就叫秘书处给他寄去200元钱；还让秘书室另复一信，信中写道：
　　毛泽荣同志：
　　10月25日寄给毛主席的信，主席已经看过。他送给你200元，作为对你生活困难的补助。此款已交邮局汇去，请查收。
　　此致敬礼
　　　　　　　　　　　　　　　　　　　　　　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
　　　　　　　　　　　　　　　　　　　　　　　1965年11月13日
　　11月13日晚，毛泽东抵达徐州。这是毛泽东在建国后先后7次到徐州的最后一次。
　　11月14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指挥海军在福建崇武海战中击沉了国民党军护卫舰永昌号和击伤大型猎潜艇永泰号。
　　11月14日下午1时至2时40分，毛泽东接见了徐州地市负责人丁平、关明政，询问了工农业生产和战备情况。尔后，毛泽东问道：
　　“沛县还有刘邦的什么遗址？”
　　丁平、关明政一一作了介绍。毛泽东提议去看看，他还饶有兴趣地讲述韩信点将台、黄楼、戏马台、苏东坡、燕子楼的故事和一些景观的来历。
　　此后，毛泽东又驱车去了江苏南京。
　　毛泽东此次出行，是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
　　11月1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关于目前党员的情况和今后六年接收新党员意见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是目前党在建设方面的重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关于全局和革命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报告还要求改变由于这几年基本上停止接收党员，造成的青年党员过少、第一线党员过少、高等学校学生中党员更少的状况，在今后6年中，在坚持高标准的前提下，积极地、较多地接收一些新党员。要求各级党委订出具体的规划和办法，认真贯彻执行。
　　正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指示精神的指导下，1965年，全国提拔了400多名地委以上干部，其中省、部级干部达几十名之多。此外，还挑选了一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锻炼，以培养年轻后备干部。1965年全国新发展党员94．3万人，1966年发展319万人，充实了一批新生力量。
　　11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乘专列抵达上海，下榻在西郊的一栋旧式别墅里。
　　周谷城应邀来到了毛泽东在西郊的下榻处，他一进门，正和陈丕显谈话的毛泽东就起身相迎，笑着说：
　　“又碰到了。”
　　这是毛泽东每次见到周谷城时的常用语，话虽平淡无奇，却透出了老朋友之间的亲切和自然。周谷城同毛泽东握手问候之后，两人便天马行空地聊起来。毛泽东谈到了哲学史的写作，他说：
　　“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
　　周谷城说：
　　“胡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了下文。”
　　毛泽东话题一转，说：
　　“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
　　他们又谈到旧体诗，谈到了晚唐的李商隐。周谷城说着说着就有点忘乎所以了，他仰靠在沙发上，随口用湖南腔哼起了李商隐的一首七言诗：
　　“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周谷城把前几句反复吟诵了几遍，可那最后两句竟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毛泽东在一旁听着，知道老朋友忘了，便笑着用同样的湖南腔调吟道：
　　“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周谷城在毛泽东面前，不经意地吟唱这首讽喻帝王末路的诗篇，是不太妥当的，而他竟然轻轻松松地念了出来，毛泽东也自自然然地接了下去。毛泽东念出最后一句时，周谷城又跟在他的后面哼，而且感到心情舒畅，超乎寻常。毛泽东和周谷城一样，心情也很舒畅。可周谷城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此生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晤谈。
　　11月21日，毛泽东、周**为斯特朗80寿辰，派人送给她两张祝贺卡。
　　11月22日，有关部门特意为斯特朗包了一架专机，满载着她和她的30位中外朋友飞抵上海，住进了古朴典雅的锦江饭店。毛泽东将在这里会见她，祝贺她的80大寿。起初，毛泽东只打算会见斯特朗一个人，斯特朗不同意，她说：
　　“我的朋友们这么大老远和我一起来，假如毛主席见我，也应见他们。”
　　11月24日，是斯特朗的80周岁生日。毛泽东将在上海锦江饭店会见斯特朗和她的朋友们。
　　天将近午，毛泽东、周**在一个大房间的门口迎接客人，江青也站在毛泽东身旁一同迎接客人。毛泽东看上去身体很好，精神愉快，他首先祝贺斯特朗生日愉快！然后同客人们一一握手，说：
　　“我已经认识你们中的好几位。但大多数人是新的。”
　　当毛泽东与中宣部领导包括副部长吴冷西在内的几位干部握手时，气不打一处来，顿时面有不豫之色。他把客人领进了接待室。这里铺着一个大的地毯，摆放着一个大的椭圆型桌子。毛泽东仔细地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到第2幅作品前看了一下，又走向第3幅作品；尔后他让斯特朗坐了首席，自己在相邻的椅子上坐下来。他掏出香烟，点燃了一支，慢悠悠地说：
　　“我，一个吸烟者，是一派，而斯特朗同志是对立的一派，不吸烟派。”
　　斯特朗对毛泽东的这个开场白感到吃惊。身为医生的马海德以为毛泽东是在开玩笑，便挑战似的说道：
　　“你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派别问题吗？”
　　毛泽东说：
　　“当然，在我和医生之间，医生说我不应该吸烟，我说我要吸。我行我素嘛！”
　　他用目光巡视了一下所有在座的人，又说到：
　　“你们有多少人吸烟？吸烟的人拿一支香烟举起手来。手里拿一支烟就是吸烟者的标志。”
　　毛泽东说话的口气很轻松。在场的外国朋友不知毛泽东何出此言，而几位中宣部领导干部却深知个中原因：毛泽东还在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事生气呢。他们面面相觑、惶惑不安。
　　原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从11月12日开始，上海的《解放日报》、浙江的《浙江日报》、山东的《大众日报》、江苏的《新华日报》、福建的《福建日报》、安徽的《安徽日报》、江西的《江西日报》，都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北京市各家报刊及全国其它各地报刊却都拒绝转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自然是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使他非常愤慨，于是他就指示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结果，北京连这种单行本也不予以发行。
　　且说毛泽东看了看在座的人，没有几个人拿起烟举手，他笑了笑，旁敲侧击地说：
　　“好吧，看来在这方面我也是少数派喽。不管怎样，我还是吸烟，并且劝你们也吸。”
　　午宴开始后，毛泽东以传统的主人姿态，从第一道菜拼盘中，夹了一些，放在斯特朗的碟子里。午宴的气氛虽然并不十分热烈，但毛泽东对斯特朗的关怀与盛情，却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斯特朗还是感到很满意、很愉快。
　　11月26日，周**和罗瑞卿在上海接见14日在福建崇武海战中，击沉蒋军炮舰“永昌号”和击伤大型猎潜艇“永泰号”的有功人员。接见结束后，江青问罗瑞卿：
　　“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
　　罗瑞卿马上给刘志坚打了电话，转告江青的意见，刘志坚表示遵命，指示《解放军报》于29日予于转载。
　　11月29日，在彭真压下姚文元的文章19天之后，当他得知《解放军报》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不得不给范瑾打去电话，要《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这样，在《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的同时，《北京日报》也转载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北京日报》还加上了彭真亲授的按语。
　　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
　　原来在11月27日，林彪授意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组织人写关于近年来海军思想斗争的材料，他特意嘱咐李作鹏要在这份材料中说明罗瑞卿的表现。
　　此前，罗瑞卿对林彪的“顶峰论”、大搞“突出政治”提出了不同意见，林彪拉拢他无效，便认为他是妨碍自己向上爬的障碍，就决定除掉他。李作鹏立即召集王宏坤、张秀川等人，秘密整理了材料，说罗瑞卿“怀有巨大的阴谋”；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想当国防部部长”。
　　11月30日，周**从上海回到北京后，立即要《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5年12月1日，《光明日报》也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各报在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均仿照《北京日报》加了编者按语。这些按语，强调要根据“双百”方针进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讨论，力图把这一讨论局限在学术领域。不管怎么说，至此，《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总算在北京全面开花了。
　　此后，深知毛泽东意图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采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在《文汇报》上接二连三地发表批驳姚文元文章的来稿或来信。果不其然，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向阳生出动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协作组“方求”也出动了。
　　就在江青、张春桥等人积极物色左派，以便组织文章还击时，《红旗》杂志的编委关锋和戚本禹站了出来。戚本禹表示说：
　　“若有人攻姚，我们就出来反攻。”
　　此后，关锋、戚本禹二人来到了上海，与姚文元商谈此事。张春桥也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见。就这样，姚文元的文章终于引出了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而这场论战正是后来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此是后事，容笔者以后慢慢细述。
　　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党委关于55师在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上批示道：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12月8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上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在批判胡适的同时，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吴晗等人的“非阶级观点”和“让步政策论”历史观。
　　12月8日，毛泽东从杭州回到上海，在锦江饭店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各兵种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都参加了，吴冷西也列席了会议。
　　叶群在会议上分3次作了约10个小时的发言，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如何逼迫林彪退位，要林彪“不要挡路”，“一切交给罗负责”。
　　12月11日，罗瑞卿被召到上海会议上，但他没有得到申辩的机会。
　　在这次会议期间，林彪提出要打倒罗瑞卿。毛泽东说：
　　“他罗瑞卿只是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也只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还是一片好意嘛。”
　　林彪说：
　　“他反对突出政治就是反对主席。”
　　毛泽东见林彪如此坚持，只好退了一步，说道：
　　“可以先挂起来么。10年不行，20年，挂1万年行不行？”
　　毛泽东不愿意打倒罗瑞卿，但他又不能不同意撤消罗瑞卿的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职务，调离军事领导岗位。
　　林彪建议由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毛泽东摇摇头说：
　　“不要那么匆忙，还是让他代代吧。”
　　于是，杨成武后来就出任了代理总参谋长职务。
　　12月16日，上海会议结束，会议决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5条意见：
　　“1、性质严重，手段恶劣。2、与彭、黄有别。3、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4、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5、领导有责。”
　　另外决定：“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回到了杭州，下榻于杭州刘庄宾馆。他在与刘庄宾馆服务员孙丘珍等人拉家常时，询问她们的家庭情况。当他问到孙丘珍时，孙丘珍说：父亲原是一个建筑工人，因工伤失去了劳动能力，瘫痪在床。母亲没有职业，年幼的弟弟因无钱上学，只得呆在家里。全家4口人的生活，全靠她每月28元的工资维持。毛泽东十分同情孙丘珍的家境，关切地问：
　　“靠你这点工资能养家吗？”
　　孙丘珍说：
　　“不能，但组织上照顾我，每月给我补助七八元。”
　　毛泽东说：
　　“那我来接济一点吧。”
　　孙丘珍连忙推辞说：
　　“我怎么好用您老人家的钱呢！”
　　毛泽东说：
　　“这是我的稿费，你家里有困难，从我的稿费中拿一点钱来接济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毛泽东交代秘书说：
　　“从我的稿费中拿一点钱，接济一下小孙，她家非常困难。”
　　后来，秘书从毛泽东的稿费中取出500元钱，托护士长吴旭君交给了孙丘珍。孙丘珍捧着500元钱，激动得热泪盈眶，周围的人也都十分感动。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泽东摇了摇手中的1965年第6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说道：
　　“这一期哲学研究我看了3篇文章。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他写的文章是针对翦伯赞的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的。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天平天国就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反洋’，后来变成‘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它是爱国主义的？无非认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什么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么多。”
　　“现在这个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两岁学说话，3岁哇喇哇喇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外国人的区别，革命的人和反革命的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楼，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笔者注）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40天的娘，我骂你们20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但光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5年的话，在下面搞3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
　　陈伯达插话说：主席除外。毛泽东说：
　　“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毛泽东谈话结束后，江青要艾思奇和关锋整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艾思奇、关锋花了一个通宵，写出了《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这个纪要交给田家英后，田家英因为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有看法，就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彭德怀的那段话。艾思奇提醒他说：
　　“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去。”
　　田家英说：
　　“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12月22日，毛泽东将昨天评价《海瑞罢官》和彭德怀的那个话又向文化革命小组的康生、彭真等人说了一遍。彭真为此与毛泽东发生了顶撞。他还说：
　　“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
　　彭真对毛泽东把吴晗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一直表示不满，早在11月28日，他在和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的谈话中，听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他就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2月14日，彭真又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12月26日，毛岸青和邵华在毛泽东72周岁寿辰之际，前去看望父亲，毛泽东当即一字不错地挥笔背录了叶剑英写的《远望》一诗：
　　忧患元元忆逝翁，红旗飘渺没遥空。昏鸦三匝迷枯树，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弯弓能射虎，椰林匕首敢屠龙。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
　　毛泽东写好后，赠给了儿子和儿媳。
　　后来，毛岸青、邵华夫妇曾经著文说：“1965年12月底，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72岁诞辰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为了教育我们这些孩子们，激励我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反修精神，欣然挥笔为我们书写了一首七律《远望》。我们看到毛主席非常喜欢这首诗，他老人家不仅可以十分清楚地背诵出来，而且连什么时间刊登在那家报纸上，都记得清清楚楚。”
　　叶剑英也曾为毛泽东手书的《远望》作了说明，他写道：“《远望》一诗，为刺责‘北极熊’蜕化变修而作，时在1965年秋。”
　　1965年底，刘**写信给毛泽东，并附上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整理稿，他建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内部文件印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
　　这份《论十大关系》整理稿，是以毛泽东于1956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为基础，又吸收了4月25日他在政治扩大会议上讲话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
　　毛泽东看了《论十大关系》的整理稿，批复道：
　　“此件看了，不太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
　　12月27日，中共中央写了一个通知，连同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印发到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
　　1966年1月5日，毛泽东同江西省党政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他说：
　　“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尔后，毛泽东从杭州去了武汉。
　　1月9日，由艾思奇、关锋整理、又经田家英删改的《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经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彭真批示后印发到各地。
　　江青发现田家英删改了毛泽东的谈话，她指责田家英“篡改毛主席谈话记录”。
　　田家英意识到灾难即将来临，他说：
　　“这是一场文字狱，是整知识分子的运动。”
　　欲知毛泽东后来还能像以前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田家英否？且待第九卷中叙述。
　　东方翁曰：在《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作为中共中央一个重要文件下发前，田家英身为一个贴身秘书，为发泄私愤，竟然敢于擅自删除毛泽东谈话中的部分重要内容，可谓是胆大之至。他的理由“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时人和后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的这种做法本身，无疑会使人们联想到封建时代那些专了权的宦官。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22
第322章
　　“现在要搞学术批判，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要出修正主义。将来的修正主义就是这些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论，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
话说1966年1月12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1965年8月第2次读完章士钊的巨著《柳文指要》后，在《柳文指要》的跋中加写了一段话，对柳宗元和韩愈共同发起的古文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他写道：“这一‘新兴文运’，使大言小言，各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之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尔后，毛泽东将《柳文指要》送给康生阅读。后来康生在12月底给毛泽东写信说：“85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万巨著，实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8月5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鲜引人入胜之处。……此书也有缺点，如著者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在12日给章士钊的信中写道：
　　“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读完交来，兹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见，是否妥当，请酌定。”
　　他在信末又加附注说：
　　“附件两纸，另康生同志来信一件，均附上。又及。”
　　毛泽东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动地带信封一起转给章士钊。康生在信封上写的是：“请交主席康生寄”。毛泽东把“主席”二字勾去，在旁边写上了“章行严先生阅”。
　　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若水化名为“思彤”的《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一文，首次公开提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1月15日，戚本禹撰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与此同时，关锋也撰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这两篇文章都送到了中央宣传部。
　　1月17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召集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3报3刊负责人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根据彭真同志指示，要把3报3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不同意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这样一来，戚本禹、关锋的两篇文章，自然就被压下了。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文章何时发表？许立群说：“‘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又越过许立群，直接把文章清样送给了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彭真让他的秘书给他们打电话说：
　　“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1966年1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说苏共将在4月间召开“二十三大”。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邓**在讨论后尚无定见。要彭真到外地向毛泽东汇报，要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彭真奉命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给他讲了苏共新领导勃烈日涅夫的修正主义表现，最后说：
　　“参加不参加还有时间考虑。”
　　彭真回到北京，向刘**报告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刘**在北京召开一个小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与会者一致意见，不参加。刘**据此起草了一份电报，传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回音。
　　刘**又在北京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讨论此事。彭真说：
　　“可以考虑从另一个角度，再提出一个方案，供主席参考。”
　　他提出的另一个角度的理由是：
　　“1、人家邀请，我们接受，这是个礼节问题。2、朝、越两党会去参加，我党不宜同他们距离过大。”
　　彭真这个理由被多数人否定后，刘**说：
　　“上次会议已有定论，并且已报毛主席。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议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作为常委或政治局的意见。”
　　会后，刘**要彭真找人再起草一个电报给毛泽东，结果彭真找的人以其它理由婉拒了，彭真只好自己动笔起草了一个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用电话传给毛泽东，毛泽东仍然没有回音。
　　1月21日，是农历年的大年初一。这一天，江青因批判《海瑞罢官》受到抵制一事，乘坐轿车来到苏州给林彪拜年。她准备在取得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后，到上海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果然同意了。
　　叶群给在北京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打了一个电话。此时，总政主任萧华身体不好，总政日常工作由刘志坚负责。叶群向刘志坚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她说：
　　“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和萧华商量一下，把名单报给林办。最好萧华去参加。”
　　刘志坚向萧华作了汇报，萧华说：
　　“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
　　萧华和刘志坚初步商定了参加人员名单，又经过总政党委讨论同意，就算定下来了。
　　1966年2月2日，刘志坚一行6人乘飞机直抵上海，住进了部队开设的延安饭店。这天下午，已经先期到达上海的江青，给刘志坚等人送来了座谈会必读文件——《毛主席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评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不久，张春桥来到延安饭店看望刘志坚。刘志坚和张春桥曾在1963年由中苏友协派出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副团长。
　　刘志坚在张春桥的陪同下，来到华山路丁香花园江青的住处。江青满面笑容地迎接刘志坚，她说：
　　“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电话记录。这是叶群打的电话，传达林彪的一段讲话，刘志坚很仔细地作了记录，上面写着：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加快提高。”
　　江青非常高兴，她说：
　　“志坚同志，听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我要很好的向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学习。听说你过去写过诗，写过不少文章，在文艺方面也是内行。”
　　双方客气一番之后，江青又说：
　　“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下午5时，江青在张春前、刘志坚陪同下，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和来自北京的其他几个人见了面。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除了刘志坚外，还有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及两名工作人员：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黎明。包括江青在内总共7人。
　　江青说，在座谈会期间，不准记录，不准外传。她还问：又没有人带**呀？江青说起发给大家的毛泽东关于《逼上梁山》的那一封信，又说：
　　“尽管主席在1944年就明确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晚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与张春桥一起，以东道主身份，宴请江青、刘志坚一行人。
　　晚饭后，江青在锦江饭店小礼堂请刘志坚等人看电影《逆风千里》，座谈会就这样开始了。
　　此后，众人总共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张春桥有时也来看。陈伯达到上海后，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一边说一些意见。
　　2月3日，彭真作为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召集副组长陆定一和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开会。主要议题是关于对《海瑞罢官》的讨论问题。
　　彭真说：
　　“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在此后一连两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康生在会议上说：
　　“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不要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要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合起来。”
　　最后，彭真将会议记录拿给康生看，康生提议说：
　　“要把每个人的发言写上名字公布出来。”
　　此后，彭真等人以5人领导小组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康生看到了中央文化革命5人小组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这个已经形成文件的汇报提纲里，并没有反映出他的意见，而其重点部分还有这样一句话：“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2月7日，彭真首先向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邓**、周**汇报了“二月提纲”。刘**、邓**、周**都表示同意这个提纲中的意见，即在讨论中不涉及庐山会议。他们先后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名，还提出要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
　　2月7日，《人民日报》以《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为题，介绍了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号召广大干部向焦裕禄学习。
　　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干部以焦裕禄为榜样，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作风、方法及学习状况，提高了思想觉悟，改变了领导作风和方法。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还有许立群、胡绳等人，飞抵武昌，带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到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见刘**、邓**、周**都已经签字同意，就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只是问道：
　　“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提出对“左”派整风的问题，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这样的问题，3年以后再说。”
　　他还说：
　　“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对郭老、范老要保护，不要批评。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这样讨论可以放心了吧！”
　　毛泽东所说的何明的文章，是指《光明日报》发表的关锋化名为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一文，这篇文章明言“三家村”，暗指北京市委。
　　2月9日，毛泽东在武昌对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提法，表示“都不妥”，并说要在离武汉后，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讲清楚。
　　这一天，毛泽东从武昌回到了杭州。
　　2月9日，毛泽东要江青速到杭州见他。江青就对刘志坚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飞回了北京，向萧华汇报在上海的工作。
　　2月9日这一天，江青来到杭州后，毛泽东告诉她说，彭真的5人小组已经搞了一个“二月提纲”，他既没有表示同意，也违心地没有正面表示反对。
　　2月12日，刘**、邓**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批转彭真等人制定的“二月提纲”，下发到全党，贯彻执行。
　　“二月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刘**、彭真等人的不满。
　　2月16日，江青在上海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继续进行。
　　2月19日，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结束，江青要刘志丹等人写一个材料。尔后她对刘志坚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
　　刘志坚等人回到住处，一边讨论，一边根据江青和刘志坚的8次谈话，4次集体座谈，由陈亚丁整理出有关记录及有关回忆材料。尔后再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出了一份3000多字的《汇报提纲》。
　　2月20日晚，刘志坚要上海警备区将《汇报提纲》打印了30份。
　　2月21日，刘志坚将《汇报提纲》送给江青一份。
　　2月22日，刘志坚一行6人离沪飞往济南，向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了汇报，说：
　　“这个材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下了飞机，就接到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秘书说：
　　“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根本不行，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江青同志已将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请你立即派人来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刘志坚向萧华作了汇报，决定由熟悉材料的陈亚丁去上海参与修改。陈亚丁到上海见了江青才知道，是因为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
　　在修改《汇报提纲》的过程中，陈伯达提了2条建议，他说：
　　“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还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笔者说到这里，不得不插一个小故事。据刘庆棠回忆：江青在指导排练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时说：“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供你们考虑。”剧中“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常青”出场的动作则是由刘庆棠和饰演通信员的小黄一起编排的。后来担任《红色娘子军》主演的白淑湘因为其父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杀闻一多，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她说过怀念父亲的话；文革开始后军代表又揭发她曾说过“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于是她便被送到干校锻炼。刘庆棠向江青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说：“演《红色娘子军》记她一功，但她表现不理想。”江青接着问：“她认识如何？”刘庆棠说：“不错，还坚持在干校练功，专业上刻苦。”江青批评说：“你护着这个，护着那个。”刘庆棠说：“她本人有进步，剧团也需要。你不是说记她一功吗？”江青说：“那就把她调回来吧。”这样，白淑湘就又回到了剧组。
　　且说江青听了陈伯达的话，高兴地说：
　　“伯达同志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自此，众人将《汇报提纲》原稿反反复复改了8遍，文字也增加到了1万多，最后定名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此后，江青将《座谈会纪要》送交毛泽东审阅。
　　1966年3月间，毛泽东对《座谈会纪要》作了3次修改，亲笔改动了11处。其中，他在“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又加上了一句：“摘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毛泽东还加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3月4日，林彪在北京布置了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会议对罗瑞卿的批判逐渐升级，说他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在3月18日，罗瑞卿感到强加给他的罪名是百口莫辩，决定以死表白心迹，便跳楼自杀。可是历史多情，很侥幸，他并没有摔死，只是左腿骨折。这次会议一直开到4月8日才结束。
　　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波及到了北京。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住处办公，护士长吴旭君慌忙跑进来，一边喊：“地震了！地震了！”一边搀起毛泽东就往屋外走。刚走到问口，毛泽东又返回去，抓起案头上的一个牛皮纸袋夹在腋下，随着吴旭君走出屋外。吴旭君问：
　　“主席，屋里那么多好东西你不拿，为什么就拿这包纸啊？”
　　毛泽东回头瞥了一下办公室，说道：
　　“那些东西都不是我的，我身无长物，只有这些自己写的诗稿属于我。我是无产阶级，一无所有啊。”
　　吴旭君说：
　　“主席并不是一无所有。你有那么多著作，是一笔多么大的精神财富啊！”
　　毛泽东正在考虑哪里是地震的中心，灾区群众的损失会有多大？似乎没有听见吴旭君的话，在院子里一块草坪上坐了下来。吴旭君见毛泽东面色凝重，为使他放松一下，便提议说：
　　“主席，讲个故事吧。”
　　毛泽东哪儿有心情讲故事，瞅了她一眼，说：
　　“平时我给你们讲过许多故事了，今天你给我讲一个，好不好？”
　　吴旭君想了想，决定讲一个笑话，让老头儿开开心。她说：
　　“那是上海刚解放的时候，我是上海人，当时还小，亲眼见到解放军进城睡在马路上。有一次，一位战士为班上做饭，准备吃米饭，要淘米呀？刚进城哪去找淘米用的炊具，正巧碰见一个抽水马桶。那位战士觉得是一个又大又干净的瓷缸，便把米倒进去淘起来了，结果一抽水米被冲走了。战士很奇怪，便高声喊叫起来：你们快来看哪，这个缸子还会吃米呢！”
　　吴旭君讲完，自己先笑了起来，她以为毛泽东也一定会哈哈大笑，可毛泽东不但没有笑，反而背过去身子，沉默不语。她就问：
　　“主席，我讲的不好吗？”
　　毛泽东低沉地说：
　　“你看不起我啊！你讽刺我啊！我们是土包子，你们是洋包子，土包子不如洋包子，连抽水马桶都不认得哟！可是，我们土包子打下了天下，无产阶级坐天下。难道这不是真理吗？”
　　吴旭君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想不到老头儿如此叫真儿，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反惹得他这样不高兴，心中暗暗后悔不已。
　　不久，毛泽东得到了邢台地区发生强震的报告，他立即指示周**组织人力物力大力开展救灾工作。周**亲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
　　邢台地区此次强震使30个人民公社、34万人受灾。
　　3月10日，刘志坚、陈亚丁接到通知再度来到上海，江青让他们看了毛泽东对《纪要》修改。于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等人又对《纪要》进行了修改。
　　此时还发生了一个“电话事件”，就是上海的张春桥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到北京与许立群、胡绳谈话，询问“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阀”是指谁？另外还提出了其它一些问题。
　　3月11日，在杨永直返沪之前，许立群在电话里转告了彭真的答复：
　　许：杨永直问，你那个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谁像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张春桥通过江青，迅速地将电话内容转告给毛泽东。
　　3月12日，毛泽东给刘**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同志：
　　3月11日信收到。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5年、7年、10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有7天至10天时间即可以了。回去后，各做一个5、7、10年计划的初步草案，酝酿几个月，然后在大约今年八九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才有可议。若事前无准备，那时议也恐怕议不好的。此事以各省市区自力更生为主，中央只能在原材料等等方面，对原材料等等不足的地区有所帮助，也要由地方出钱购买，也要中央确有原材料储备可以出售的条件，不能一哄而上，大家伸手。否则推迟时间，几年后再说。为此，原材料（钢铁），工作母机，农业机械，凡国家管理、地方制造、超出国家计划远甚者（例如超出一倍者），在超额内，准予留下三成至五成，让地方购买使用。此制不立，地方积极性是调动不起来的。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产品，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所谓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就是大超额分成权，小超额不在内。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不是基本上机械化了吗？是何原因至今陷于困境呢？此事很值得想一想。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可行，请予酌定。又小计委何人去湖北，似以余秋里、林乎加（余是小计委负责人，林是成员——笔者注）二同志去为宜。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似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也只有大约70人左右去到那里开一个7天至10天的现场会。是否可行，亦请斟酌。
　　　　　　　　　　　　　　　　　　　　　　　　　　毛泽东
　　3月15日，江青将再次修改后的《座谈会纪要》送给毛泽东。
　　3月17日晨，毛泽东在《座谈会纪要》的标题前面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这样就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他还在《座谈会纪要》上的批示中写道：
　　“此件看了2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3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西湖西南岸的住地刘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周**、彭真、康生、陈伯达和吴冷西，还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负责人。邓**以在西北视察三线“交通不便”为由，请假不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还有什么其它问题也可以谈。”
　　对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他在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后，明确地说道：
　　“去参加是一个重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什么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同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也同**分不清了。要使人家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
　　3月18日，在谈到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时，毛泽东说：
　　“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
　　在讨论其它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
　　“去年9、10月份，我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
　　3月19日，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给林彪的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2月2日至20日，邀请刘志坚等4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3月10日至15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4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又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17日批示：“此件看了2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9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5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1966年3月19日
　　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插话说：
　　“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过去我们是蒙在鼓里的，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掌握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种区别是很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现在要搞学术批判，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来要搞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反对共产党、反对唯物论，这是一场广泛的阶级斗争。现在全国28个省市中，有15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13个省市未动。
　　对知识分子包下来有好处，也有坏处，这些人实际上讲是一批国民党员。北京有个《前线》刊物，实际上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他们办的，有个“三家村”就是他们办的。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是很尖锐、很广泛的，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报纸、出版、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
　　“文艺界、医务界下乡好。中等学校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乡劳动、半工半读，搞四清。文科生统统到乡下去。尽读古人书不行，要接触实际。学文学的，要学写作，写诗，写小说，不从写作搞起怎么能行？能写就行，以后以写为主。
　　我们部队的人，那些将军、师长，什么尧舜黄帝都不知道，孙子兵法也没有学过，不一样打仗？
　　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青年人，让他们冒出来。就像戚本禹批判罗尔纲。戚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是教授。不要怕触犯他们。现在是年纪小的、学问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学问多的。现在权威是谁？是姚文元、戚本禹、尹达。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有政治经验的，坚定的人来接班，这个问题很大。”
　　这一天，毛泽东在扩大会议结束前，还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批评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从报纸创办时起就批评，批评过多次。我说过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的《学术研究》是我逼出来的。
　　我看你是半个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
　　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
　　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进步。”
　　吴冷西从会议厅出来，对周**说：
　　“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要好好检讨。”
　　周**说：
　　“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吴冷西回到西泠饭店，又和彭真讲了此事，彭真也说：
　　“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吴冷西隐约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了。
　　3月21日，毛泽东对医务工作者说：
　　“应该加强医务人员的马列主义学习，并用以指导业务工作。既然军事上证明了所谓弱者可以打败强者，没有念过书或念过很少书的可以打败黄埔毕业生、陆军大学毕业生，医务界为什么是例外？医学院校也要加强马列主义课程，好多毕业生就是不懂马列主义。消灭钉螺的办法还不是群众创造出来的？所以，我写的那首诗内有‘华佗无奈小虫何’，今后医学界要大力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医务人员都要下去。”
　　毛泽东开完杭州中央工作会议后，没有立即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是到了武汉。
　　欲知毛泽东此后有何重大举措？请看下一章详述。
　　东方翁曰：关于中共中央是否参加苏共23大的事，斯诺在他的《我同毛泽东谈了话》的报道中，是这样分析的：“毛的信念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道路走向资本主义，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一个掌权的官僚阶层，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吏阶层。第二个问题是同第一个问题密切联系的，即刘**妄图提出以妥协来解决中苏之间的僵局的问题。从1965年起，美国对北越的进攻，出现了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危险。刘要派一个中国代表团参加1966年召开的苏共23大，目的是恢复中苏联盟。”尽管斯诺的这些话是一家之言，毕竟还不失为一个旁观者所提供的研究中共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23
第323章
　　“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话说1966年3月22日，林彪在上海接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座谈会纪要》大字排版本，知道已经毛泽东亲自改定，作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他当然双手赞成，一字不改，就批给了军委常委们。林彪让刘志坚、陈亚丁替他起草了一封信：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亲自3次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7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　彪
　　3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决定不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中央“二十三大”的公报。
　　3月25日，首都各界人士在中央党校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悼念年仅54岁因病去世的中央党校副校长、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艾思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敬献的花圈，摆放在显著的中心位置上。
　　3月28和30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赵毅敏、魏文伯进行了多次谈话。
　　其间，康生向毛泽东汇报了刘**的情况：
　　前些日子，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宫本显治来到中国访问。日本共产党担心美国扩大在亚洲的战争，所以游说中国、越南和朝鲜，要讨论与苏联的“联合行动”。刘**等人对此十分热心。他们和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会谈后，在北京签署了一个公报，用以实现“联合行动”的部分目标。在联合公报上，宫本显治坚持不点名批评苏共，刘**主持的政治局表示同意。
　　毛泽东听后很生气，他说：
　　“中央同意了，我可不同意，联合公报就不发了，我也不接见宫本显治了。”
　　康生又说：
　　“彭真在3月11日通过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永直打电话，质问《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上海市委不跟中宣部打招呼？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听后生气地说：
　　“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
　　毛泽东又说，彭真要就3月11日的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他还说：
　　“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说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入；说“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线，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他还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3人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和《北京晚报》上的两个杂文专栏。而《三家村札记》是由《前线》杂志主编邓拓、编委廖沫沙和吴晗共同创办的专栏。三人商定：从吴晗名字中取一个“吴”字，从邓拓的本名中取一个“南”字，从廖沫沙的笔名“繁星”中取一个“星”字，叫做“吴南星”作为三人共同的笔名。3人轮流每半个月向《前线》供稿一篇，每篇千余字。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说：
　　“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扣押左派稿件，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要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组都要解散。”
　　“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去年9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不久，邓**带着宫本显治到了杭州，在郊外山中一个军事基地附近的安静的疗养所里，见到了毛泽东。宫本显治鞠躬刚完毕，就看到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责邓**等人说：
　　“你们在北京制定的公报草案，内容空空，毫无价值。”
　　毛泽东希望公报能号召组成一个统一战线，共同反抗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日本人拒不同意。
　　3月30日这一天，林彪发给军委常委的《座谈会纪要》已经为中央军委常委们圈阅通过，刘志坚、陈亚丁奉命为中央军委起草了一份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军　委
　　因为毛泽东不在北京，这份报告照理应送给总书记邓**，可邓**也不在北京，所以就只好送到了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手里。彭真读罢《座谈会纪要》和信件，大吃一惊，但他还得公事公办，要办公室通知刘志坚，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座谈会纪要》，内容无非是例行公事的几句话。刘志坚不敢怠慢，急召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起草了批语。
　　3月31日，康生从杭州赶回北京，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立即向周**、彭真等人做了传达。他又向在钓鱼台的写作班子作了传达，他要王力整理一份文字资料，以便他在4月初向政治局传达，还要用于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的蓝本。
　　1966年4月1日，彭真把《座谈会纪要》和中共中央的批语，以电传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朱德、邓**等人。因刘**自3月26日至4月19日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3国，电传就没有给他送。
　　毛泽东当天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
　　4月1日这一天，张春桥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总结了《汇报提纲》的3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4月2日，戚本禹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同时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
　　4月3日，中央工作组写出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还附有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4个人的发言材料及罗瑞卿于3月12日的检查。
　　4月5日，署名为关锋、林杰的《<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在《红旗》杂志上发表。
　　4月9日，邓**乘飞机赶回北京。原来，康生曾经在北京给在陕西的邓**打电话说：“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书记处开会，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邓**一到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康生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3月底的几次谈话内容，批评了彭真自批判吴晗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
　　书记处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彭真进行了批评。会议决定：
　　1、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5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2、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报请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邓**根据上述决定，叫列席会议的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王力起草的通知只有一句话，他写的是：
　　“中央于2月12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4月10日，王力起草的一句话通知送到了杭州毛泽东处，毛泽东看了，很不高兴，他说：
　　“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应当重新起草。”
　　他还指定要陈伯达负责重新起草《通知》。
　　就在4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纪要》及中共中央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迅速转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传达范围，由各级党委酌情决定，文艺工作者可以适当放宽。”
　　下发文件的唯一变化是：刘志坚原来按照彭真的意思所拟出的中共中央批示，换成了刘志坚在4月3日起草的另一个批示，这个新批示对《座谈会纪要》做出了高度的评价，批示中写道：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3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座谈会纪要》的核心内容是这么写的：
　　“16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做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前边已经说过，上述内容中有两段文字，特别是第二段文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去的。
　　4月11日，邓**在北京再度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陈伯达要王力和他一起起草的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第2稿。康生提议说：
　　“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彭真说：“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于是，陈伯达和王力重新修改《通知》稿。
　　4月12日，书记处会议结束后，周**、邓**、彭真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彭真和到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
　　4月14日，邓**把重新修改后的撤销“二月提纲”《通知》稿，再送杭州。
　　毛泽东看了《通知》稿，仍不满意，还是以为太简单。他作了部分修改后，提议扩大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为组长，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10人为成员，一共11人，在上海继续修改《通知》。
　　4月16日晨，廖沫沙从半导体里听到了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广播声。
　　廖沫沙后来在回忆中说：“江青和一些人讲话时，动不动就说从战略上看，文化战线将会给经济战线和政治战线如何如何，用的词全是军事方面的术语。她在毛主席身边多年，这一点没有白学。说老实话，我对江青很了解。江青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就是一个爱学习的女子。她到我家来住的时候，随身带的有一个皮箱，里面全是书籍，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著作家的经典什么的，每天也是抽出许多时间来看书。这一点，应当肯定，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她从参加文艺活动的时候，就是主张文艺为现实的斗争服务，她从来不演和现实斗争没有关联的戏剧和节目。当然我后来知道，她到上海之前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思想非常激进的女人。她身上，反抗的性格非常明显，是一个丝毫都安静不下来的女人。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她当然对文化界和艺术界不满意了。从那个时候就不断地向文艺界发难和开刀，目标不完全是对准一些作家和演员的，而是对准了彭德怀和一切为翻案的中央领导的。现在我们明白了，就是对准刘**和彭真这些人的。”
　　4月16日，中央文件11人起草小组集会于上海锦江饭店，因为陈伯达、康生去杭州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就由江青主持了文件起草小组的第一次会议。由此，中共中央历史上一个非同凡响的《通知》起草工作，再次开始了。
　　4月16日这一天，周**、邓**、彭真、陈毅、叶剑英和各中央局负责人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批判彭真和“二月提纲”。刘**因出访未归而缺席。
　　4月17日，在上海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写出《通知》修改稿后，由张春桥派人带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作了重大修改后，也派人直送张春桥，再行修改。
　　4月20日，刚刚于19日出访归来的刘**，出席了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4月2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的很广泛，朝里有人。”“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两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2月3、4、5、6、7，5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2月3日急于搞一个5人小组文件（指“二月提纲”——笔者注），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这个通知（指正在修改的《通知》——笔者注）也是3种：对、基本对或不对。3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非是翻或不翻。”“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当权，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和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4月24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中共中央的《通知》稿和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决定提交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据王力后来回忆说，后来陈伯达、康生从杭州回到上海，居然“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
　　4月24日这一天，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将中央工作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及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4个人的发言材料，还有罗瑞卿写于3月12日的检查，一同呈报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4月27日，毛泽东又在《通知》稿上作了部分修改。
　　4月28日，29日，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继续严厉地批评彭真和中共北京市委，他说彭真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他要求对彭真的错误“彻底攻”。
　　1966年5月4日，刘**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一共有76人，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外，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以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员身份了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后来一直延续到5月26日。其间，毛泽东一直在杭州，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这次会议的程序和各种文件的起草，都是由毛泽东安排的。会议的情况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报告。
　　李雪峰接到会议通知后刚到北京，叶剑英就跑来对他说：
　　“又发生事情了，你知道吗？”
　　李雪峰闻言，不由得一怔，说：
　　“不知道啊！”
　　叶剑英隐隐约约把毛泽东批评彭真的“二月提纲”的消息给他透露出来。李雪峰心里暗暗叫了一声：“糟糕！彭真出问题会连累许多人的，因为他那个汇报提纲各大局都贯彻执行了呀！”他问叶剑英：
　　“彭真和罗瑞卿的问题有没有关系？”
　　叶剑英说：
　　“彭真实际上是保罗瑞卿的，这一点，我们都看出来了，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林彪曾经给我打过招呼：要我注意彭真的言行，不要和他拉扯得太紧，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问题。”
　　彭真在开会时，紧挨着李雪峰坐。李雪峰看得出来，彭真有许多话想和他讲，李雪峰故意不多搭理他，而且还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会议首先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的讲话，集中批判了彭真、陆定一。
　　接着，与会者纷纷发言，批判彭真。彭真见康生、陈伯达等人都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立刻和那些人顶起来，他要求中央对他进行审查。刘**说：
　　“你彭真到现在还嘴硬，你的个人主义膨胀，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为什么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骗我们？你就是一个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中央的修正主义就是你！”
　　大家见刘**说出了这样的话，都跟着指责彭真起来。
　　李雪峰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会议的气氛紧张起来了！人家一切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彭真根本没有辩护的权利，开始就陷入孤苦境地。彭真一开口，就被康生和陈伯达顶回去了。”
　　中央决定，停止彭真参加会议。
　　刘**在和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谈话的时候说：
　　“彭真在历史上和现实工作中都是反对我的，他总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对我搞封锁，不讲真话。我多次在毛主席面前说过：彭真这个人可是不好领导呀，动不动就以功臣自居，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这一次把他揪出来也是我们党多年来争取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对他的黑帮势力的清理和斗争。”
　　李雪峰也说：
　　“彭真过去是从来看不起我的，多年来我们对北京市的工作无法过问。名义上北京市属于华北局领导，实际上是北京市在指挥我们。”
　　5月5日，毛泽东会见以谢胡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林彪、邓**、伍修权参加了会见。毛泽东在同谢胡的谈话中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5月6日，张春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系统地介绍了彭真、陆定一等人在八届十中全会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5月7日，毛泽东看了林彪送来的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非常兴奋，浮想联翩，他立即挥笔给林彪写了一封复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做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当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3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是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2次世界大战的8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3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产品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信，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这是毛泽东多年来憧憬的要在中国大地上建立的一种理想的新社会的模式。
　　5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化名为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号召一切革命的同志勇敢地站起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登出姚文元撰写的长篇文章《评“三家村”》。这篇文章批判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和吴晗在《前线》杂志“三家村札记”专栏上所发表的杂文。文中写道：
　　“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次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
　　第二天，全国各报刊均转载了这篇文章。
　　在这种形势下，惊动了一位老人，他就是章士钊先生。章士钊连日读到各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详细报道，看形势的发展，他感觉到自己的著作《柳文指要》虽然已经送到中华书局就要出版，恐怕也是难以实现了。
　　5月10日这一天，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流露出对出书问题的担心，并对自己的《柳文指要》作了检讨。他在信中写道：
　　“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绝大的震动。而将自己笔墨工作，仔细检讨，觉得最近提交中华书局准备出版的《柳文指要》，应当撤回重行检查。”
　　“我今日看到《中国青年报》说：我们一定不放过邓拓这一伙，一定不放过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报》亦如是云。于斯世也，天下执笔之士，不能以我与邓拓原不相识，强自宽解，而须将自己之一字一句严行琢磨，是否未侧于一切牛鬼蛇神之列。
　　我的所谓指要，纯乎按照柳子厚观点，对本宣科，显然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文艺僵尸涂脂抹粉。这一类著作，投在今日蓬勃发展的新社会中，必然促使进步奋发的农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体无完肤。”
　　毛泽东在杭州收到章士钊的信后，在信中的“痛加批判”旁边划了一条竖线，还批示道：
　　“此语说得过分。”“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着共产主义的羊头，卖**狗肉的坏人，而不是并不**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点，不是‘痛加’。”“何至如此！”
　　毛泽东写罢批示，又把章士钊的这封信，批转给了刘**、周**、邓**看。
　　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撰写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一文。
　　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秋叶飘落有人愁。物极必反人人知，几人雨前能绸缪？
　　欲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如何发展，情况怎样？请看本传第九卷：风雷磅礴。
　　东方翁曰：关于党内在文化战线上斗争的起因，叶永烈曾经引用过史学家黎澎的一段话，黎澎说：“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她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黎澎的这些话，是针对毛泽东和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之间在对文化艺术的不同立场和观念而说的，无非是要说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也就是说这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叶永烈似乎也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就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情况看，如果说彭真的“二月提纲”是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的话，那么可以说，江青的《座谈会纪要》就是文化大革命发起的一颗重要信号弹，而后来中共中央发出的“五&#8226;一六通知”，则无疑是毛泽东和刘**决战的宣言书了。  

福和中学老师

【注：前306章导读表在56页】

连载：毛泽东大传——324

第九卷：风雷磅礴

第324章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话说1966年5月16日，刘**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反复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通知》对文化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运动的步骤、政策等各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毛泽东在审定修改《通知》的过程中，写上了至关重要的几段话，他写道：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艺术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中共中央同时还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李作鹏在几十年后回忆说：“1966年4月3日中央工作组写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那上面所点的揭发者，才是真正把罗瑞卿置于死地的人呢。中共中央在批转的报告上加了按语，按语中说：‘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这个文件的最后一句就是：‘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同志的4个主要发言，罗瑞卿3月12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4月24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我所说的这些，才是给罗瑞卿同志定的真正罪名。”

　　5月16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和〈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戚本禹在文章中有一段批判廖沫沙的文字，他写道：

　　“你们批判过廖沫沙吗？没有。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就是当年把刻骨的话‘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向文化大革命的主将鲁迅进行攻击的人。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暗箭射向党、射向人民。请问《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对这样的人，你们什么时候作过批判？

　　腐烂的毒草，被廖沫沙说成是鲜艳的花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海瑞罢官》是好得很，‘再写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李慧娘》，是‘有鬼无害’，‘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对于这些为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逆流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在社会上散发了大量毒素的作品，你们什么时候批判过？

　　你们明明知道，《不怕鬼的故事》的出版，是为了鼓舞人民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却偏偏要唱对台戏，在《前线》上发表廖沫沙《怕鬼的“雅譃”》，恶意地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攻击，诬蔑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卑怯和愚蠢’，‘空口说大话’，‘顾前不顾后’，是‘口称不怕鬼而实际上怕鬼怕得要死的人’。请问你们把这样的文章发表出来，究竟是要干什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怕过鬼？你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诬蔑，不是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一模一样吗？1963年5月6日，梁壁辉（即俞铭潢）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接着其他报刊也展开了批判，而你们在这个时候仍然不肯发表批判他的文章。拖到后来，实在交不了账了，这才迫不得已地帮助廖沫沙发表了一篇遮遮掩掩、欺骗群众的假检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什么‘忘记’了‘阶级斗争’呀，什么‘失去了警惕’呀，什么‘划不清界限’呀，什么‘迷失了方向’呀，什么‘不自觉地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作了帮手’呀，像煞有介事地给自己扣上了一堆轻松的帽子。

　　今年4月16日，《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似乎改变了自己以往的强调，说：他（指廖沫沙）决不是‘不自觉给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帮手’，而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但是，这仍然是一顶空洞的帽子。我们要问：这个廖沫沙究竟是干什么的？从他一系列反动的言行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假洋鬼子、土鬼结成**、反人民、反革命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的反动活动事实，你们比我们知道的要多得多，为什么你们不肯作一点揭发呢？看来你们是直到现在还被‘鬼’迷住了心窍。”

　　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

　　“毛主席经历过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得多。他们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毛主席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人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无产阶级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毛主席是天才。

　　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要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权来改变，靠夺权来巩固，靠夺权来发展。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他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在这几个月中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是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

　　“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结合，有的和外国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攻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乱大闹。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了61次政变，搞成了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

　　“从我国历史上看，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3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取了政权，4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从此军阀混战了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

　　“这些历史上的发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夺取了政权16年，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便被赫鲁晓夫颠覆了。”

　　“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来，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非这两杆子不可，所以，值得我们注意。”“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

　　林彪还说：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们现在就杀人，用种种手段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

　　林彪的讲话被批准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县团级。中央在文件中称林彪这个讲话，“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还赞扬林彪“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

　　5月2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和戚本禹来到中南海田家英家中，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说：

　　“我们是代表中央的3人小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关系不正常，杨尚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们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职反省，把全部文件交清，由戚本禹同志代替你管秘书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问：

　　“关于编辑‘毛选’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安子文说：

　　“统统交！”

　　戚本禹问田家英：

　　“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

　　田家英说：没有。接下来，田家英开始向戚本禹交接，戚本禹一样一样做着登记，安子文和王力在一边看着。5点多，安子文、王力先走了。田家英和戚本禹一直到天黑才交接完毕。

　　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永福堂”住宅图书室里两排书架之间上吊自杀身亡，结束了他44岁的生命。他留下的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5月23日，刘**代表中共中央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说：

　　“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

　　调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此前，中央书记处书记有：邓**、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候补书记有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刘**还宣布：

　　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职务。

　　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系统批判彭真的错误。

　　这次会议把彭真的问题议了一下，然后由康生飞往杭州向毛主席汇报。

　　江青特意走到彭真面前，一本正经地问道：

　　“怎么样？有什么感想？这可是你自己跳出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啊。不过，我告诉你，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今后的道路还很长。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你们这一伙反革命黑帮彻底解决，不留下任何隐患。你要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认认真真地交代问题，把炮制“二月提纲”的过程写清楚。”

　　彭真在此时此刻虽然不能反唇相讥，却是满腔仇恨，把江青说的每一个字都铭刻在心里。

　　会议结束后，刘**对李雪峰说：

　　“让吴德当第二书记，你们俩搭班子，要保持团结。现在北京的情况比较复杂，等部队调动完毕后，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说明中写道：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陆定一与其妻子严慰冰反革命案件有密切牵连；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大反斯大林，大反所谓“教条主义”，与中央唱对台戏；反对林彪，对文化革命的态度与彭真相一致。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私录毛泽东和中央常委讲话，盗窃党的机密；同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正常，积极参加反党活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泄露党的核心机密。

　　再说康生到杭州汇报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问题的讨论情况，他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10条，毛主席在听取汇报时也插了许多话。

　　康生立即飞回北京，把10条内容和毛主席的指示，向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分别作了汇报。刘**主持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把这10条内容和毛主席的指示综合在一起，由王力执笔写成一篇社论，发表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其内容依然分为10个方面：

　　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企图和平演变。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第五，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

　　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里，有许多精彩的段落都是源自毛泽东的话。仅摘录两段如下：

　　“党中央对前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是逐步有所察觉的。但是他们修正主义本质的彻底暴露，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和气候。毒蛇也要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才会出洞的。毒蛇一出洞，就立即被毛主席和党中央把它捉住了，就立即被广大的党的干部、广大的群众打倒了。”

　　“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诉我们，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党内的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由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我们党能够及时地识破和摧毁由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垄断的前北京市委这个反动堡垒，恰好表明我们党是强大有力的，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是非常英明伟大的。”

　　此后，社会上出现了打倒“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口号。

　　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1937年投奔延安）、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教师宋一秀、高云鹏、夏剑豸、杨克明、李醒尘7人，因对北京市委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和副书记彭佩云等人传达的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关于文化革命的指示产生怀疑和抵制，在校内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大字报中写道：

　　北京大学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革命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大字报中列举了北京大学党委一两个月以来的工作，认为他们是在破坏文化大革命，是在负隅顽抗、螳臂当车、蚍蜉撼树。

　　大字报中提出：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

　　这张大字报刚刚贴出来，北京大学党委对聂元梓7人立即组织了反击，半天之内，北京大学学生和教师在全校贴出了1500张大字报与之辩论，声势之大反应之强烈，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康生让他的夫人曹轶欧亲自去看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曹轶欧来到北京大学，让她的秘书把这张大字报抄了回去。康生和陈伯达看了聂元梓7人大字报后，认为这张大字报是符合中央精神和毛主席指示的，应该给予支持。

　　5月25日晚上，陈伯达和康生分别给李雪峰打电话，让他去北京大学处理一下围绕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所出现的争论问题。李雪峰说：

　　“我去不好吧，我当市委第一书记的决定，还没有向群众公布嘛。以什么身份去呢？”

　　陈伯达说：

　　“你应该去，去了给大家讲一讲嘛！”

　　于是，李雪峰就带了十几个华北局的干部，在晚上12点左右赶到了北大。他们一到学校，就被师生们团团围住了。李雪峰召开了师生大会，他在会上说：

　　“同志们贴大字报是可以的，但要内外有别。大字报无论如何不能上街，这样影响很不好。你们可以在饭厅门口搭个棚子专门贴大字报嘛。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无组织无纪律是不行的！”

　　5月26日，刘**主持的历时23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完成了毛泽东事先所确定的各项任务，宣告闭幕。

　　此后，康生、陈伯达乘飞机抵达杭州，将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名单，报请毛泽东批准。

　　他们又把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和北京大学的情形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

　　“5月25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意义超过了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这是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康生、陈伯达回到北京，向刘**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对聂元梓7人大字报的评价和指示。

　　事后，刘**问李雪峰对聂元梓大字报的评价，他感到很突然，就说：

　　“毛主席不是已经说了吗？我还有什么可讲的？要是让我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不会把这张大字报公开的。这么一来，北京的学生基本上无法控制，我耽心这样下去会波及到工厂和农村。如果全国都这么折腾，实际上就是天下大乱。”

　　刘**激动地说：

　　“绝对不能乱，乱了毛主席会怪罪于我的。现在北京这个家难当呀。我已经向毛主席说过，请他回来主持工作，他说：你们不是嫌我碍事吗？你们放手干吧，天不会塌下来的。”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通知中写道：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4大区参加的成员（4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此时，毛泽东的亲人们都离开了中南海菊香书屋：前边已经讲过，李敏和丈夫孔令华早已在1963年搬出了中南海居住。毛岸青仍然住在医院，他的爱人邵华在北京大学学习。两个年龄最小的李讷和毛远新也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革命工作。

　　李讷是在1965年夏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工作，化名萧力，吃住都在报社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讷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成为报社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后来，她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当联络员，出入各名牌大学，把摸来的第一手材料向毛泽东汇报。

　　毛远新是在1965年夏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到防空导弹3营1连当兵。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他按照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母校参加运动的规定，回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江青自从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以后不久，年近53岁的她基本上就吃、住、工作在钓鱼台11号楼了。

　　绿树浓荫下的钓鱼台，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钓鱼台因800年前金代章宗皇帝在此垂钓而得名。1958年建成钓鱼台国宾馆，是建国10周年10大建筑之一。国宾馆内布满了一幢幢办公兼休息使用的新式楼房，中央决策的参谋班子人员经常在这里办公、休息、暂住。从50年代末开始，讨伐修正主义写作班子的秀才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承担着大量的日常工作，所以，也在这里占据着几座办公楼。

　　江青在11号楼的办公室十分简单，一张写字台，几个沙发，墙壁上挂着毛泽东红军时期的一幅照片。此外，再没有更多的铺陈。她每星期至少有两次去中南海见一见毛泽东。

　　据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回忆中说：“毛泽东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别人这样评价江青：‘她在30年代是追随鲁迅的，她在文艺上的革命观点同时启发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问题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为她在30年代有那样的胆量和水平，我们才在延安结合。这一点，总理知道，康生同志也知道。你们在适当的时候向全党讲一讲江青同志的这个革命经历。’”

　　欲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后来的运动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请继续往下看。

福和中学老师

连载：毛泽东大传——325
第九卷：风雷磅礴
第325章
　　“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刘**知道吗？你们这些常委们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众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们发动起来，把政策交给群众，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
话说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年级的几个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在学校附近的圆明园废墟上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原来，这几个中学生也受到了此一时期政治气候的影响，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分析、研究、评论政治形势，出于对党中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朴素的阶级感情，决定建立一个组织，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他们的誓言是：
　　“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人类是我们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影响下，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大学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及北京市第25中等学校的学生，也相继成立了类似的红卫兵组织。
　　自此开始，“红卫兵”成为中国最革命的青年学生和最革命的群众组织的代称。
　　后来，红卫兵组织逐渐发展到北京市各大、专院校和全国各地各类学校，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步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5月30日，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周**、邓**，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发去了一封请示信，他们在信中写道：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毛泽东当天即在这封请示信上作出了批示，他写道：
　　“同意这样做。”
　　5月31日，陈伯达率领有穆欣、唐平铸等人参加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自此以后，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掌握了《人民日报》每天的版面，同时控制了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广播。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陈伯达授意、改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将“五&#8226;一六通知”的内容公布于全国。社论还宣告说：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就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篇社论中首次出现了。从6月1日开始，《人民日报》每天发表一篇社论。
　　也就在6月1日这一天，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邓**，因对北京大、中学校的局面无所适从，便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求毛泽东尽快回北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表示暂不回京，他指示刘**、邓**要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刘**、邓**随即又飞回了北京。
　　6月1日，在杭州的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和《光明日报》总编辑室所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登的北大聂元梓7人的大字报作了批示，他写道：
　　康生、伯达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写的针对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这张大字报。
　　是日晚，王力、关锋和康生派到北京大学的观察员曹轶欧，在钓鱼台14号楼赶写了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康生高兴地说：
　　“这下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
　　6月2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上全文刊载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同时，还发表了王力、关锋、曹轶欧等人组织写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此时的刘**和邓**，既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也不同意毛泽东的若干意见。他们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控制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3日，刘**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首先听取已经内定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
　　李雪峰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经形成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专院校有良好的秩序，就要把学生们组织起来，走向正规。他提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8条要求。这8条要求经过刘**修改后，内容如下：
　　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和教学。3、游行不要上街。4、内外区别对待，大字报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能参加运动。5、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6、注意保密。7、不准打人、诬蔑人。8、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刘**还同意了李雪峰的提议，决定从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里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北京新市委工作组，进驻各大、专院校，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刘**要求各级党委要参加运动，要负起领导责任。
　　李雪峰对刘**说：
　　“我绝对不会辜负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6月3日这一天，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了北京大学。
　　不久，经周**亲自批准，中央又从空军、海军及其他单位调来1万多人组成工作组。进驻北京其它各大、专院校，领导文化革命运动。这些工作组名义上受北京新市委领导，实际上是受中央直管的。
　　此后，许多省市也派出了工作组，进入大、专院校，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
　　此时，刚调入中央任职的陶铸也立刻积极参与制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支持派出工作组，并提出了现在就是工作组专政的口号。
　　6月3日、4日两天，李雪峰连续两天召开了北京市有关方面人士的会议，本着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传达了中共中央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他在会上还宣读了经过刘**修改的北京新市委关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8条方针。
　　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
　　《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6月3日由周**亲自撰写的新华社的电讯稿《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电讯中说：
　　“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1、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2、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3、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李雪峰看到这个新闻，打电话请示刘**说：
　　“这个决定公布，毛主席同意吧？”
　　刘**说：
　　“总理请示了主席，主席点头了。”
　　至此，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了北京市委，除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外，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彭真经营了十几年的北京市委彻底土崩瓦解了。
　　李雪峰到北京大学讲了话。他个子不高，穿着灰色裤子白衬衣，手里拿着一把扇子，不住地摇晃着。他说：
　　“我在上学的时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地下党。那时参加共产党是要杀头的，但是不怕死的才参加党。我们在太原也闹学潮，要求革命。但是不管形势怎么变化，我们有一条信念是不变的，那就是跟着共产党走。离开了这一条就会犯错误。这一回，我们在打倒彭真黑帮以后，主持新市委的工作，正如吴德同志说的，我们几个人到北京来就是要演出一场《八大锤》。看我们演得像不像样，请你们来给我们打分。”
　　据吴德后来回忆说：
　　“那时我刚刚从东北来京，对整个运动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刘**在和我谈话的时候说：‘你是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是协助李雪峰同志工作的。希望你们来演一出现代的《八大锤》。’因为我和李雪峰调京的时候，从山西和华北局还调来了另外6个主要负责同志，包括《山西日报》的吴象和山西团省委书记李立功等人。那时北京新市委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权威，北京的运动直接受中央的领导，我们动不动就会陷入政治漩涡里去。李雪峰对我这样说过：‘他妈的，这个官儿可不是好做的，放个屁也会让最高层闻见，我们的一言一行可是要注意呢。弄得不好，就会栽进黑洞里了。’这话，我至今记得清楚。”
　　6月6日和8日，刘**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李雪峰汇报后，又提议说：
　　“这次运动，应该制定一个决定，明确打击的重点是什么？黑帮和黑线的标准是什么？不然，群众心里没数，我们心里也没数。”
　　刘**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比1957年反右斗争的规模还要大，意义也深远。现在还是要放手一些。我们要善于领导和敢于领导这次运动。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要避免被动，避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那个局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转移了这个目标和视线，也不要分散目标，要让广大群众和吴晗、廖沫沙、邓拓一类的黑帮划清界限，明确政策。知识分子有左、中、右3类，通过这次运动，要把他们划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将来依靠谁，团结和打击谁了。这样便于我们对广大群众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
　　6月9日，刘**和周**、邓**、陶铸、陈伯达和康生一块到杭州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刘**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1957年反**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人数要超过1957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
　　康生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点是整一些**？值得研究。如果只是在学校和单位像1957年那样抓**，是否扩大了打击的范围？也未必符合毛泽东同志这几年来的指示。”
　　毛泽东说：
　　“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任务是讲不清楚的。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刘**知道吗？你们这些常委们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众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们发动起来，把政策交给群众，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他说：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73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文化大革命是积累多年的产物，牛鬼蛇神放了许多年毒，主要是1959年到1962年这4年。”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彭真犯过一系列的错误。早几年我已经要撤换他。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
　　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我们最近这场斗争，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7个多月了，最初姚文元发难。他是个青年人。讨论清官等问题。你不是赞成清官吗？你说世界上有清官，我就没有见过。……现在我们不搞清官、贪官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这次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
　　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各大区负责人谈话。据王任重日记记载，毛泽东说：
　　“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要怕。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6月12日，毛泽东在刘**、周**、邓**等人汇报工作时插话说：
　　“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能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他还说：
　　“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
　　6月13日，刘**、周**和邓**等人回到北京，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出了《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上说：
　　“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主任、8341部队政委汪东兴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
　　说起8341部队的来历，其实它是在解放初期从在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警卫的1个师中抽出来的1个团，组建成中央警卫1团，番号为“总字001部队”。后来这个团的番号几经变化，在1963年底到1964年初又改为8341部队。此后，8341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三支两军”中，才一举名扬天下。没想到在十几年后，“思想解放”了，神鬼盛行了，据著名的红学家权延赤说，一些“气功师”、“星象家”、“易学家”便胡诌出“8341”是毛泽东“寿命83岁，执政41年”的谶语。这种低级无聊的无稽之谈不但没有人出面驳斥，反而为十几亿中国人所津津乐道，这不能不说是历史与毛泽东他老人家这位反对宿命论的唯物主义大家开了一个好大的玩笑。
　　闲话少叙。再说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他说：
　　“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是日晚，毛泽东在南昌住了一夜。
　　6月16日，毛泽东的专列直奔长沙，毛泽东在九所6号楼住了一个晚上。
　　6月17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和接待处处长肖根如的陪同下，直奔湖南省湘潭县老家韶山冲的滴水洞。这是毛泽东继1959年之后第2次回故乡。
　　毛泽东坐在一辆吉普车上，在他的前面和后面，均有轿车。张耀祠和高文礼坐在前卫车上，一辆大客车尾随在小车队的后面，里面乘坐的是随行的8341部队的警卫人员。
　　滴水洞离上屋场约4公里，位于韶山冲西边，韶山水库东边，处于南面的龙头山、北面的黄峰山、西面的牛形山3座山峰环抱之中。
　　以前，这滴水洞中即使是在大旱之时，也依然是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在滴水洞前边有一座桥，桥下是一条小溪，这溪水就源自于滴水洞中。后来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中，截断了山沟，滴水洞从此不再滴水，成了一个名不副实的大石洞。
　　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在接替了湖南省第一书记周小舟的职务后，为了完成毛泽东想在滴水洞盖一个茅棚的心愿，专程到滴水洞考察了一番。这个地方果然是风景幽雅、山势险峻，安全保密，即使发生了武装政变，也可以在山上凭险抵抗。张平化将建房的计划呈报给中南局书记陶铸，经陶铸批准，拟拨1亿元人民币进行兴建。湖南省委立即组建了领导班子，由省委秘书长任总指挥。这群代号为203工程的秘密建筑，从1960年下半年破土动工。由于3年经济困难的原因，领导者只好因陋就简，任命省建工局工程师刘鸿庆为总设计师，参照中南海毛泽东住所的建筑式样，吸收了苏式建筑保暖防寒的特点，设计出1、2、3号主体工程。1号楼为毛泽东专用。2号楼是2层的客房，共24间，供陪同的中央负责人居住。在与1号楼相邻的2号楼的回廊边有数间偏房，由毛泽东的贴身卫士、服务人员居住。3号楼有数层，距1号、2号楼约百米之遥，在距洞口不远的山脚下，是随行的警卫部队战士和省委接待人员的留宿处。这项工程及从韶山到滴水洞的唯一的柏油马路，一直到1962年年底才终于完工了。
　　滴水洞及其建筑的确是一个非常隐秘、十分僻静的所在，哪怕飞机从上空掠过，也拍不到这里的任何建筑，只能从飞机上看到一个拳头形状的山窝。就是从龙头山、牛形山、黄峰山上走一圈，从任何地方向谷底俯瞰，也看不到一点建筑物。只有站在毛泽东祖父坟头的大石鼓上，仔仔细细地向下眺望，才能看得见万绿丛中有一抹青灰色的屋脊，那就是第1号楼。
　　毛泽东一行的车队到了滴水洞洞口，毛泽东下了车，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抬头望望葱绿的群山，高兴地说：
　　“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张耀祠和高文礼请毛泽东住1号楼，他们俩则住在2号楼。8341部队的战士们住在3号楼。
　　在滴水洞外围的高山要道上，由当地部队部署了警卫，滴水洞的内卫警戒则由8341部队负责。
　　此时，天气十分炎热，滴水洞别墅还没有冷气设备，肖根如指挥从长沙用卡车拉来几个大水桶和冰块。这次随同来滴水洞照料毛泽东起居的，是专列上的两位女服务员郭国群、张玉凤，还有一位男服务员小周。他们把冰块分放在木桶里，用电风扇把冰块吹溶成冷气，使室内的温度降低。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种‘土空调’不错嘛。”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热得直冒汗。
　　毛泽东在滴水洞期间，一架专机往返于北京——长沙之间，每天给毛泽东传递着北京和各地的最新消息。
　　毛泽东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就是思考问题。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是烦躁不安，在室内猛抽着烟踱来踱去。按照他的习惯，凡有重大事情，工作人员是不能打扰他的。毛泽东将他的思虑凝聚于笔端，赋七律诗一首，题为《有所思》。诗云：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丛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宇宙，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七亿人民有所思。
　　有一次，毛泽东和吴旭君谈话说：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还常在山下散步仰望虎歇坪，很想上去看看祖父的墓地。
　　原来，这虎歇坪是滴水洞南面的龙头山后面的一小座山，山上有一块大石，其状如鼓，人称“大石鼓”，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就葬在这里，他的很多亲人也葬在这一带山上。
　　有一次，毛泽东朝着右边的虎歇坪陡峭的山路上走去。工作人员担心他年事已高身体吃不消，连忙说：
　　“主席，山上没有路，荆棘多不好上去。”
　　毛泽东才打消了上山的念头。
　　6月16日至18日，康生、江青等人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会议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
　　6月18日上午，进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正在集中开会。北京大学的化学、生物、东语、西语、中文、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批斗干部、教师的事情，总共有60多个干部和教师被群众批斗。工作组立即赶到现场，加以制止。
　　原来，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以后，成功地利用了刚刚建立起来的红卫兵组织，使之成为工作组和党委的一支重要力量。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受到排斥和压抑的青年学生也纷纷成立了独立的红卫兵组织，有的学校甚至还出现了几个红卫兵组织。自此，在红卫兵组织之间发生了裂变。原先工作组支持的红卫兵形成了所谓的“老文革”，而作为反对派的那些新成立的红卫兵则统称为“新文革”，这就逐渐形成了“老文革”和“新文革”两大派别之间的斗争。“新文革”这个反对派与工作组对立的事件时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组的正常工作，所以就难免会受到工作组“反干扰”的压制。这就是“6&#8226;18”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
　　6月19日，刘**听取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汇报，他认为在北京大学批斗干部和教师的6&#822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指示李雪峰马上派人前往北京大学调查处理。
　　北京大学工作组根据刘**的指示，把反对工作组的群众打成了反革命，把“6&#8226;18”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
　　这一天，刘**又给李雪峰打电话说：
　　“我考虑了很久，想让王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运动的发言权。最好让她担任清华工作组的一个领导职务，给她创造一个提高和学习的条件。你看怎样？”
　　李雪峰说：
　　“很好，清华大学是北京运动的重点，王光美同志去那里最好，我很快办好这件事情。”
　　6月19日下午，王光美按照刘**的指示来到清华大学蹲点，正式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的领导工作。她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对学生们说：
　　“我是按照刘**同志的吩咐来看大字报的。”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对待革命的大字报采取什么态度，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区分真革命和假革命，区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一个重要标志。你是革命派么？你就必须欢迎大字报，保护大字报，带头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写大字报，放手让群众揭露问题。你是保皇派么？你就必然对大字报怕得要死。见了大字报脸色发黄，浑身出汗，千方百计地压制群众的大字报。害怕大字报，就是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民主，害怕无产阶级专政。”
　　6月20日，北京大学工作组将处理“6&#8226;18反革命事件”的简报即《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呈送中共中央。刘**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了这一处理报告，他在简报的批语中写道：
　　“现将9号简报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刘**作了批示后，又对李雪峰说：
　　“我和总理、**、陶铸、伯达、康生于6月9日至12日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了北京及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我向主席说明，学校的文化革命可以采取3种办法，一是夺权，这是少数，也就是像北大那样把黑帮黑线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二是批判学术权威，如批判像翦伯赞、匡亚明那样的反动分子。三是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系列的问题。城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和四清结合起来搞，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讲话后，主席说：
　　‘听听群众的意见吧，我们不忙着下结论，也不要匆匆忙忙地派人下去。吴晗这些人搞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而不让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纯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我看就让他们猖狂进攻，也可以上街游行，拿上枪来搞政变、搞叛乱，我都赞成。事情都是要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出现了也好，也是正常的，我们无非退出城市，再到农村打游击，或者叫我们的后代再搞一次革命罢了。’
　　所以，大家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结论。主席的这些话，应该是极而言之的，我们不能让它到了那个地步，所以，该怎么办，一定要有决心和办法。”
　　后来，刘**还在批转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上写道：
　　“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
　　据团结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红卫兵秘录》一书记载：“据北京24所高校的统计数字，1966年6月23日止，被宣布的‘反革命’、‘**’的学生10111个，支持他们被同样宣布为‘反革命’的教师达2591人。”
　　6月20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江青、张春桥起草的《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
　　6月下旬，陈伯达在怀仁堂会议上根据上海的意见，给邓**递了一个条子，说：
　　“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邓**批评陈伯达说：
　　“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了套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
　　陈伯达说不出道理，回到钓鱼台14号楼就坐在地毯上哭，他说：
　　“上海不要工作组，这里又批评得这么凶！”
　　陈伯达将北京的情况报告了上海，江青传话说，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要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
　　欲知毛泽东如何处理工作组问题？请看下一章详述。